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论坛（2016）”10月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为期两天。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科研机构、知名高校的5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与会学者将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习近平5.17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议题进行充分交流和探讨。 

　　　　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研究员在开幕式致辞中强调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赵岳红参加会议，副所长冯军参加会议并作闭幕总结发言。 

图为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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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梁柱发言强调：“坚持不忘记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首先，党的95年历史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证我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社会指明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其次，党的95年历史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指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只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具有预见性。再者，党的95年历史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团结是党的生命，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行动和胜利的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建立在坚定的原则的基础上，特别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统一的基础上。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汪亭友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民粹主义”成为时髦语，用来描述西方和我国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或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出并批判的民粹主义，主要是指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期望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不依靠无产阶级而直接依靠农民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思潮。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到来，特别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民粹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很少再被人提起。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黄小钫指出，现代民主政治既是政党政治，也是代表政治。政党作为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承担了一系列的政治功能，如代表、目标制定、利益表达和聚合、精英遴选等，而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是代表功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代表观，回答了“为什么”代表、“谁”代表、代表“谁”、“如何”代表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有效地回应了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夺取进而巩固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为理顺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际关系和党社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还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理论资源。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政治代表观也面临着代表功能弱化、问责机制缺失等挑战，因此，需要丰富政治代表观的内容，完善政党利益代表机制，充分发挥政党代表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杜家丞发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核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到实际、从抽象到具体的不断深化、完备的发展过程。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文献来看，“领导核心”具有抽象价值层次、制度实现层次和基层实践层次的丰富内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增强历史使命感与担当意识，坚持保证和发展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从严治党、勇于改革，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领导核心”的内涵，才能确保自身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春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集体交接班制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主要表现在：实行民主协商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集体选拔方式比单纯实行选举的方式更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长期培养锻炼与与全面考察选拔相结合的方式比单纯的民主选举更能选出贤能的领导人；依法有序的权力更替比西方几年一次的频繁选举更加有利于社会稳定与政策的连续性。在实践中，中国高层集体交接班的成功有助于对打破西方选举制度的迷思，对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制度化更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的权力更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博士陈承新认为在党的十八大提出转变纪检机关职能的工作部署前，纪委机关曾长期将工作重点放在对于案件的查办之上，对日常监督工作的建设则有所忽略。容易引发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再次出现；可能使纪律检查工作在合法性和有效性等方面遭遇阻力等危害。她指出对纪法关系认识不清，对纪检机关与党外组织和个人的关系认识不清，纪检机关与不同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渠道不畅是导致当前纪律检查工作中所面临纪法衔接问题的主要原因。必须提高对纪法衔接的正确认识，不断探索、丰富和创新党组织内部的核查手段，纪检机关工作人员应充分熟悉并善于运用行政监察和公检法机关掌握的各类核查手段，加强纪检信息化平台建设，提高纪法衔接工作的效率，在纪检工作中实现常态化纪法衔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我们确立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如下：国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研究员王炳权对为什么需要研究、如何研究、如何描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阐释。

　　关于为什么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范畴，一是需要在研究中回应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梳理；二是在政治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被忽略；三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实力较弱。

　　关于如何研究？认为应该辨析范畴，进行理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的描述，可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对表述方式，表述为解放、建设、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仓指出，自有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阶级、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本质上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决定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依法治国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其历史任务的治国方略；一定程度上的阶级斗争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依法治国同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兰洋指出，“绿色共享”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自然三大系统的结构性问题而提出的新思维、新举措，包含狭义和广义两重内涵。其理论基础是三大系统的共生性和交互作用；实现主体包括政府、市场（企业）、个人三元结构；实现过程需要经历基础、提升、理想三大发展阶段。就狭义绿色共享而言，当前工作的重心在于“保基本、促协调、补短板”，提高绿色供给的可持续性和均等性。既要把握重点，立足于三大阶段性目标；又要整体推进，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就广义绿色共享而言，则包含产业、要素、制度和政策四大层面，重点在于加快形成“产业转型、创新驱动、体制改革、政策保障”的总体格局。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陈华森指出，新中国建立后，西南地区创造出了许多民歌和山歌，以各民族喜闻乐见的情感表达形式，表达了各族人民的社会心理和政治心理，抒发了其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感受，反映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族际认同心理传统。西南地区这一族际认同传统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是过去和谐族际关系建构的心理基础，也是当下以及今后进一步建构更加和谐的族际关系的心理支撑。

青海大学青海省情研究中心教授李臣玲指出，一致性和多样性这一关系是统战领域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关系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当前统战工作在社会各领域开展正是围绕解决这一矛盾而展开的。青海省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民族关系是统战工作中的关键议题，在多民族混杂居村落中，通过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充分发挥二者之间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是把握好当前青海省各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笔者通过多青海省三个多民族混杂居乡村进行田野调查，通过探讨多民族混杂居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其走向，进而分析多民族地区统战工作的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西南民族大学讲师王虹指出，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表面看是对立的，但它们都来源于政治方法论中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弊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导致谈民族问题的时候，只谈个性，不谈共性，只谈特殊性，不谈普遍性，只谈不同的文化现象，却不谈共同的历史融合大趋势和共同的历史基础，这种民族观念必然导致分裂意识的产生。要避免这种危险的趋势，在政治思想方法论方面必须批判和摒除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并在辩证法的联系与发展思维方法基础上，实现政治学方法论的转变——走向对世界整体性的认识，从而超越对国家民族的狭隘而固定不变的观念，建立起以整体论为核心的新的政治学方法论，为当下的世界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新的路径。

青海民族大学教授贾伟指出，中国藏区区域广大，横跨五个省区，地位重要，藏区社会治理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玉树藏族自治州在把握州情的基础上，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施行了“村寺并联治理”的模式（体系），在实践中取得了成效。玉树州的村寺并联治理模式是中国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来自基层社会的有益探索，作者就此作了田野调查，梳理了玉树州村寺并联治理模式的内容和体系，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总结和讨论。

武汉大学教授梅荣正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一门党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要求。一要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念。不能无限扩大马克思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方面抽象出来，按自己主观意愿阐释马义；不能把西方解释马克思主义学派当成马克思主义；不能以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为标准判断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二要发展创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要在中共领导下，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人民专政理论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要创新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发展，正确处理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正确认识经济方面涉及全局大局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三要正确使用现代化概念的问题，不能将现代化概念泛化。中国现代化就是就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根本保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把现代化概念泛化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副教授李广平指出，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最基本的问题，而国家本质和职能又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首要问题。毫无疑问，阶级性是国家的本质。阐述了什么是阶级以及阶级是如何通过国家体现的。所谓阶级就是一定历史时间——空间之中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体系，也就是指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运动。现代阶级是以资本和剩余价值相互作用为核心本质的生产关系系统，是以社会总资本（社会总产品）再生产、循环方式为主导、核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辩证关系。国家的阶级本质一方面通过国家与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得以体现，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和再生产的关系得以体现。国家的职能、运行功能、性质、运行形式，体现了国家和剩余价值生产，生产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关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任远指出，以往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普选权的批判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初期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因此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只是历史的产物，不具有时代解释力。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普选权虚伪性的批判，并不仅仅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理解由生产领域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只有通过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不平等性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才能明确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民主，一定是建立在平等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上的政治自由。

河海大学靳晓霞副教授结合衡阳、辽宁人大代表贿选案，对人大代表间接选举中贿选的特点、危害、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解决的途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人大制度运行的起点，也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基础上，民主制度和权力运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选举中贿选的发生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然挑战。这两起贿选案件突出的表现为：贿选的参与者主要是资本所有者和权力行驶者，以金钱进行贿赂，权钱交易明显，有“钱”主选举的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选举的异化。贿选呈现出潜规则畅行和权钱交易的网络关系，使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等选举组织和党的领导相形见绌，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纪律难以落实。贿选的危害极其严重，人大代表由贿选产生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亵渎，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相悖，是对人民民主价值的挑战。贿选的发生与贿选参与者的思想认识、贿选的收益、制度的漏洞、当地政治生态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与社会主义对资本的控制和对权力的规范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避免贿选的发生，既要加强思想价值观教育实现思想上不想参与贿选，更要加强选举监督等制度建设使客观上不能进行贿选，也要建立严格的惩处机制促使不敢贿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桁林指出，唯物史观既然被称为“史观”（idea of history），那么将它置于观念谱系中加以审察也是恰当的。近代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本动力无疑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但仅此还不足以导致新阶级的鸿沟和阶级斗争，甚至一开始它们还无从产生。只有当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同时伴随着私有化，近代史才会发生惊险的一跳，引来大动荡、大裂变。从长远来看，这显然不是历史辩证法的唯一答案，更不是最终答案。所以，唯物史观要从观念谱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给出最终答案。显然这个答案无法从传统教科书和理性建构史学中得出。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宋朝龙指出，罗尔斯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左翼政治哲学的著名代表之一。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具有显著的平等主义倾向，但是其平等主义的背后，是其形式主义的自由主义哲学，这种自由主义哲学使罗尔斯的平等主义逐步降低为对资本主义的微不足道的改良，使这种平等主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面前，在应然与实然的矛盾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本文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分析对象，首先介绍了罗尔斯正义论的主旨，然后对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原则、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以及罗尔斯正义论的历史唯心主义性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对罗尔斯政治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本文最后讨论了罗尔斯政治哲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肖光荣对领导干部无为的表现及改进措施做了阐释。不管是“无为”问责精神还是问责办法都在马恩列斯的思想和实践中有所体现，具体体现在：监督问责方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及同级之间形成全方位监督；工作作风方面：反对“奥勃洛摩夫习气”和官僚主义；薪资待遇方面：报酬相当于熟练工人的标准；社会地位方面：由选举产生并可被撤换，受群众监督，是人民公仆。指出，应当加强党性教育、学习教育、教育、激励及问责机制以改善认识不足、能力不足以及不敢当的干部无为。

 中山大学博士生陈晓斌认为，毛泽东对于“民主新路”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力求克服三种困境：帝王政治观的官本位思想、资本主义民主的利益博弈逻辑、“非经典性”革命道路带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内在弊端。为实现这一追求，毛泽东与那种将民主从社会性质中抽离出来进行工具化、技术化的思考倾向不同，坚持将对民主的思考置于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价值追求中，展现了对社会主义与民主之关系的独特看法。依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话语表达和历史实践，可概括为如下表述：社会主义与民主有着天然的联系，本质上属于“双重互构”的关系，一方面，民主只有奠基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才有可能避免把民主当作不同利益集团竞争领导权的博弈过程，从而走向真实和全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充分体现民主，才能充分实现它的应有价值。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强发言指出，马克思把国家划分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两种形态。国家形态说与国家类型说的比较分析认为，国家形态说与国家类型说都遵循了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只是基于社会形态划分的不同视角而作出的不同理解罢了。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两种形态的区别在于，社会决定国家，研究两种国家形态的差别就要首先研究它们社会基础的差别。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其现代国家建构，必训遵循人民民主根本原则，必须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需要建立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国家制度体系，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定位。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田改伟指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取得的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最生动的展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成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阶段，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取得巨大进步，都是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领导人民革命到执政，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自身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自身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最关键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物质力量和中介，是把科学的理论用来改造世界的推动力量，自身是也被科学理论缔造的政治组织。党的建设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效果如何。党的力量强弱衡量是马克思主义力量强弱的主要标杆。党的建设的成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败。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必须要把党的建设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关注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史为磊指出，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课题，需要我们坚持长期不懈地进行研究和探索。2001年建党80周年江泽民同志正式提出“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这一重要命题。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一度出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的高峰，此后研究者们转向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执政经验的总结上，今后需要从经验研究视角上升到哲学研究视角。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的执政规律，从苏共执政失败的教训来反思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并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上升为规律性的内容。“执政历史——执政经验——执政规律”是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本思路。如何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中高度凝练执政规律，这就需要从哲学的认识角度来深入研究执政党的三大规律，包括政党执政的基本规律、共产党执政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殊规律。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还需放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高度中进行考察，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学说的研究。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徐海燕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其内在逻辑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坚持和发展具有时代特点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的现实运用原则,即坚持底线思维的原则、坚持阶级性原则,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虽然当今世界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还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但中国共产党更需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因为愈是中国的，就必然愈是世界的，也愈能带动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赵子林、刘迪翔在发言中指出，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其意指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始终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中，因此任何统治想要持续，都必须源源不断地补充各种合法性资源，以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居安思危，奋发有为，积极拓展合法性资源，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冯军作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