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的政治思想涉及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政权和革命前途等5个方面。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帝国主义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了中国，不但压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妨碍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由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国社会经济的特点是：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产业工人的人数极少。在农村的经济领域中，自然经济占主要成分，商品经济所占比重很低，封建剥削是主要剥削方式，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居次要地位。他认为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压迫的工商业者，而工农群众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工农群众中，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不承认工人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他认为革命胜利后应建立平民政权，形式是从中央到乡村都成立议行合一的革命委员会，或称国民议会。在各级政权中，工农须占百分之六十，并实行地方自治。他指出平民政权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亦即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他说：“民生主义是非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的路途上去”（《党的根本问题》）。
邓演达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对共产党曾有一些误解，在理论上也有一些错误，但他坚决反对蒋介石，成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所坚持的中间路线对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民主人士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