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制度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是政党制度的核心。在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体系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政党制度。一类是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现在的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坚持一党制。这类体制中，政党缺少互动的对象。另一种类型是多党合作制。过去东欧政治版图中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以及亚洲的朝鲜加上我们中国都是多党合作制，是在合作的框架中实现政党互动。苏东剧变后，波、捷、保、德四国脱离了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轨道，实行了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朝鲜的社会民主党（原名朝鲜民主党）和天道教青友党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停止活动，在政党体制中只有劳动党在运转。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坚持和发展，不但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动力，也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模式。基于这一意义，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研究，不但要把握其“特色”的中国内涵，也要揭示其政党制度运转的一般规律。

一、中国政党制度框架中政党互动模式的解读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就是我国政党互动模式的反映，政党互动的模式折射了政党制度的性质和政治结构的状态。政治结构是各政党、利益集团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间制约平衡的综合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我国政党互动的特点是：主导性、主动性、和谐性。1.主导性：领导与执政在政治学意义上，“领导”是反映群体中控制与服从关系的概念，它表明一个政党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的幅度。一般而言，“领导”主要体现在行为层面。共产党领导，主要是从社会政治层面上界定功能。“执政”表明的是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法定地位和公共责任，体现的是公共权力的形式上的归属。因此共产党“执政”，主要侧重在制度层面。从政党互动的特点上分析，共产党处在“领导”和“执政”地位，这是我国政党互动的主导性方面。首先，共产党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这是由共产党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力量，作为中国最大和最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地承担领导者的角色。其次，从共产党处在互动的主体地位分析，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这种政治领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治路线的指导和思想引导，二是政治协商是实现这种领导的重要民主形式。第三，共产党的主导性与我国政党互动模式的形成有直接关联。在西方国家，政党都是通过选举获得多数选票上台执政的，执政的党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只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是普通的政治团体。基于这两点，在西方多党制中，政党之间不可能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公开承认接受其他政党的领导。在我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并通过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形式获得了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是作为共产党的同盟者进入了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第四，主导性凸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从领导权实现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人大、政府、司法、军队等，对全社会还进行意识形态引导和政治领导。执政党对政权的领导和对社会的领导，在功能上，我们可以这样区分：对国家的领导称之为执政党功能，而对社会的领导称之为领导党功能。[1]中国共产党在政党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对于“领导党”，学界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西方国家的执政党没有“领导”功能。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领导’是政党对社会实施控制的特有形式。它表明了政党控制与政府控制之间的区别。”[2]西方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实际上就形成对国家政权和经济生活的领导，同样会把本党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灌输民众，引导社会。所以，任何执政党都要实施领导，只不过中西方政党在实施领导过程中的幅度和运作机制不同。二是认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政党类别，即某个政党可以领导其他政党。[3]这种说法是偏颇的。如本文前言部分提及的波、捷、保、德、朝等，都实行过某个政党领导过其他政党的政党体系，只不过领导的方式和合作的机制不同。当然这些国家的政党体制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什么是决定政党体制历史性命运的力量值得我们去思考。从国家制度层面上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党执政有两种模式，即间接执政和直接执政。西方政党基本上采取选派党的干部担任国家职务这种间接执政的形式，我国则采取政党以组织政府的形式来执掌国家政权的直接执政的形式，因此在我国政党制度体系中，执政党的内涵较西方执政党要宽泛些。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政府，并创造一切民主形式（如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保持与民众有良好的沟通，把最广大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党的政策主张通过政府加以实施；选拔和推荐官员（经立法机关批准）安排在政府运转的重要环节中，以提高执政党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立法、司法等方面都起着核心的作用。2.主动性：合作与参政在我国政党互动模式中，民主党派处在“合作”和“参政”的地位，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在党际关系上与共产党是平等的。民主党派在互动中虽然不处在主导地位，但是有很大的主动性。在多党合作的实践中，民主党派作为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充分发挥进步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参与国事，建言献策，正如成思危所说：“慷慨陈词岂能尽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各民主党派发挥主动性，帮助共产党更好地实现其领导权，扩大和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政党互动中，民主党派的“主动性”还体现在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参政的性质和幅度上。民主党派既不同于西方反对党和在野党对执政党那种“生死监督”的对峙，也有别于原波、捷等国的民主政党只是充当执政党传送作用的“政治花瓶”。首先，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参政的自由度很大，民主党派的“合作”，是积极主动的合作，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帮助共产党实现领导权，以忧患意识对共产党进行政治监督，使共产党把人心在握和政权在手紧密地联结起来。民主党派的“参政”，使共产党在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执政的优势时，也能够避免由共产党直接执政带来的某些弊端。同时，民主党派参政的实质和标志是在政权机关中与共产党合作共事，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在重要人选协商和重大方针政策、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中发挥作用，在关系到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上提出建议，更好地完善执政党的决策，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更好地落实。民主党派参政的“主动性”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首先，民主党派的参政权来自于人民主权。参政权来源问题直接关系到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性问题，也关系到我国政党制度的民主性问题。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在政治学视角中，政党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执掌或参与国家权力，以实现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这里涉及到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性问题。民主党派在参加政权合作过程中，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发挥了参政党的功能。因此，在多党合作中是有“同”有“异”，“大同小异”。其次，民主党派参政的全面性，不是对执政权的分割或分享，因此不是联合执政或者说“参与执政”。民主党派参政也不同于西方国家那些处在执政联盟中的次要小党，仅仅拥有行政权即可。民主党派的参政权的实现是比较全面的，不但在人大、政府中得以实现，在政协等机关也得到体现。再次，无党派人士在我国政党互动中同样起很大作用，是民主党派“参政”的外延扩大，也是我国多党合作的特色之一。3.和谐性：中国政党之间和谐性的机制保障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互动的和谐性，首先表现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原则方面的一致性。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些重要政治原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必须坚持和遵循。其次，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中独创性的运作机制，保证了政党互动的和谐性。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中，设置了一系列协商的程序，坚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对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中有了具体规范；对政党之间互相监督尤其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监督作了规定。我国多党合作中的运作机制，不但体现了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也为非竞争性政党制度运作的有序化提供了模式。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参政”，有效地提高了执政党的执政效率，降低了执政成本，而且提高了我国政党制度吸纳社会新资源的功能，降低了社会转型中的政治风险，以和谐的政党政治保证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政党互动中的障碍分析我国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是科学的、民主的，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政党制度起步时间较晚，政党制度在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上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也使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在互动中形成一些障碍。从理论上探讨制约我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原因，分析政党互动的障碍所在，是为了使我国政党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1.政党互动缺少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的规范“有利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4]要把有利于民主的条件化为民主的行动，政党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政党不仅是现代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而且是它的中心。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既是执政的力量，也是领导的力量。作为执政的力量，是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者，作为领导的力量，可以不依赖政治制度，即国家制度，而拥有实际的政治力量。”[5]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制度总体设计者和推动者，决定着整个政治制度发展的取向、路径和方式。从我国政党制度的实践看，中国共产党在1989年和2005年相继颁布了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推动了我国政党制度向制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发展，体现了执政党追求民主的坚定意志。但是从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这一本质属性来分析，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建设应该从国家法律层面上展开，也就是说政党之间的互动要有国家制度的规范。现在，无论是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发[1989]14号文件还是中发[2005]5号文件，说到底还是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是执政党建设从执政党的角度规范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规范了参政党的政治地位和活动方式等等，这些还是属于政策规范的范围。从我国宪法规定看，虽然在序言的第十自然段末尾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在宪法序言的最后自然段和总纲的第五条中有“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的文字，但是没有对政党制度及八个民主党派有比较详细的阐述，相对而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等都有专门章节作较为详细的阐述，因此宪法对我国政党制度的规范就显得比较薄弱。不难看出，在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建设上尚存在“政策具有最高权威”的痕迹。政策的确是一切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但是政策毕竟不是制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日趋分离的当今中国，全能政治渐行渐远，政策的张力和控制力远不及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年代，执政党只有将“策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其政策主张及时转化为国家法律，在国家制度的框架中寻找政党制度生长的空间，使政党既要受到“显性制度”的刚性约束，又要受到“隐性制度”的柔性约束（如政党道德规范等），真正做到任何政党都不能超越制度，政党互动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才有保证。2.“荣辱与共”与民主党派主动性的关系研究不够“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政党互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遥想当年东欧的多党合作制国家黯然退场，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像我国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来规范政党之间的互动。如波兰的统一农民党拥有49万成员，民主党拥有11万成员，波兰民主政党与波兰共产党的人数比是1：4，而且统一农民党在政府4名副总理中占有1名，在26个部长中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共占3名。但是，这些民主政党既没有实权，又不能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他们只能“不动”和“假动”，只是民主的“摆设”。所以，虽然是共存，但是没有“荣辱与共”的真实感情，当政治风浪袭来时，有的政党抱有“看客”的心态，有的政党是急桨西去，有的政党虽然还是保持与共产党共进退的姿态，但由于长期以来只是执政党的“传声带”，政党的功能已经退化，此时只能是“相看泪眼，无语凝噎”，与执政党共同承受政治巨变的“大辱”。我们透视东欧的执政党与民主政党在巨变中的遭遇，并结合我国政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着眼点是以民主的机制来提高我国政党制度的预警功能，而这预警功能对合作型政党制度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种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保护其国家不受公民不满引起的破坏、抱怨和攻击针对的是那批仍在其位，仍谋其政的官员，而不是整个制度。”[6]这同时也说明合作型政党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性。因此，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荣辱与共”要从维护和发展我国政治制度的高度上来体现，要有主动意义上的“荣辱与共”，而不是被动意义上的“荣辱与共”，要把着力点放在“求共荣”，防“共辱”于未然，然而，我们对荣辱与共的理解却有偏差，理解上的偏差影响到对我国政党互动模式的研究。首先，没有把荣辱与共与互相监督联系在一起思考。学界注意到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比较软弱，但是理论的眼光聚焦在能否合理规范执政党行为的层面上，对民主党派如果长期不能很好地实施监督的话，是否会影响“荣辱与共”的立场和感情这一重大问题，几乎无人论及。其次，我们缺少从执政党执政的全过程来解读“荣辱与共”的视角，往往把它放在历史的某个刻度上来理解，比如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在反思政治上“左”倾错误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时喜欢用“荣辱与共”来表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风雨同舟。这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更应该从我国政党制度的民主性上去思考它的重要性。毛泽东说过，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荣辱与共”应该贯穿在共产党执政的全过程，如毛泽东说的那样：“大厦将建，独木难支”，要“多党派齐心努力，共建大厦”。执政党的任何正确的决策都有民主党派的贡献，反之，执政党任何重大失误也有民主党派的责任。如果政府工作的优劣成败都属于共产党，那么还谈什么“荣辱与共”？当然这份贡献和所要承担的责任都要为社会认知。“荣辱与共”能够降低执政党的执政风险和执政成本，提升民主党派的政治责任感，是政党良性互动的真实体现，也是对我国政治制度的有效保护。3.参政党的代表性问题在互动中日益凸现政党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执掌或参与国家权力，以实现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因此政党必然要维护它所代表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政党也一定要为它所代表的群体认可。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民革、民盟、民建等政党都有自己所联系的界别，这些界别就是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群体（比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要广泛得多）。民主党派自然要表达这些阶层的利益要求，这也是政党代表性的体现。政党的代表性问题是关系到政党互动的社会基础。现在，民主党派的代表性问题遭遇了理论与实践的困惑。首先，民主党派是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来展开工作的，都是围绕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重点、难点来提出建议，虽然反映社情民意的力度和幅度都大大地提高了，但是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各民主党派议政的角度雷同，缺少特色。我们经常议论到民主党派的趋同化现象，笔者认为最大的趋同化就在这里，这也是一种政党资源浪费。二是各民主党派与自己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体缺少沟通机制，政党对自己所联系的群体的利益诉求不够敏感，所在的群体对自己政党的认知度也不是很高。我们知道，政党总是作为一定阶级、阶层或利益群体的代表者及利益诉求的反映者而存在。如果说，民主党派的代表性是全方位的，什么都能表达，其结果是政党的代表性弱化了，政党的特色也就黯淡了，那么，政党之间的互动的合理性就受到挑战。其次，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力量需要一定的政治机制来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政党制度就是社会情绪的“调节器”，也是释放社会紧张的“安全阀”。而“调节器”和“安全阀”的作用都要在政党互动中实现。政党在互动中，一方面通过制度执政党建设拓宽参与渠道，有效地扩大政治参与，缓解参与危机，促进政治稳定。另一方面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吸纳各种新生的社会力量，使之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政治资源。现在，民主党派要使自己有足够动力，就要在吸纳新的社会力量时，做到在党内界别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特色与创新发展有机统一，也就是重视政党的代表性问题。

三、在坚持中完善，在融合中坚持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二十次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实现我国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根本在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在世界的视域中认识坚持和完善的重要性韦伯曾把思想比拟为“铁路轨道上的扳道工”，这位扳道工可以使一列火车坚定不移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我们要坚持多党合作政党制度，完善政党互动的运行机制，首先就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防止西方基本政治价值观的全面渗透，只能强调国情性对本国的政党制度“自拉自唱”。实践证明，越是封闭式的“防御和坚持”，结果越是消极。封闭只会造成无知，无知只会滋生盲目。在世界大背景下认真和客观地研究各种不同的政党互动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西方政党互动模式在各个国家不同的境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党互动模式，都是利弊杂陈的，没有绝对的完美形态。如英、美等国政党互动中既有民主和制度化的一面，也有很多不合理的方面；至于在拉美和非洲一些多党制国家中，政党骤生骤灭，形不成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互动模式，对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破坏；苏东地区政党那种过度集权模式的失败等等。放眼世界，成熟的政党互动模式都带有本国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的烙印，也会留有不完善的痕迹。而“硬性移植”或“僵硬保守”的政党互动模式最终会被历史抛弃。同时，也只有把我国政党互动模式放在世界政治丛林之中作比较，才能够消除部分同志对西方政治文化的盲目崇拜和迷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才有扎实的思想基础。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政党互动模式，但不搞中国政党互动模式的完全“特殊论”。中国执政党与参政党互动的模式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本质反映，符合中国国情。但是也要符合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和政党互动应有的一般规律。我们要在研究政党互动的一般规律时，学习借鉴政党互动中的有益成果，并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使我国这种成熟的政党互动模式融入民主的普适性原则，以渐进的方式来完善我国政党互动的模式和机制。2.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一般而言，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道路，提升政党互动的民主性和科学性都是从制度化建设着手。对此笔者完全同意。但是，任何制度都是社会主体创造和建构的，“制度好似堡垒，它们得由人来精心设计并操纵”。[7]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是与社会主体对社会秩序及社会发展需要的理性思考和选择，制度执行的情况，也与执行者有很大关系，尤其在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因此，笔者认为，建设高素质的执政党和参政党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坚持和发展，政党互动模式的完善，取决于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也取决于民主党派的合作能力和参政能力。从执政党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要适应世界民主潮流，加强对共产党执政基本规律的探索，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要求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不断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不断推进党内民主，并要在政党制度的框架内优化政党互动模式，使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有个适度的张力，实现共产党领导与民主党派的独立性之间的相互平衡，并要积极地按照民主规则创新运行机制，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制度的约束之下。执政党还要营造保护讲真话的制度环境。当代中国要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化道路，共产党责任重大。从参政党的角度分析，民主党派是政党，应该具有政党所具备的一般职能，能够在利益表达和整合中发挥作用。民主党派只有成为“人民控制公共权力的延伸之手”，才能在政党互动中发挥更大的主动精神。作为现代政党的参政党，提升适应性、自立性、凝聚性是很重要的。适应性体现在顺应政治环境的变化和联系社会的能力方面。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分离的今天，民主党派能否与社会保持良好联系，并能够很好地整合社会资源，提升自身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政党发展是很重要的。自立性指的是政党要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要有本党特色的纲领和能够自主的展开活动。自立性当然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自主活动。现在民主党派是“一代新人”的党，引导成员树立政党意识和责任意识是十分重要的。凝聚性是指成员对本党的认同态度。现在有的党派成员往往把参政党看成是交谊组织或者是曲折入仕的途径，这对民主党派的凝聚性起了负面影响。民主党派提升适应性、自立性和凝聚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政党互动的质量。

参考文献：[1]李景治．中西执政党执政方式比较及其启示[J]．新华文摘，2005，(4).[2]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26.[3]孙津．多党合作的和谐社会[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1).[4]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120.[5]林尚立．集权与分权[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6]西摩•马丁•利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38.[7]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