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在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蓬莱油田溢油事故、温州“７·２３”动车事故、故宫瓷器损坏事故等一系列热点事件中，社会公众对信息公开的质疑和批评不绝于耳。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尤为值得关注，以两办名义发出意见，以中央的权威表达打造阳光政府的决心，值得肯定和期待。

　　而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更可谓切中要害。

　　信息公开，回应关切，从现代政治的角度讲，体现的是一种服务精神。民众作为纳税人，授权政府行使管理权利，政府作为服务方，理应在法律的范畴内，对民众关心的问题和信息予以全面的公开。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热点问题时，尤须第一时间予以公开回应，这不仅是服务，更体现的是政府义务。

　　道理虽然谈起来简单，但到现实当中，这些理念和义务，却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变得复杂起来。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服务意识的落后，虽然我国已经走出了政府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但由“包办一切”培养出的治理理念，却持续到了今天。在一些部门和地方的管理者看来，我提供什么，民众就应该接受什么，断无再提要求和抱怨的道理。

　　其次在于制度建设的落后。对于管理者来说，面对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尤其是负面问题，出于自身形象及利益的考虑，第一反应是掩饰、回避，其实并不奇怪，这样的心理举世皆然，没有什么国情的差异。差异在于有无明确并且可行的制度约束。重大事件发生后，多长时间内对外公布信息，公布到什么程度，多久更新……如此种种，必须以制度的名义予以确认，使信息公开有据可循，对社会关切有所交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于制度外的监督力量不足。虽然有制度约束作为前提，但在社会转型期、矛盾突发期，需要公开和回应的信息众多并且复杂，仅仅依靠制度，很难做到穷尽。而从另一方面，制度总是有漏洞可循，如果再加上执行不到位，则信息公开极可能流于形式。因此，必须在制度之外，再引入其他力量，保障政务公开顺利进行，正如意见中所说，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代会代表的监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强化社会监督。

　　纵观世界历史，在社会转型期，利益诉求多元化，矛盾冲突复杂化，几乎是避不开的问题。而当前，微博等新媒体的勃兴，也在倒逼政府信息公开，事后被动解释，总比不上主动公布，公信扫地。因此，对于管理者来说，必须下定决心加强服务意识、制度建设和监督力量，让“阳光政府”的理念和目标真正落在每一个管理者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