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艰难处境中，周恩来为稳定局势，真正做到了他自己决心做到的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同要尽量减少其他各项工作的损失和破坏一样，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周恩来也是掸精竭虑，尽力予以维护和保持，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重要的政治制度，中国各民主党派是革命和建设
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各民主党派更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叫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极尽摧残统战工作、迫害民主党派之能事，干了大量祸国殃民的勾当，使统战组织几乎成为“改造”场所，统战工作几乎成为“阶级斗争”的代名词。由于他们的破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几近荡然无存，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及成员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各级组织几乎都被搞垮，机构瘫痪，活动停止，多数被迫交印封门。有的干部参加“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有的被迫表态退出组织，有的被打成“特务”、“间谍”、“反革命”，不少因受打击迫害而含冤逝世。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在“文革”开始后不久的1966年8月，就多次受到红卫兵冲击并最后被查封了中央机关。“民革”各地方组织也相继被冲击或被查封，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被迫宣布停止一切活动。“民革”不少领导人和干部以及在各地区各部门工作的许多成员遭到揪斗，有些被隔离审查或被非法逮捕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1968年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由于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使“民革”的许多干部连同部分家属被下放劳动，机关房屋有的被占用，设备财产和档案材料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民革”遭遇如此，其它各民主党派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民盟’，在“文革”中也损失了许多卓越的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成员和盟的领导人，幸存者也绝大多数遭受了残酷迫害，盟的各级组织也被迫全部停止活动。“民建”机关大部分干部及工勤人员和部分委员、部分家属，被下放到设在湖北沙洋的“人大政协五七干校”劳动，至1972年10月才返回北京。之后，又继续轮流在北京沙河干校劳动，接受“改造”，会务全部停止达十年之久。“致公党”因其组织的特殊性，不少成员有“海外关系”，因而被强加“里通处国”、“特务”、“间谍”等莫须有罪名而受到残酷迫害。“民进”中央副主席等重要领导人车向忱、林汉达、许崇清、李平心等因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
害而死;“民进”中央大部分机关干部也都下放劳动，被迫“改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被中断工作达11年之久。九三学社也被迫停止活动，许多成员遭到打击迫害，不少同志含冤去世。“农工党”早在1966年8月就被打成“非法组织”而勒令交印封门，停止活动，成员与组织割断了联系，有些成员还被迫表态退出组织。“台盟”则被诬蔑为“反革命组织”，盟的机构被砸烂，工作被迫停止。尤其是“文革”中有所谓“海外关系”的人遭到肆意迫害，这使台盟许多成员和台胞受到摧残，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并株连到家属子女，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就是在这种风狂雨暴的岁月里和极为艰难的环境下，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肆意破坏，肩负总理重任的周恩来，一方面焦虑万分，一方面机智斗争。他利用毛泽东有关指示的正确方面，千方百计维护统一战线，维系多党合作，尽心竭力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
(二)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维系多党合作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针对林彪、“四人帮”的攻击和破坏，尽力维系统战工作和多党合作局面的存在。
1966年秋，他对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位负责人说，统战工作还要搞下去，你们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他自己身体力行，坚持做统战工作。例如对“台盟”工作方面:1967年5月，“台盟”总部提出举行台湾人民“五.二四”反美爱国大示威10周年纪念座谈会的计划报告，周恩来逐字逐句审阅、亲笔批示“同意”。1973年以来，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纪念会由全国政协召集举行，比过去更为隆重，这也是周恩来直接关心的结果。周恩来为此亲自作过很多指示，因而使这个纪念会对鼓舞台胞在反蒋爱国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也是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和关心下，在“文化大革命”中设立的。1972年8月周恩来就指示要邀请台湾同胞参加台湾厅的筹备工作。后来他发现台湾厅太小，又指示把以另一个省命名的厅改成台湾厅。他在病重时还不忘记审批台湾厅内的陈设布置。他更亲自抓台籍干部落实政策问题。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能分别产生台胞代表2名和12名，就是与周恩来的关怀分不开的。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以后，周恩来把握有利时机，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统战工作，恢复政协和民主党派的部分活动。早在1970年9月，林彪的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并受到沉重打击时，11月即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开始联合办公，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开始组织学习，被下放的人员和家属陆续调回。1971年9月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同年底，周恩来亲自用两夭时间，向在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和部分全国政协常委中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传达、讲解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传达以后，周恩来还特地邀请李富春等十位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帮助他们组织座谈讨论。“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通报传达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这还是第一次。这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重大的多党合作统战活动。以后，经周恩来批准，又向在北京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作了传达并组织讨论。各地也陆续在民主党派中进行传达和讨论。1971年9月，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时，周恩来指示要在报告中写上“关于统一战线”的内容。他说，统一战线是毛主席几十年一贯的思想，现在还要注意这个问题。国际统一战线形势大好，国内也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单个民主党派的活动虽被迫停顿，但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文革”后阶段整体活动还是有所恢复。上述的听取林彪事件的传达即是如此。此外，1972年10月。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下设联合办事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全国政协成立学习领导小组，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编为四个学习组，正式恢复经常学习。全国政协还于1973年和1975年先后两次组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到外地参观。周恩来并于1975年5月病重期间亲自指示统战部:在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时也要坚持民主协商精神，不要不协商就突然宣布，而要约他们座谈，“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并嘱统战部要多采取民主协商的工作方式，不要通知一下了事。
1973年10月叶剑英、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就四届人大的代表名单举行协商，从而恢复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民主协商的优良传统。叶剑英在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要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在协商一致的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包括了各个民主党派的代表。这其中不能说没有周恩来的努力。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向四届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指出:“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这段讲话维护了统一战线，重视了民主党派，使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欣慰、受到鼓舞，无疑对维系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在当时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克服重重阻力，保护了一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免受冲击和迫害。
在那所谓向封、资、修猛烈开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疯狂年代里，过去曾被称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党派，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目标。如同挺身而出保护一大批共产党人的领导干部一样，周恩来也以国家总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极端焦虑和高度责任心，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卓越的聪明智慧和毛泽东主席的威望，机智巧妙地保护了一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他们免受冲击和迫害，从而为维系多党合作进行了最关键和最艰难的努力。
“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29日夜，某校红卫兵抄查了知名人士章士钊的住宅。30日晨，章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当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就在当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即一批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有关著名人士的名单。他们是: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鼎、蔡廷错、沙千里、张奚若以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等人士。9月1日，周恩来又命301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揩、李宗仁等人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当宋庆龄副主席住处受到红卫兵骚扰的消息传到中南海后，周恩来立即派人前来制止，命令红卫兵停止冲击，立即退出宅院。并采取严密措施加以保护，使宋庆龄住地得以免受冲击。周恩来还一再强调要尊重宋庆龄。如1966年9月1日，他在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中就强调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他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每年“五一”、“十一’免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她和我们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对这种作法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由于周恩来的保护，“文革”期间宋庆龄一直在以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国家重大政治活动。
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这年5月4日，周恩来在给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转派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军代表的信中，明确提出不要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信中说:“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不知已否派去?如已派去，可与他们谈谈政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干部也要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0197。年2月，周恩来再次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保护民主人士。在周恩来的有力干预下，不少民主党派重要领导人如史良、邓初民、陈其尤、季方、胡厥文、胡愈之、许德衡、周建人、张治中等等，都得到了保护并出席了在“文革”期间国家的重大节庆活动和有关重大政治活动。
3、对已受到诬陷迫害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爱国人士深切关怀并尽力救援。
“文革”初期，江青一伙连早已逝世的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也不放过，诬蔑他是“牛鬼蛇神”，下令封闭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中山纪念堂，孙中山诞辰和逝世的纪念活动也被迫停止。为了回击对孙中山的诬陷，周恩来在前述的应当尊重宋庆龄的讲话中就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伟大功绩。1966年11月，他亲自出席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并发表演讲，再次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重申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后他又批准了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1972年11月和1973年3月，孙中山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活动得以恢复，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中共中央统战部出面举行纪念仪式，并发布消息和公布参加纪念仪式的有关领导人员名单。对已受到冲击迫害的健在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周恩来更是尽心竭力关怀和救援。如民革中央副主席、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在兰州被冲击后，周恩来立即派飞机接到北京予以保护。为了使横遭批斗、侮辱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得到保护，他巧妙地决定把这些负责人的学习活动改在家中自学，并指示有关部门予以保护。在造反风潮甚嚣尘上之时，周恩来还严格规定，凡是高级民主人士有事离家外出，要事先报告总理办公室，以免发生意外。筹备全国四届人大的时候，中共中央统战部曾普遍了解“受审查”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结论情况，为安排其中有关人员作人大代表作准备。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周恩来指示开展落实政策工作。在他和邓小平的先后督促下，不少受迫害的人士被诬陷的问题都陆续得到了澄清。1973年和1974年国庆节前，周恩来对参加国庆庆祝活动的各方面人士都作了补充，增加了一些包括正在受迫害的人士，有的甚至是国庆前夕才因此而得以从监狱里出来的。此外还有一些从全国看来名望不大，但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或其父辈对民主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当这些人受到迫害被周恩来知道后，他也尽力救助。如冯玉祥北京政变时国民军的著名首领之一胡景翼的儿子胡希仲，任陕西省政协委员，“文革”中被扫地出门，靠捡破烂度日。周恩来知道后，把他调到北京，给予了妥善安置。胡非常感谢周总理、感谢共产党。象这样得到周恩来救援、保护的受迫害的党外人士何止胡希仲一人。
4、对在“文革”期间逝世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尽可能设法为他们举行追悼会并尽力关心其遗属的生活困难，以作为那个年代维系多党合作的一种特殊形式。
1972年9月，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老人病危时，周恩来特地到医院看望。弥留中的老人向总理要求:她的遗体要运到南京去和廖仲恺先生合葬。周恩来当即回答: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你的要求。何香凝老人逝世后，尊重她的遗愿，在9月5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中共中央、民革中央即派邓颖超、廖承志、朱蕴山、甘祠森等护灵南下，与廖仲恺先生合葬在南京中山陵右侧。程潜生前一直想在自己死后用棺材安葬。他于1968年4月逝世后，家人因程自己在临终时已同意火化，遂决定火化。周恩来不放心，四次派人与程家商量，直到最后他亲自到程潜家，找了程潜夫人郭翼青当面商量，才决定火葬。他还在日理万机之中亲自到程潜家里悼念，会，或赶赴死者家中悼念、慰问。即使自己未能参加，也委托中共重要领导人参加悼念活动，以表达共产党对长期合作的老朋友的怀念和哀悼。周恩来还十分关心已故民主党派人士遗属的生活，亲自解决他们的一些具体困难。如程潜逝世后，有关部门受左的干扰，仅发给程家500元就不管了。在程潜家属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指示让国务院管理局每月定期给程家补助140元，解决了程家的实际困难。张治中先生逝世后不久，其夫人洪希厚也病了，周恩来立即嘱咐办公室的同志送去一笔钱，以解燃眉。洪希厚出于对总理的感激，直至临终，这笔钱她都没动过一分。类似这样的许多事迹感人至深，它使生者受到慰籍，使死者得到安息。无疑这对维系多党合作也有着别的方式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患难见友情。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保护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为维系多党合作所尽的多方面努力，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他那见义勇为的高尚情操、平等待人的博大胸怀、肝胆照人的光辉形象，尤其具有巨大的思想上、政治上和道义上的精神力量，使党外人士能通过他的形象理解和体谅共产党的即便象“文革”那样的严重失误，增加了对共产党的同情和信任，增强了共产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因为如此，不少民主党派人士在“文革”中尽管经受着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却依然没有动摇对共产党的信赖;仍然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事业;仍未停止对自己专业的钻研，仍在潜心著述，为祖国尽职尽责作贡献。
(三)
周恩来是中共建党以来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模范。早在民主革命几十年中，他就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党在白区(国统区)工作中的代表和楷模。尤其是他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设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代表机关南方局的负责人，在这个民主党派聚集的地方对民主党派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也正是在开展大量统战工作的过程中、在同民主党派的大量交往中，周恩来同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结下了深情厚谊。也正是这大量的统战工作，为建国后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国后周恩来更进一步为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进行了可贵的实践探索和高度的理论概括，也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进一步作出了新的贡献。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他在建国后为发展多党合作而辛勤探索和艰苦工作的结晶。正因为周恩来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历史作用有着深刻的理性认识，并为它的建立和发展凝聚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所以他更深刻地懂得这种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和广泛的统一战线来之不易，因此即使是在“文革”中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他仍在为维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局面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灵活策略的斗争。
周恩来能在“文革”中进行维系多党合作的种种努力，与毛泽东在“文革”仍坚持有关思想的正确方面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虽然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但对统一战线这一正确思想他仍是坚持的，这实际上是周恩来仍能努力维系多党合作的强大支柱和后盾。
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在深刻总结民主革命经验时提出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也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倡导和努力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是毛泽东建国后仍然坚持的正确思想。毛泽东尽管在全局上坚持“文革”的错误，但从他的多次谈话可见，他对“文革”中破坏统一战线的作法也是不赞成的。他也反对取消民主党派，并“保护过一些”“党外著名人士。“文革”中毛泽东多次说过，要同红卫兵讲清楚，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中往往呈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方面而推向极端，进行破坏和捣乱。另一方面与此相反的则是周恩来充分利用毛泽东的正确方面，认真贯彻以至努力发挥，以尽量减少“文革”的错误和损失。在处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维系多党合作问题上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肆意破坏统战工作、打民主党派。而周恩来则充分利用和认真贯彻毛泽东在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问题上仍然坚持的一些正确思想，竭力维护和坚持统一战线、维系多党合作。如无毛泽东有关正确思想作支柱和后盾，则周恩来维系多党合作局面很可能更加困难。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努力保护民主党派、维系多党合作，才使得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在十年浩劫中未被最后摧毁，民主党派未被最后搞垮，有些在“文革”中就得以部分恢复了活动。尤其是为“文革”后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恢复和发展保留了一定的政治和组织基础，避免另起炉灶，因而其意义是重大、深远而不可低估的。
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日臻完善和不断发展的今天，学习和回顾周恩来在极端困难时候对维系多党合作所作的努力，尤其令人怀念和景仰，给人激励鞭策。以此来纪念周恩来的百年诞辰，也显得尤其意义深刻。
时代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为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巩固我们党同党外人士的联盟”在大力宣传和认真贯彻“十五大”精神的今天，重温周恩来在困难时期维系多党合作、坚持统战工作的光辉思想和不朽业绩，将会更进一步激励和鞭策我们为巩固和发展新形势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和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加倍努力工作，为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