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民主都是西方的舶来品。相对而言，西式民主进入中国更早。不仅其理论引起中国政治精英的关注，甚至在制度上两度进行尝试。一是带有君主立宪色彩的戊戌变法，也包括清末新政；一是民国时代美国模式的“五权”共和。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则是苏联的十月革命之后。然而，历史却是如此的令人吊诡。最终是马克思主义在和包括了西式民主在内的各种政治思潮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阶段，也终于实现了自1840年以来整个民族所孜孜以求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何以同是来自西方，一个在中国走向胜利，一个尽管有先发优势，却仍然归于失败？回顾历史，其深层原因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现在一种较流行的解读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正处于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的低潮期，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之由于国内救亡图存的紧迫性，致使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错，外因十分重要，但却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我们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本身寻找真正的答案。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基本理论，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论包括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革命策略则包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在李泽厚看来，唯物史观是核心，即生产工具、生产力、科技是人类社会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最终基础。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的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进化论已经普遍被中国的知识群体所接受。这和中国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用理性有关。更何况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来说，比西方更容易接受猿变人的理论。包括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知识精英都是先接受了进化论，再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进化论迅速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有四个原因。一是唯物史观更具体地解释了人类历史，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存竞争和生物进化。它有更强大的理性说服力。而且这种历史观与强调历史、富有历史情感的中国文化传统相共鸣。二是中国有着极为悠久和浓郁的乌托邦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思想和实践都一脉相承。此外，对中国社会影响极深的其他学派，如道家、墨家和佛学等都有自己未来的理想国和极乐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述，与中国这个传统一拍即合。三是中国传统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剥削的否定和对处于底层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情，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最后，马克思主义有着十分鲜明的实践色彩，特别是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这一具体手段和途径，也符合中国当时救亡图存政治环境的需要。

　　由此可见，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心理结构上的认同与重合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接受的内因。从而迅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将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高度地凝聚起来，掀起了一场浩大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的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在非比寻常，比如地主和资本阶层消失带来的社会平等、妇女地位的提升、土地革命等。这种能量也体现在建国之初虽然百废待兴，却能在境外和当时最强大的美国打成平手。一改一百多年来中国积弱不振的国际形象。

　　然而西式的民主在中国却是走了一条先扬后弃的道路。西式民主之所以能够在清末和民国被接受，还是源于中国的实用理性。西方列强英、美、法等国的制度以及日本效仿西方迅速崛起的实例，都使得中国上下认为只有立宪或共和才能救中国。但是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民国的各种理想中的宪政制度依旧被袁世凯、曹锟等前清权贵玩弄于股掌间的时候，拥有实用理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迅速对它失去了信心。

　　西式民主在中国的失败有很多原因，比如实行条件的苛刻。要实行议会制民主，首先要进行人口普查，以确定各省的名额。然而，中国第一次实现人口普查是1953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在清末和民国举行的几次选举，都是估计出来的人数，基础就存在先天的不足。其次，实行民主就要成立政党，这和中国“君子不党”的政治传统相背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土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认为，权力如果处于固定归属状态，则社会处于稳定和发展状态。一旦权力归属不明确，则群雄逐鹿，战乱四起。所以在中国实行竞争性政党政治带来的就只能是宋教仁的悲剧、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军阀的混战。

　　西式民主另一个与中国传统的背离之处是缺乏道德感。正如章太炎所说：过去改朝换代，奸臣尽戮。但在中华民国时代，旧官僚投机分子悉数留任，而能够进入议院者不乏各地道德低下、人格堕落的豪强。故章太炎斥之为：“故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这只不过是“财主地棍土豪”的民主，对于人民而言，又增加了一批压迫者而已。然而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的现实。没有道德感的民主自然无法和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高度强调集体、无私、奉献、廉洁、团结的革命力量相匹敌。

　　因此，西式民主在中国失败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两条：一是背离中国的人文传统，二是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反过来讲，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的原因。可以说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思想基础，任何变革都只能以代价极其惨重的失败而告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曾经走向一条强调意识形态、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展道路，这实际上也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正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当然中国这三十年的成功，是现今任何西式理论所无法涵盖和解释的。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说的“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作者为旅法华人、自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