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并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句古训，肯定社会历史（“文”）的探讨和操守气节（“耻”）的砥砺同样重要。他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提出“合经学无理学”的命题。政治上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要求君主分权而治，主张加强地方官的权力，允许地方官实行世袭制度，以避免“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的弊端。提出君民平等的思想，认为皇帝不应“厚取于民以自奉”。不赞成法家政治，主张“正人心，厚风俗”，以“礼义廉耻”之道教化人民。强调个人对民族的责任感，“今日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于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从关心民族的责任感出发，区别了“国”与“天下”，认为“亡国”是皇帝一家一姓的灭亡，是改朝换代之事，“保国”只涉及统治者的利益，而“天下兴亡”则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之大事，“保天下”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百姓都有责任。这一见解被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