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道、儒、墨各家的思想，尤其有选择地接受前期法家的思想，集法家学说的大成。主张“为治者……不务德而务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韩非子·定法》）。称法的制订，应该“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难三》）。法的施行，应该“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强调加强中央集权，对后世影响很大。发展了荀子的学说，认为“道”是事物运动的普遍规律，而“理”则是具体事物运动的特殊规律。提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显学》）。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观。还认为“人民众而货财寡”是社会动乱的原因。强调一切社会关系，如君臣父子、交换及剥削关系，均出于人们的“自为心”或“计算之心”。还肯定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也是国家执行赏罚、法令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