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政治学会迎来成立40周年。学会以学术年会的形式在北京隆重举行庆祝活动；各地政治学会和一些高等院校也先后举办学术研讨会，庆祝中国政治学界这一重大历史时刻。 

在筹备庆祝学会成立40周年活动过程中，有学者提出，中国政治学会在民国时期（1932年）就已经成立，因此，中国政治学会不是成立40周年，而是恢复重建40周年。笔者就此进行了一番考察。 

中国政治学会历来以1980年12月为自己成立的时间点。据中国政治学会档案资料，新华社1980年12月28日以“政治学又获新生——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为题报道学会成立的消息。学会内部刊物《政治学研究通讯》1981年5月试刊第3期报道：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2000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致中国政治学会贺词，称“值此中国政治学会成立20周年之际，谨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政治学界的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问候！”2010年，中国政治学会举办了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 

但是，民国时期成立过中国政治学会（以下称之为“旧中国的中国政治学会”），也是事实。1949年该学会的创办人、主要负责人随国民党败走台湾。但是，从1949年到1980年跨度长达31年的时间里，新中国政治学会并不是空白，中国政治学会不必也不能接续到民国时期的同名团体，新中国政治学会有自己的起点。 

旧中国政治学会的组建及归宿 

旧中国的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于1932年，创办人是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杭立武。 

杭立武生于1903年1月26日，祖籍浙江杭州，清末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其祖父杭锡和逃到安徽滁县落籍。1917年，杭立武考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1919年进入金陵大学政治系学习，1923年毕业；1925年参加安徽省公费留英考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进入教育部复试，顺利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1927年，在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教授鼓励下,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担任名誉研究员，翌年获该校硕士学位，随后返回伦敦大学继续攻读政治学；192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考试院编纂兼考选委员会编纂室副主任，并兼任金陵大学研究教授。1930年应聘为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受聘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49年3月起，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 

据杭立武自述，“我出任中大政治系系主任未久，有鉴于国内学术团体正如雨后春笋，唯独缺政治学学术团体，因而立意成立有关政治学的学术团体。当时国内的学术中心虽在北平，但在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亦不乏杰出知名学者，加以历年在海内外所结识，认为政治学方面的人才已经不少，就凭着一股热情与勇气，分函各地知名学者如周鲠生、王雪艇（世杰）、张奚若、钱端升等人，征询意见，他们对此拟议，都出乎意料之外的表示支持，因此决定抓紧筹备。” 

杭立武这样记述“中国政治学会”筹备成立过程：“中国政治学会之发起，始于去夏（1931年）。时愚在中央大学，初与政治系同事陶希圣、吴颂皋、刘师舜、梅思平、杨公达诸君言，皆表赞同。会暑期各地友人过京者，如张奚若、周鲠生、高一涵、皮皓白诸君等，与谈此事，感乐观速成，促即正式发起。经即通函各地，征求发起人，未匝月而京沪平津武汉青岛广州各校络绎赞同者，五十余人。足征政治研究学者之组织学会，实久具此需要，偶经提倡，竟群谋裣同也。唯以同志散居各地，召集非易，当与高一涵君等先拟会章草案，即以通信方法，征询各同志同意，并请推选筹备委员，共策进行。以东北事起，继以沪案发生，迟滞数月，至本年三月底，选举始告竣事。当选定周鲠生、高一涵、张奚若、梅思平、萧公权、刘师舜诸君及愚等七人，继续进行。遂于七月十三日在京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决议于九月一日召集全体发起人，开成立大会于南京，此本会筹备成立之经过也。” 

1932年9月1日，“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45人，选出周鲠生、浦薛凤、钱端升、王世杰、杭立武为常务理事；杭立武兼任总干事，负责处理日常会务。 

1935年，“中国政治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1936年，召开第二届年会，地点均在南京。因日本加紧进逼中国，年会以外交策略为主要议题，会后送请政府参考。其后，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年会无法接续；直到1942年，“中国政治学会”随国民政府南迁重庆，第三届年会才得以召开，并依照内政部民众团体组织条例新规定，选出王世杰、钱端升、浦薛凤、张忠绂、马洗繁、黄正铭、周鲠生、张汇文、萧公权、陈之迈、杭立武共11位理事和蒋廷黻、高一涵、张慰慈3位监事，推举王世杰为理事长，杭立武续任总干事。 

1949年，“中国政治学会”主要负责人王世杰、杭立武等追随蒋介石出走台湾。1952年，在“中国政治学会”在台会员座谈会上，杭立武提出复会建议，获与会者赞同。1953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台北举行第四届年会，仍由王世杰担任理事长，黄正铭、杜光埙先后出任总干事。1973年，杭立武接替王世杰出任理事长，王世杰转任名誉理事长，连战、陈治世先后任总干事。1980年，杭立武卸任理事长，转任名誉理事长，直到1991年逝世。继杭立武之后出任理事长的有连战、朱建民、雷飞龙、魏镛、包宗和、黄德福等。 

显然，旧中国的中国政治学会随着其主要创办者同国民党政权一起出走台湾，已经不能代表新中国的政治学界和政治学人。新中国应当有新的政治学学术团体取而代之，这个团体必须与追随国民党当局的“中国政治学会”作出切割。历史事实也的确依此逻辑。 

新中国政治学会的起点：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 

2020年，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学会秘书处编辑了《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与发展：我所了解的中国政治学会与政治学人》一书，其中《中国政治学会诞生记》一文的编者题注写道：“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组建中国政治学会，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立了新法学研究会和新政治学研究会。1951年11月底，新法学研究会与新政治学研究会合并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简称‘政法学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法学会遭冲击，一度中断活动。”虽然表述不尽准确，但是提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成立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 

关于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194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这样报道：“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18日在北平成立。”因此，准确地说，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立的是“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担任大会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著名领导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如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陈毅、高岗、马明芳、聂荣臻、黄克诚、张奚若、章伯钧、谭平山、王昆仑、罗隆基、钱端升、沙千里、王炳南等及政治学界、党政军实际工作者代表126人出席成立大会，足见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学研究和作用的重视。 

在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大会主席林伯渠致开幕词。 

林伯渠首先介绍这次会议发起人的组成：一是各方面从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研究与实际政治工作的代表性的人物；二是从事人民政权工作或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三是各大学政治学院系的教授或从事政治学术研究的朋友。开幕词明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发起新政治学研究会，由此成立一个筹备会，来筹备召开新政治学研究会代表会议。 

林伯渠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政治的含义。他说，所谓政治，乃是阶级的政治，乃是阶级与阶级间相互关系的政治，乃是阶级斗争的政治。抽象的政治、超阶级的政治，在历史上都是没有的，并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所谓政治学的根本区别”。 

林伯渠指出，我们发起成立新政治学研究会的目的，是要团结全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研究和实际政治工作的朋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国社会和国家的性质，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与政治制度，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建设和学术界服务。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已经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证明了不仅帝王将相打天下坐朝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也已随着资本主义日渐腐朽没落，进入或快要进入历史博物馆了。 

林伯渠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主张和将要建立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他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国内外关系，认清了革命胜利前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而在革命阵线的组织上，则应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还要在国外联合苏联，联合各新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各被压迫民族，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要推翻的是封建买办阶级的国家，而所要建立的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林伯渠还指出，毛主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给中国人民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动员与组织了中国人民的雄伟力量，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胜利的基础上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共同的政治纲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政治史上展开了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阎宝航报告了发起人会议筹备经过，王昆仑报告了新政治学研究会暂行简章初步草案。会议通过筹备会组织办法，选出于振瀛、王炳南、王昆仑、吴茂荪、吴觉农、汪季琦、沙千里、林伯渠、周恩来、金仲华、宦乡、高崇民、陆定一、章伯钧、孙晓村、陈绍禹、张东荪、张奚若、许宝驹、曹孟君、梅龚彬、闵刚侯、乔冠华、雷洁琼、杨明轩、杨刚、潘震亚、潘汉年、邓初民、赖亚力、齐燕铭、钱端升、阎宝航、谭惕吾、罗隆基35人为常务委员，推举林伯渠为主任，陆定一、张奚若、王昆仑、高崇民为副主任，阎宝航和赖亚力、吴茂荪分任正副秘书长。 

会议中，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上海市长陈毅报告了上海行政工作经验，张奚若、章伯钧、谭平山等也都作了讲演。 

林伯渠在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上的开幕词，从“政治”的含义方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一切资产阶级所谓政治学的根本区别，旗帜鲜明地宣示新政治学研究会成立的目的和任务，为新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和发展指明了道路。这与旧中国政治学会有本质的区别。可见，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的召开，是新中国政治学会的起点。 

新中国政治学会的前身：中国政治法律学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适应未来国家政治法律建设需要，在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之前，还成立了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筹备会。 

1949年6月26日，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发起人大会在北平召开。沈钧儒担任大会主席，董必武在会议闭幕前到会致辞。会议推选41人为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筹备会委员，宣告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 

1951年初，林伯渠在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负责人座谈会时，鉴于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和新法学研究会筹备会性质相近，建议将两会合并。这个建议得到与会多数人同意。11月，董必武和林伯渠邀请沈钧儒、王昆仑等再次商量，他们都同意合并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以下简称“中国政法学会”）。 

1951年11月底和12月初，两个研究会的筹委会分别召开会议，通过了两会合并成立中国政法学会的决定。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推出王昆仑、阎宝航、雷洁琼、曾炳钧、楼邦彦，新法学研究会筹委会推出沈钧儒、谢觉哉、史良、张志让、钱端升，共同承担中国政法学会的筹备工作，并推举董必武负责主持。 

1952年2月23日，董必武正式写报告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并转毛泽东、中共中央，说明中国政法学会筹办经过。7月15日，在政务院政法分党组干事会上，董必武就中国政法学会的方针、任务、学会正式成立的时间、成立前的准备工作以及登记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委会和新法学研究会筹委会的老会员、吸收新会员应注意的问题做了详细说明，得到会议同意并形成一个正式会议记录上报政务院。会后，董必武又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 

在此期间，由于党内有同志对成立中国政法学会提出异议，造成此事迟迟不能确定。担任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的董必武十分焦急。1953年2月28日，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重新说明学会筹备经过，着重阐述正式成立中国政法学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信中，他解释了确定在第二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后召开成立大会的原因：许多参加学会成立会的人就是参加全国司法会议的人，这样做是为了省时间、省经费。4月3日，他再次就召开中国政法学会成立会的问题，给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并政务院政法分党组干事会写报告，说明成立中国政法学会的筹备工作已大体就绪，建议政法分党组干事会近期开会研究，并将学会即将成立的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将学会章程、宣言、人选名单附后送请审核。4月6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同意”。4月8日，彭真主持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党组干事会第25次会议，决定“同意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在第二次全国司法会议后即召开成立会。按照周恩来指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原则上由政法党组负责，领导机构人选以董必武所提名单为基础与中央统战部等有关部门商洽，原则通过学会成立宣言草案、章程草案”。4月10日，毛泽东阅董必武4月3日报告及随附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草案）》和《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宣言（草案）》，将两个附件中几处“毛泽东思想”字样删去，并批示彭真：“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1953年4月22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学会章程和成立宣言，选出了学会领导机构。董必武当选为学会主席，沈钧儒、谢觉哉、王昆仑、柯柏年、张志让、钱端升当选为副主席，史良、高崇民、许德珩、王之相、费孝通、周鲠生、吴德峰、马锡五、张曙时、东鲁安、魏明等38人当选为理事。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规定，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为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团体，其主要任务是：团结全国政治法律工作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律理论，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观点；发扬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和革命法制精神，进行全体国民应遵守国家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推进国家建设；致力于保卫世界人民民主自由及民族独立，联合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促进世界和平民主运动。大会宣言号召全国政治法律工作者“紧密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革命法制和法学的光荣传统，彻底肃清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政治法律观点的影响，用科学的国家和法律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以担当起自己的光荣任务”。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与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筹备会合并成立中国政法学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研究会领导对政治学与法学性质功能的认识，认为两个学会性质相近。这种认识在当时相当普遍。1952年，在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政治学科被取消，政治学系被撤销，政治学不再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 

这次调整以苏联高等教育体制为蓝本。在当时的苏联和欧洲大陆一些国家，高等院校没有设政治学系，政治学的一些问题，如国家问题，放到法学中去，把国家与法律放在一起讲。“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政治思想史、国际法等课程，都包括在苏联大学的法律系课程中。政治学科被取消后，中国也是如此。关于国家问题、中国宪法、比较宪法、西方议会政府、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国际法等课程，都放在大学法律系讲授。 

1960年，中苏两党争论公开化，中国一些高等学校重新建立政治学系，但主要讲述马列主义基本理论。196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报告说：“根据主席的指示，总理……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讨论了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问题。决定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开展研究外国的工作”，其中包括“加强和充实高等学校中有关国际政治的院系”，等等。1964年春天，根据这个报告精神，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个政治学系改成了三个国际政治系，任务是培养关于外国政治问题的教学和科研人才。 

也就是说，在政治学作为学科被取消后，对一些政治学问题的研究还在继续，特别是对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一度受到相当重视。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是新中国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政治法律学术研究团体，是后来的中国法学会，也是后来正式成立的中国政治学会的前身。老一代政治学家如钱端升、张奚若、周鲠生、许德珩、王铁崖、楼邦彦等差不多都参加了中国政法学会。 

新中国政治学的恢复重建：中国政治学会正式成立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遭到破坏，中国政法学会也受到极大冲击。据人民日报数据库资料，1967年6月至1978年5月间，《人民日报》没有登载过有关中国政法学会活动的消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一指示得到了政治学界的热烈响应并积极落实。 

1979年9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联络局举行座谈会，副院长张友渔主持。应邀参加的有中央党校、教育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民盟中央宣传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情报研究所等单位近20位学者，包括张友渔、梅益、杜任之、吴恩裕、杜汝楫、龚祥瑞、高天、赵宝煦、王叔文、芮沐等。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开展政治学研究的必要性、政治学的定义和概念、政治学的研究任务和范围、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关于成立学术团体的问题、关于政治学研究所的组织机构问题、关于政治学教学方面的意见七个方面。 

1980年1月11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决定，张友渔副院长主持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组成立会议。筹备组由梅关华、杜任之、丁健伍负责。主要任务是：一、边筹建边开展工作。既要着重于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又要抓紧制定初步的科研计划，组织力量对近期迫切性的课题如国家政治体制与机构、文官制度等进行研究。二、会同人事主管部门积极物色人才，调配适合的科研人员。三、联络政治学界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共同倡议成立全国性的政治学学术研究团体，并积极参加有关的准备工作。 

1980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召开中国政治学会北京地区发起人座谈会。4月18日，政治学研究所筹备组向社科院党组提交《关于中国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组成人员的报告》，报告建议北京地区筹备委员17人，即：龚祥瑞、王铁崖、赵宝煦、戴卓、杜汝楫、李正文、高天、李慎之、张先畴、丘国栋、骆静兰、于刚、王泽民、徐亦安、杜任之、梅关华、陈为典；外地10人，即：石啸冲、王赣愚、夏书章、端木正、杜若君、王惠岩、朱挹清、吴家麟、刘怡昌、高原。此外，还对筹备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人选提出了建议。应该说这是新中国政治学会的第二次筹建。 

1980年5月8日至10日，中国政治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在北京（建国门外日坛路1号全国总工会招待所）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正式成立研究会和举行学术年会问题；讨论修改中国政治学研究会章程草案（初稿）；讨论政治学研究的五年发展规划；推举筹备会正、副主任委员。筹委会由27名委员组成，推选张友渔为主任委员，杜任之、李正文、龚祥瑞、梅关华、杜汝楫为副主任委员，陈为典担任秘书长。 

1980年12月24日至28日，中国政治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由杜任之主持，张友渔致开幕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到会表示祝贺并发表讲话。著名政治学家钱端升、国务院副秘书长郑思远、政协副秘书长聂真也发表了讲话。全国共有23个省、市、自治区派出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全国所有政法院校、主要大学的相关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全国各级社会科学院、中央有关部门（中宣部、统战部、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务院参事室、人事局、司法部、外交部、教育部、民政部、公安部、高检院）均有代表出席会议。 

张友渔在开幕词中说，政治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不论是对于繁荣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还是对实现四个现代化，促进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政治学界不仅要对时代所赋予自己的光荣使命具有欢欣鼓舞的自豪感，也要对自己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具有坚定不移的责任感。张友渔希望中国政治学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基本原则，讲求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树立良好的学风。 

胡乔木在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新中国成立后取消政治学研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损失。胡乔木提出，政治学研究的问题包括：国家的职能是什么，是怎么活动的，行使职能的方法以及关于国家消亡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它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及其活动的方法；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如何在一切基层单位即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细胞里，实现民主的政治生活，使每一个公民作为主人翁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对社会主义政治家应提出什么要求，应怎样活动，应起什么作用；这样的政治家经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培养造就，如果不合适，应用什么方法来排除这些人，等等。胡乔木还强调，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各种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要站在人民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作为历史现象来研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批判。 

大会通过了《中国政治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政治学会第一届理事会，一致推举了钱端升、邓初民为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张友渔为会长，杜任之、杜若君、李正文、周世逑、夏书章、梅关华为副会长，陈为典为秘书长。大会对《全国政治学研究五年规划纲要（草案）》进行了讨论，并落实了一批选题。 

新中国政治学会经过两次筹备，经历了政治学科被取消、长期栖身政法学会的尴尬境地，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随着“政治学又获新生”得以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中国政治学教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者有了自己的专业学术团体，以新的姿态参与到国家政治建设和改革开放之中，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建言献策，成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