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中宣部理论局主办“深入解答六个‘为什么’”网上座谈


2009年07月03日18:47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7月3日9：30—11：00，由中宣部理论局主办的“深入解答六个‘为什么’”网上座谈会将在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举行。教育部社科司司长杨光、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占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先达、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熊晓琳等五位专家学者将做客人民网“七一社区·理论论坛”，进行网上座谈并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欢迎网友积极参与。

　

>>>点击观看视频>>>>

　

　　访谈摘要

　　·杨　光：《六个“为什么”》说清讲透了六个重大问题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源于历史、基于实践

　　·熊晓琳：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立足国情 应破除私有化迷信
　　·严书翰：“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

　　·熊晓琳：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

　　·严书翰：实践中发挥好人大制度优越性 认清“三权分立”局限

　　·陈先达：科学发展观是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典范
　　·杨　光：认真回答好六个“为什么”具有现实必要性
　　·严书翰：建国60年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逐步体现的过程

　　·陈占安：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理解改革开放的必然性

　
访谈全文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参与今天的网上座谈会，去年12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到“切实加强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时，明确要求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深入回答六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今年1月5日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中央媒体先后刊发有关专家论述六个“为什么”的系列理论文章回答这六个个重大问题，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5月30日，中宣部编写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全国各地再次掀起了学习、探讨六个“为什么”的热潮。
　　[主持人]:今天中宣部理论局组织邀请了5位专家学者作客人民网“七一社区·理论论坛”，以深入解答六个“为什么”为题进行网上会谈，也欢迎网友朋友们积极提问。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出席今天座谈会的嘉宾：教育部社科司司长杨光。
　　[杨　光]: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人民网“七一社区·理论论坛”和大家交流。
　　[主持人]:欢迎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先达先生。
　　[陈先达]:各位网友大家好，我非常高兴与“七一社区·理论论坛”的网友交流。
　　[主持人]:欢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占安教授。
　　[陈占安]:各位好，我非常高兴参加此次论坛。
　　[主持人]:欢迎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
　　[严书翰]:我愿意和大家交流。
　　[熊晓琳]: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很高兴有机会作客“七一社区·理论论坛”。


　　《六个“为什么”》说清讲透了六个重大问题


　　[主持人]:下面进行主题发言，下面请杨司长介绍一下《六个“为什么”》这本书是在什么背景下编写的，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同时对这本书的社会评价和反响如何？

　　[杨　光]:大家知道在现代社会里思想多元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思想上的共识和统一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这个基础条件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的基础，所以它至关重要。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核心的价值，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一个核心价值。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2007年6月25号，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他再次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同年10月15号，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的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求全党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利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所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深入发展、不断前进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提出来的。它的目的就是要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们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这是一个背景。

　　[杨　光]:《六个“为什么”》这本书紧密地联系国内外的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以鲜明的观点、深入的分析、生动的事例、通彻说理，全面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六个重大问题。 　　

　　[杨　光]:《这本书简要地说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一是政治性强，导向明确。这本书所论述的六个“为什么”都是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底线，涉及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我们执政党不可动摇的根基，所以这本书的政治性是很强的，而且是观点鲜明、立场坚定，对于进一步推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设，增强干部群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针对性很强。这本书紧密地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不回避矛盾、不兜圈子、直面现实，善于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把思想性和针对性结合起来，力求把道理讲清楚、说明白，比较好的回答了一个时期以来大家容易产生的一些思想困惑问题，比较系统全面的回答了一些重要的、深层次的问题，这本书的针对性是非常强的，也是大家所迫切需要的。三是可读性非常强，读起来一点都不累，我在刚开始读的时候不是一口气读下来，几口气就读下来了，这本书紧紧围绕着《六个“为什么”》进行深入浅出地阐述、解读，讲事实、摆道理、举例证，特别是我感到是一种以平等的姿态、以对话的情景营造出这样一种氛围，这种民主的、平等的、对话的气氛来解释沟通，不是刻板的说教，也不是居高临下，更不搞火药味很浓的批判，摆事实、讲例证、说道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也具有非常有效的说服力。这本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风朴实，文笔也比较生动，大家也可以概括其它方面的特点，主要来讲这三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 　　

　　[杨　光]:《六个“为什么”》出版发行以后在全社会理论学术界，特别是在高校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都觉得这本书非常必要，而且是非常及时。普遍认为这本书产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源于历史、基于实践

　

　　[主持人]:下面请陈先达先生为我们说一下指导思想一元化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同时能否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谈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问题和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指导地位，通过历史经验和历史过程的比较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和苏联社会主义情况的对比就能看到：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现在变成世界上的第三经济实体成为第二经济实体，取得这样的成就；而苏联由一个超级大国，后来解体走向衰落。这样一个对比关系，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牵扯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历史进程是非常明显的，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也，当时中国道路的问题也是没有找出来，后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取得了民族革命的顺利，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一样，由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了改革开放，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党，以及科学发展的问题，取得了根本的巨大成就。
　　[陈先达]:中国建国60年来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历史证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果，才能有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人说谈到指导思想，谈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现在都是多种经济成份，这么多所有制关系，个人有都个人的思想，怎么可能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处于主导地位这样一个东西呢？还需要吗？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主导地位是和我们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相适应的，它是由我们基本经济制度而决定的，所有制的经济成份的多样性，它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所以在在我们国家马克思主义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的。有人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不是妨碍多种经济的发展吗？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存在好象有多个发动机一样，能够推动社会前进，可是方向盘只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就等于方向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地位就是方向盘，一部汽车方向盘多了，发动机少了，肯定这个汽车是要开到阴沟里去的，所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不会妨碍我们多种经济的发展，相反，有助于我们合理布局，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发展，这几十年来的情况就已经证明这是对的。当然，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问题、一元的问题，民主关系的发展，除了我们讲的历史地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问题，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它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当代世界、观察中国现实，解决问题最科学的思想方法。所以，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这样一条道路，我们的国家就会永远保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

　

“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


　　[主持人]:下面我们就有请严书翰教授为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为什么说在当代中国搞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倒退？

　　[严书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以后中华民族长期面临着两个历史性的课题，第一个课题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们简称为救亡。第二个课题历史性课题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我们简称为发展。1840年来，救亡和发展是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两个历史性课题。当然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是紧密联系的，只有解决了第一个课题才能解决第二个课题。历史在当时的中国，哪一种主义、哪一种政治力量、哪一条道路能够解决第一个历史性课题就是救亡，那么它就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从鸦片战争开始后的100年间，实际上在中国各种各样的主义都试过了，包括资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都不能解决救亡的问题。各种历史力量都登台表演了，包括农民起义领袖、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还有统治旧中国几十年的国民党等等。从中国近百年历史大跨度上看，这些政治力量都是昙花一现，匆匆来去。这些政治力量都不能解决我们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问题。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的社会主义道路，才彻底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大历史性课题，也就是救亡。
　　[严书翰]: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呢？对这个问题我向网友推荐毛泽东主席曾经在1949年写了一篇很重要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当中毛主席对中国当时为什么不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做了非常精辟和简要的分析。概括的说，就是当时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以及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摆在了中国中华民族面前确实有两条道路可选择：一条是资本主义，一条是社会主义。但是毛主席是这么分析的，他认为，当时控制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它是不允许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毛主席深刻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绝对不是把分裂主义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的目的是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保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当时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不允许我们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另外中国的民族资产是有很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他们也想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个想法和愿望，但是由于我们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能力，他们在革命的问题上具有摇摆性，所以不能成为引导我们中国革命的力量。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毛主席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大家知道，当时的俄国就在中国旁边，俄国和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正因为俄国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所以俄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产生着非常强大的动力，因为中俄两国都是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都有大量的受苦受难的大众等等，因此俄国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为什么不能呢？这就是当时广大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所以在当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全面萧条、全面走下坡路，而获得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苏联却蒸蒸日上，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走俄国人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中国人民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紧紧依靠工人及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解决了中华民族遇到的第一个历史性的课题，就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严书翰]: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讲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成了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所以今天如果有人主张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来讨论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尚且在当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不通，那么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搞了60年，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还有人主张回过头去搞资本主义，那是历史的严重倒退，也是绝对走不通的。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立足国情 应破除私有化迷信

　

　　[主持人]:下面请熊教授为我们解析一下，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张私有化，认为只有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不知道熊教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熊晓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什么必须坚持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概括来讲，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具体说来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同时它也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就不能确保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我们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我们都知道，中国最大的实际目前正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生产力还不发达，我们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发展还很不平衡，不同的地区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再这样的条件下就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来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适应发展水平的。
　　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势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实际上那种认为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发展，而就不能发展非公有制经营主张吗？其实已经被证明了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可以这么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其实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这个基本经济制度。
　　[熊晓琳]:西方学者认为私有化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这个观点怎么看？人们常说一句话叫事实胜于雄辩，这个观点我们可以用客观事实来回答，目前世界上实行私有化的国家和地区近200多个，可是其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只占了极少数的一部分，大多数国家仍然是贫穷落后的。这个事实就准确无误地表明了，私有化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经济的发展，更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　

　

实践中发挥好人大制度优越性 认清“三权分立”局限

　

　　[主持人]:下面请严教授为我们介绍一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的三权分立相比，最显著的区别是什么？作为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制度，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严书翰]:有比较才有结论。我们必须从中国人民的代表大会这个制度本身有哪些特点讲起，特别是同与西方国家的制度进行比较，才能能显示出我们的优越性。在这里首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体都要跟国体相适应，这是唯物史观重要观点，也是政治民主发展的规律。国体确定下来以后，就要与这个国体相适应的整体，当然各个国家不太一样。就像每一个人穿的衣服也是不大一样。因此，我们首先提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体，大家知道我们宪法规定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之相适应，我们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基本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要求，又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形式。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要求。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这样一个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产生的政治制度，具体是这样，我们这个制度是人民通过普选，选出自己的代表。而人民代表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集中起来，并把它上升为法律和法令。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这个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参加国家管理，所以13亿人口必须通过普选选出自己代表来参加管理国家，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正因为我们这些人民代表代表着13亿人口，所以我们说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我们选出的人民代表来管理国家，又有它的有效性，不可能13亿人口都参加管理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形式。
　　[严书翰]:进一步谈到，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55个年头，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当中清楚地看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实存在着很多方面的优越性。人大制度的优越性可以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一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优越性，大家知道我国宪法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有一系列明确规定，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利，年满18岁中国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我们国家参选率是非常高的，参加选举率都达到90%以上。我国宪法对于人民群众的选举权、被选举权都有规定，再加上我们参选率高达90%以上，这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广泛性，而且充满活力。随着诸多方面的优越性是广泛代表性。二是效率高。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也就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然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这样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牵扯因素少，因而工作效率是高的。三是所确定的目标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刚才讲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越性也决定了非常有利于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我们的一些奋斗目标。比如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都在《宪法》当中得到了体现。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有利于我们这些确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这就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目标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讲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严书翰]:为什么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搞三权分立？大家知道既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既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广泛代表性，工作效率高、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确定的目标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我们就没有理由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制度去搞什么三权分立。大家知道三权分立是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体，但是适用他们的情况，根本不适用中国的情况。刚才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走过了55年历史，而且在实践当中体现出这么多的优越性，所以有的人要求我们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政治制度去搞三权分立，我在这里做一个比喻，就如同美国要求英国你们要实行我们美国总统式的政体，如同英国要求法国，要求法国实行英国一样的议事的政体，那是非常荒谬和可笑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优越性和生命力

　

　　[主持人]: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党制度的必然性是体现在哪里呢？请熊教授为我们解析。

　　[熊晓琳]:我们在理解一种制度的时候一定不能脱离现实，要结合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来考虑具体的情况，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是有意义的。所以主持人刚才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回答。我们先从历史方面来看，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我们的政党制度安排是历史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并不是没有搞过多党制，比如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一度效仿西方，实行议会制和多党政治，一时间政党最多达到300多个，最终多党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亲民、国泰民安，反而是党派争斗闹剧连连，比如说操控5000大洋一票的贿选，比如说黎元洪曾经在9个政党里挂职。最后导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些主张走第三条多数的人，他还仍然想实行西方的多党制，但是为了实行专制独裁的统治的国民党，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在1948年，在解放战争将要取得绝对性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个一的口号，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各民主党派都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我们的政党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实践证明多党政治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说中国政党制度的安排，是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共同做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这是我们从历史上看的。
　　[熊晓琳]:从现实上看，如果从现实来看我们这个政党制度安排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两个鲜明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特色，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搞一党制，在这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什么呢？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各民主党派通过各种形式参政议政，这样的政党制度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个优越性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熊晓琳]:第一，这一制度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现有的政治体制，广开言路、广求良策，拓宽了民主渠道，能够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和各阶层的利益，从最大限度上保证了人民民主的实现。第二，体现在这一制度有利于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强调的是执政党和参政党民主协商、求同存异、合作发展，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整合力。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政党争夺造成的证据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有利于维护政治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第三，这一制度有利于执政党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这一制度之下，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通过各种形式参政议政，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四，这一制度有利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在这个制度之下通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执政党的监督，能够避免一党专制缺少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执政党的建设。我们从现实来看，这样一个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符合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们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理解改革开放的必然性


　　[主持人]:1978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下面我们有请陈教授为我们解析一下怎样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陈占安]: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把握。从理论层面来看，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走向和结果。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分解成以下三个意思：
　　[陈占安]:首先，改革开放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然要求。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认识有一些了解的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矛盾，这个问题曾经经历了一个认识的国家，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国际共产党运动当中普遍认为，或者占主导地位的是斯大林当时所提出的一个认识，认为是没有矛盾的。但是到了50年代，在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讨论和著作当中，修改了这个认识，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是存在着矛盾，而且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因为有的矛盾才有解决矛盾的要求。我们说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认识到、承认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特别是存在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这个矛盾下提出的一种重大举措，它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种必然要求。
　　[陈占安]:其次，改革开放是在我们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基本矛盾的性质和情况的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刚才说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是有着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着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这样的基本矛盾。但是这个基本矛盾在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认识当中已经做到了，我们这个基本矛盾和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的，而毛泽东同志当时概括叫，又像适应又像矛盾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基本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刚才说要解决矛盾必须要有解决矛盾的办法。我们说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种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通过社会主义自身来解决来解决这个矛盾。我们现在说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多方面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生层建筑，使得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我想我们去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这种非对抗性的矛盾的性质和特点，这个情况是做出改革开放决策的一个重要的认识的基础。
　　[陈占安]:最后，改革开放是在同我们以往的，以夺取政权的为目标的社会革命相比较、相联系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不是原来的那种建立新中国，夺取政权的那种革命。但是我们又认为到，它和革命之间有着同样的一种意义，这是就改革开放所涉及到的广度、深度，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的深刻性和广泛性来讲的。改革开放是对原有的一些管理体制的改变，不过它不是对一些细微的修修补补，而是对它的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所带来的社会震撼和社会影响不亚于与以往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社会革命。邓小平同志曾经就说过，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革命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清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也可以叫做革命性的变革。我想邓小平同志是在比较和在联系和区别的过程当中认识到改革开放的性质和特点。这是对改革开放的一种理性认识的基础。这是讲的理论层面的，是讲的有矛盾，没有矛盾谈不到我们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又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陈占安]:从实践层面来讲，改革开放是走向繁荣富强的一条必由之路。我也可以把实践层面分解成这样几点：
　　[陈占安]:首先，改革开放是我们真正摆脱以往照搬别的国家发展模式的一种客观需要。我们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虽然也曾经有过一些类似改革的举动，但是在政治管理体制、经济管制体制等方面，应该说没有大的突破。特别是我们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也导致了一种僵化的状态，妨碍的人们积极性的发挥。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的体制等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发挥具有的优越性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而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太穷、太落后了，这样做的结果对不起人民。我想这真是一种真情实感。
　　[陈占安]:其次，改革开放是纠正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的一种必然选择。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这是一次动乱，是内乱的一种状态，使党和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我们国家处再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就整个经济状况来说，处于一种缓慢的发展和停滞的状况。很多经验证明，人们趁势问题往往是在一种危机发生过后，在一种思考的过程当中，在一种沉痛的教训总结出经验的过程当中，从对比的认识当中才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平常说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我们党把文化大革命这一个坏事变成了我们后来的好事的。
　　[陈占安]:最后，改革开放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一种共同的愿望，就是在经验教训总结当中，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认识过程当中，要求结束我们政治上混乱的状况、经济停滞的状况和思想上僵化的状况。改革开放我们就是一种党心、民心之所向，改革那些被实践证明是不合理的体制，解放和发展我们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就成了十年动乱以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就成了改革开放政策出台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
　　[陈占安]:在这里，我们应该由衷地感谢邓小平同志。我们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所以能够做出实行改革开放这一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因为我们有邓小平的领导。是邓小平同志用最明确的语言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是他领导我们党打破思想僵化，坚持从实际出发，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思路。他时刻关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也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他既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表现出了开辟新道路的政治勇气和开拓新理论的巨大的理论勇气。我们说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当然，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之后，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来前进，确实经过了30年的奋斗我们取得了重大成就。正像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报告当中所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典范

　

　　[网　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品质在于不断创新目前，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的第一条理念就是理论创新，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到理论创新？同时，科学发展观是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典范，不知道陈老师怎么看？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都是与时俱进，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中的学说，而不是死记硬背的教条，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开发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从来都不做针对的。当我们给马克思主义下定义的时候，这个学术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奠定的，由后继发展的一个关于的人类解放学说。这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不能是停滞的。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是什么？立足于实践，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应用、在实践中发展。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情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是不同的，所以结合实际问题，立足于实际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陈先达]: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发展这是当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发展观的问题在西方也提出来了，可持续发展观问题也提出来了，也有人写过书，但是他们的着眼点都是人与环境、多元与生态这个角度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问题，它是全面的，他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不只是人和自然生态发展问题，解决的是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如何发展，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措施，而不仅仅是人和自然，也包括人和社会，包括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说发展，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的核心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倡导主体的作用，体现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的主人的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科学发展观的倡导下，所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论断既坚持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等，同时又把整个社会结构看作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整体，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从人们发展的代替关系中来讨论发展问题。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于发展的新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认真回答好六个“为什么”具有现实必要性

　

　　[网　友]:请问杨光司长，为什么中央特别强调要深入回答这六个重大问题，这六个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殊意义体现在哪里？

　　[杨　光]:《六个“为什么”是六个重大问题，中央领导提出要深入回答六个“为什么”，要解决好这六个重大问题，个人觉得抓得非常准。如果这六个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回答好了，就能够体现我们的执政党政治上的坚定、理论上的清醒和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实践创新的高度统一。这六个基本问题、重大问题是必须认真回答，不容回避的问题，所以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回答好这六个重大问题，非常的好。 　　

　　[杨　光]:另外，回答好六个“为什么”，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认清历史必然性。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看，170年的历史，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三个选择都有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是总结好基本经验。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是30年，这些年我们所走过的这些路是一个基本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基本的经济制度，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就是六个“为什么”，基本政治制度是两个，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一个是政治协商。这是60年、30年的基本经验。 　

　　三是彰显意识形态的主轴。社会主义政治的底线，必须是坚定不移、牢牢把握的，这是从未来发展来看。所以我说历史必然、基本经验和政治底线，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回答好这六个问题确实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核心价值体系。

　

　　建国60年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逐步体现的过程

　

　　[网　友]:今年是共和国成立60周年，请您能否结合一下60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谈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怎样一步步体现出来的。改革往往能够给制度带来新的活力，站在60周年的关节点上，请问专家展望一下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方向。

　　[严书翰]:要结合新中国成立60年来谈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体现出来的，作为我们专家学者很愿意从理论上来看问题。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是逐步体现出来的，经历了一条很不平坦的道路。

　　[严书翰]:我们把新中国成立60年分为这么三段：第一，我们新中国成立三大改造完成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也就是在1966年之前，这段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发挥。三大改造成功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奠定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政治前提。大家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把社会主义比喻成东风，资本主义比喻成西风，在那个时候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我们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上世纪50、60年代已经得到初步实现，这是肯定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文革开始到改革开放前夜。1966年之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党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10年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影响很大，甚至起着破坏性的作用。 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经历文化大革命10年之后，特别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们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8年之后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之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从这里开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

　　[严书翰]:在去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大会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们国家取得的成绩，从11个方面做了概括，所以这30年是我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的30年，所以这位网友提得很好。结合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是经历了这样一条轨迹，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可以看出，改革开放这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这30年，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获得充分发挥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