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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时间:2011-04-12
早年崇拜康梁的政治主张。毕业于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加入京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潜心佛学。因发表《究元决疑论》,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1922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其成名作。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后到河南辉县百泉筹办河南村治学院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去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倡导乡村建设运动。1929-1931年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提出“乡村建设”是改变中国现状的唯一良策的主张。1941年3月,以“村治派”领袖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次年赴香港筹备《光明报》(今《光明日报》前身民办公助),使之成为民盟的喉舌,为民盟最早的五位常委之一。参加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案件的调查。写出《李闻案调查报告》,因揭示真相受到恐吓。1946年参加赴延安参观团。因自己政治主张在国共两党和谈中无法实现,遂退出政坛潜心于讲学与著述。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20世纪50年代,因讥议当时政策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80年代中叶复出于学术界,在中国文化书院作过多次演讲。提出“革命自外引发论”,“中国革命在1911年那次就是靠游日留学和他们再教出来的学生,在1926年那次就是靠游俄留学和他们再教出来的学生。”(《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最后觉悟》)主张以文化求政治上的出路,“中国政治上的出路,经济上的出路,不得离开那固有文化的出路。”(《乡村建设理论》)由此出发,认为中国应该让孔子思想得到重新发扬光大。认为中国的根基在农村,以山东邹平县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以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乡农学校,为乡村建设的核心组织,以乡村具体事务的改良来取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革命道路。乡村建设以失败告终,但其觉察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在农村,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比较正确的见解。以中国为“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没有阶级的分野,故人际关系“情如一体”,“互以对方为重”(《中国文化要义》)。指责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合中国国情。梁漱溟关于中国文化的认识,自成一家之言。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意在为其复兴儒学提供一个理论基础,是援西学入儒,用改造西学以寻求复兴儒家思想为特征的现代新儒家的先行者,对熊十力、贺麟有较大影响。其政治思想在20世纪20-30年代曾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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