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否具有“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我们可以从施行那种制度的实际效果来作判断。
首先可以从近几十年间西方国家向许多发展中国家输出那种民主制度的效果来作判断。

不久前，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撰文指出，虽然1974年以来已有90多个国家“过渡到民主政体”，但“民主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还有一些老成员）都表现不佳”。在一些国家，“精英们的行为无所顾忌，为所欲为。如果举行竞争性选举，那选举就会变成血腥的零和争斗，各方都孤注一掷，谁也输不起。普通百胜不是真正的公民，只不过是有权有势的地方首脑的依附者，那些地方首脑又是更加有权有势的庇护人的依附者。权力和地位的极端不平等造成了垂直的依附链条，它的稳定性通过庇护关系、胁迫和在选举中对种族的自豪感和偏见的煽动而得到保障。官员以政府为攫利财源。强势者榨取弱势者。”（美国《外交》杂志2008年3、4月合刊）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谁还能说西方式的民主政体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普遍适用的民主形式呢？

那种民主制度在它的母国的施行情况又怎样呢？我们且以当今的美国为例，看看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

不久前，担任过克林顿政府司法部长的罗伯特•奈克教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题为《资本主义怎样扼杀民主》。该文提要指出：“人们认为自由市场导致自由社会。然而当今气势汹汹的全球经济正在销蚀着全世界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民的权力。在迎接你的这个世界里，资本的利益压倒了公共利益，政府充当大企业的后台。”奈克指出，“民主并不仅仅是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过程。它是一种唯有靠公民联合起来促进公共利益才能实现的制度”；“民主被削弱，主要是因为公司为了在全球争夺消费者和投资者。不惜投入空前巨额的钱财进行游说、公关，甚至给予贿赂和酬金，以寻求能够使他们胜过竞争对手的立法。由此引发出争夺政治势力的军备竞赛，它掩盖了普通公民的声音。例如在美国，国会全力投入的那些斗争，那些消耗了全体国会成员数周乃至数月时间的斗争，都具有互相竞争的公司或行业之间的争斗的特色”。（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7年9、10月合刊）

在美国实行自由选举的情况又怎样呢？2008年4月23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专栏作家斯提芬•利维的文章，题为《每个选民都是一个微观目标》，其中说到，美国两党争取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政界头面人物都请了一些软件公司利用所谓“微观目标锁定”技术为他们搜寻可能对他们胜选产生重大影响的选民群体，把他们作为重点争取目标。他们要搜集的重点目标的资料“包括一些公开的项日，如党派归属，按邮政编码估计的收入水平和住房状况，还有相当详细的消费偏好，诸如开什么车，到哪里度假，喜欢什么娱乐”。“把那些特性和行为的信息与其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态度联系起来，其价值就不可小视了。“例如，共和党头面人物罗姆尼前些时候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曾委托一家软件公司为他寻求可能争取的选民群体。他的稳固票源来自“乡材俱乐部共和党人”，那是一些有钱人，十分关心有利于他们发财的财政主张。那家公司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群体，虽然不大相信罗姆尼，但有可能接受他的经济政策。这些人“不如乡村俱乐部的人那么有钱，但消费习惯却同那帮势利之徒极为相似，开运动车，去影剧院，买天然食品”。而且，“他们认同他们竭力模仿的那些人赞同的政策”。于是，给那些竭力模仿者打电话宣传罗姆尼的税收政策，果然取得了成效。作者对这样争取选票的作法深表忧虑，说道：“如果候选人的目标就是那样的微观目标，那些候选人还可能是正人君子吗？”

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事实都证明，西方那种民主制度决不具有什么“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人硬要宣扬它具有什么“普世价值”或“普适价值”呢？美国新保守派代表人物、现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卡根，对此曾有过十分坦率的表白。

2007年9月2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载了卡根的一篇文章，题为《世界在分裂……民主遭围攻》。该文声称，当今世界已经重新陷入“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说什么美国面对着中国、俄罗斯等“‘专制国家”的挑战，应该奉行“旨在推广民主并旨在加强民主国家间的合作”的政策，“应该与其他民主国家联手，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既反映又推进它们的共同原则和目标”。就是这个卡根，在今年1月接受德国《时代》访谈时，直接说到了怎样促使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他说：“从美国的角度看，合作的目的始终是：与中国合作是为了改变这个国家。中国人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这是自由世界观：我们与中国人做生意越多，他们就会变得与我们一样。我认为应该更多地考虑在这种经济战略中所缺乏的东西：支持持不同政见者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开放。”（原载德国《时代》2008年l月17 日1期）

值得注意的是，卡根在这里不但十分坦率地表明了他们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化”的政治目的，而且还说“中国人也完全明白这一点”。我想，这是必须警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