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新社会阶层兴起 发出什么转型信号

龚丹韵

2007年06月21日10:59 来源：《解放日报》

　　•新社会阶层看自身:政治诉求积极 盼望社会认可

　　•新社会阶层具有八大特征 多数是非中共人士

　　围绕他们的是是非非表明，新社会阶层不仅是转型的必然产物和信号，同时也挑战着我们“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管理模式，生动地提示我们，还有多少发展后遗症亟待解决。与此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建设，若不能一并迈入现代化进程，长此以往，产生的落差之巨大，很可能造成社会的断裂和失衡，不公平待遇、收入差距拉大、草根与精英互相敌视等问题，会一一摆在我们的面前。

　　最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表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中国出现，他们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正成长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不经意间改变着我们社会的结构。

　　其实在此之前，有关新社会阶层的新闻已经络绎不绝，不断引起争议，从“过劳死”、“白领民工化”到“中间阶层报告”、“二次现代化”、“社会流动渠道”等等，不一而足。

　　从世界已有的经验中我们知道，中间阶层壮大的社会结构，对和谐稳定是何其重要。新社会阶层兴起，本应值得高兴。为什么在我们这儿，引起的却是一波波争论呢？《中国青年报》的调查表明，58.5%的人认为新社会阶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非常大”或者“比较大”，但同时也有近半数的人觉得这个群体缺少归属感，对他们“心存顾虑”。腐败案件的背后，闪烁着他们的身影；企业家“原罪论”，指的就是他们；甚至收入差距拉大的矛头，还是对准了这个群体。从各方舆论中可以发现，中国大众对这股中坚力量并不买账。有学者表示，他们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未来影响“难以预测”。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发出了一种怎样的信号？是与社会阶层分化相伴而来的矛盾激化的前兆，还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表征？

　　这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总人数约1.5亿，掌握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贡献了全国近1/3的税收，使用着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每年吸纳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如果按照十六大的报告，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的话，不难看出，新社会阶层正是这些源泉的主要活跃因子，在多元竞争中推动了我国GDP的高速增长。也正因为此，一旦他们的行为稍微滑出合理边界，其影响，就不只是几个“民工化”“过劳死”现象那么简单。

　　发达国家走过的阶层分化，更多受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影响，其发展过程是逐步的。而我国阶层结构的变化，却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经济政治体制变革、产业结构调整、新科技刺激以及全球化诸要素综合作用下，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超出一般。因而各阶层之间界限比较模糊，社会角色频繁更换。这使得我们的新社会阶层，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缺乏认同感。私营企业主，希望经济权利得到更多法律和政策保护，继而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体制外白领，为维持宽裕的收入，更多关注社会稳定和福利保障；一些自由职业者，更期望实现公平的上升性移动。再加上经理和雇员之间有劳资关系上的矛盾，白领和自由职业者之间有价值观上的冲突。换言之，这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群体，彼此之间的利益指向，有很大差异，远没有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凝聚这个群体的价值观尚众口难调，遑论使他们成为整个社会的稳定器。

　　其次，他们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直接受益人。正因为有了非公经济的空间，才有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的诞生。正因为有了市场经济体制，才有服务业、中介组织大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需求。正因为有了产业结构的转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传统“三分”结构才被打破。他们的兴起，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因而，及时捕捉制度变化，实现财富和理想的增值，无疑是他们的“看家本领”。这就意味着，他们是对新体制嗅觉灵敏的一群人，同时，也必然是对体制转型的漏洞反应极敏捷的一群人。原本，出于利益博弈的自利动机，这个群体可能比其他阶层更渴求一个公平、安全的经济环境，盼望着民主法治的保障和稳定的政治生态，由此对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造成一股内在压力和动力。然而一旦发现既定规则疲软无力，打破规则反而获益良多时，他们便会千方百计，去迎合现有的环境，钻潜规则的空子。民主法治、公平博弈的需求，稍不留神，就转变为不正当竞争、官商勾结的企图。比如低价竞争与血汗工厂、食品安全与贪污腐败等，造成的损失，波及整个社会安全和民心所向。

　　不止于此，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转型的道路上，都会期待一个“市民社会”的形成，因为民间团体，不仅能成为监督权力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润滑剂。成熟的市民社会，可以让一些社会问题，在基层就得以消解，从而增进社会的和谐。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工之精细、管理之繁复、问题之盘根错节，同样也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与人民政府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发挥社会自我管理、自我纠正的功能。而当代，这样的市民社会，大多来源于市场的发育和非政府组织，即这个新社会阶层。一旦这个阶层弥漫着拜物教、铜臭味，被腐蚀殆尽，那么促进社会发育的基础从哪里找？培育公民精神的市民社会在哪里诞生？乃至，一个有礼有节的文化消费市场，而不是娱乐狂欢，从谁的手里形成？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围绕他们的是是非非表明，新社会阶层不仅是转型的必然产物和信号，同时也挑战着我们“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管理模式，生动地提示我们，还有多少发展后遗症亟待解决。与此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建设，若不能一并迈入现代化进程，长此以往，产生的落差之巨大，很可能造成社会的断裂和失衡，不公平待遇、收入差距拉大、草根与精英互相敌视等问题，会一一摆在我们的面前。

　　对此，中央明确了首先“充分尊重”，进而“积极引导”的20字工作方针。这是一份任重道远的责任。毕竟新社会阶层身上映照的，不只是一些发展中的新现象，更是转型期社会诸多复杂问题的缩影。现代社会要求的工业化、城市化，要求的产业转轨、市场经济繁荣，要求的民主法治理念和社会发育机制，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契机和症结所在。

　　如果期盼中国的新社会阶层，能够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触动社会朝更符合现代人价值诉求的方向发展，那么解决的关键，就不仅在于他们的道德觉悟，更在于规则本身，能够给予他们怎样的“刺激”。因为他们是紧跟时代变化的群体。唯有使他们清楚意识到，在与体制变革的互动中，只有诉诸公平理性，而非浑水摸鱼，才能为自己赢得真正利益，效果才会事半功倍。换言之，这最终考验的，是面对社会转型、阶层分化之后，政府有没有重新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让社会的每一个部件，都能重新匹配、协调发展，简单地说，即政府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