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实践上的胜利,反倒在东方经济、政治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国取得了实践上的成功和理论上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践的指引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通史、专题史和人物史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和经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思想导向。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界诸多同行们在思考的问题。在此,笔者提出几点意见,供参考。

第一,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出的背景及其内涵。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从传入中国之时起便开始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命题直到1938年才得以提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而发的,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笔者以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外,还有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伟大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大大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其历史功绩不容低估。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国民意识中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不断高涨,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文化人开始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存有否定一切的形式主义缺陷。从延安《解放》周刊上刊载的有关文化运动和文化工作的文章看,当时的理论工作者和文化人已明确认识到,“过去的文化运动,外国的气味太重了”,要使新的文化运动真正成为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运动,就“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中国化”。有的文章明确把“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列为文化工作的任务之一。有的理论工作者则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精华的继承者,是中国古代一切优秀文化的继承者”。了解了这一文化背景,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是在讲学习历史部分,而不是在讲学习理论和研究现状部分讲中国化,讲不要割断历史,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遗产。了解了这一文化背景,我们就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化的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与中国现实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应是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总之,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基于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思和总结。

毛泽东不仅是革命家、军事家,而且是精通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家。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和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中国传统哲学三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的继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能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抵制外来错误的干扰,战胜外来的侵略和干涉,使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同它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密切相联的。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中,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灵魂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而不是其他哲学思想。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上,理论界和学术界都只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不讲或很少讲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笔者认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文化背景,不仅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有重要帮助,而且对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的研究,如同对其他哲学史的研究一样,不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对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贡献的哲学家的思想作出实事求是的阐述与评价,而且要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找出其中的规律,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繁荣当代中国哲学。应当肯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者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国传统哲学三者相结合的根本经验,但总的看,还不够深入、细致和具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也有曲折和教训。在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反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不同观点、专门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与作为政治家的哲学思想等关系方面均需深入
研究和总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及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放与应用等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和发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尊重群众、勇于创新等优良传统,也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不良传统。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贯串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是顽症,它直接来源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同时也与中国的注经解经的经学传统和国民性中的奴化意识密切相连,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关。因而,如何发扬优良传统,克服不良传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时,首先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坚决反对某些人极力贬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错误态度,充分肯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论是毛泽东、李达、艾思奇,还是其他人,都不能超越中国的历史条件,都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实事求是地分析他们的错误和不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所要求的,其目的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加强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成果的研究。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
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两次历史性飞跃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研究起步阶段,研究者的研究重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当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近三十年之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的研究重点不应再停留在原处,而应转移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成果的研究上来。

重视哲学的研究和应用是毛泽东倡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1](P118)。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的辉煌成就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取得的,近三十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又反过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社会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到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深刻的大变革必然会在哲学上得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值得我们去发掘、概括和阐释,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践、实践理论、创新理论、生产力理论、改革理论、机遇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与和谐社会理论、精神文明理论、群众观和以人为本理论、人生观和价值观、科学发展观等。我们要十分珍惜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在哲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蕴涵的哲学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新体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充分吸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蕴涵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哲学体系的改革、实践理论、系统哲学、社会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科技哲学、生态哲学等。

第四,按照新的哲学观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对哲学史研究而言,以往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作为一种客观的思想存在是历史地确定了的,但后人通过对他们的研究和读解写出的哲学史,则是见智见仁,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而且,每位哲学史家都会按照自己的哲学观念去写哲学史。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从苏联传入的。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系统化的产物,有其历史价值,对它全盘否定是不妥的。但这一体系严重的内在缺点又是十分明显的。在它的影响下撰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可避免地会有局限性,会遮蔽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某些内容。

如前所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当代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灵魂的体现,但我们撰写的哲学史,对此却反映得很不够,有的论著甚至没有反映。这种状况急需改变,应加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涵的中华民族智慧、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灵魂的研究及阐释。要让读者从我们撰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真切地感受到现代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灵魂,并激发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人生论和价值论,教人如何做人,知行合一,化理论为德性,提高人生境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艰苦环境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将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人生哲学和价值论。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注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还十分注重人生哲学和价值论。因为人生哲学和价值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由于受传统哲学体系的束缚,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对张岱年的“天人五论”的新唯物论哲学、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冯契的“智慧说”、钱学森的“大成智慧说”等富有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笔者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是多样的,异彩纷呈的,而非单一的,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时,上述四位哲学家的论著是不能不读的。他们依据各自的经历和学养,从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独特贡献。

总之,我们需要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按照新哲学观来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重新审视以往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要把被以往旧的哲学观所遮蔽了的或反映不充分的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发掘出来,为建立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材料,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