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探密,主要是想搞清楚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内在结构。因此,所谓“探密”,也就是探索邓小平关于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的秘密,探索这个构想的起点、历史发展和内在逻辑,目的是为了加深对这个科学体系的认识。

首先肯定在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邓小平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即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有个构想的。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说,“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①这个构想, 1985年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的谈话、②1987年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什特劳加尔的谈话、③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的谈话、④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的谈话、⑤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等,⑥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反映。其中最集中的一次是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这次谈话几乎包括了以上列举的各次谈话的要点。这几次谈话的基本内容,成为笔者对邓小平理论体系探密的立论基点。

一、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入手

我们首先研究邓小平的这个构想是从哪里破题的。笔者认为邓小平的构想是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来破题的。这个观点有以下三个事实为根据:一是1986年12月24日邓小平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十分明确地指出,为了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说,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使他“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⑦二是在他6次谈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中,几乎每次都首先论述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只有一次没有论述到,即1987年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为什么每次谈话都提这个问题,而且首先论述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只能这样解释:在邓小平看来,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的,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有了正确的理解,才有可能来谈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笔者这样理解是有根据的。因为邓小平认为,建国以来我们之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走了曲折的道路,“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①所以,邓小平谈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时,总是首先阐述他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解,先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统一认识,然后再来谈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是邓小平介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关于中国共产党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也是邓小平思想发展的历程。在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的谈话中曾作过这样的介绍。他说,“文革”时期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问题上,我们党同“四人帮”进行了斗争,批判了“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歪曲和侮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邓小平这段话,清楚地描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发展历程。这就是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之后,才着手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问题。邓小平这个说法,是能够用事实验证的。早在“文革”后期,“四人帮”借口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按劳分配,借口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抓生产。邓小平在批驳“四人帮”的过程中,就开始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例如1975年3月5日,在为解决铁路问题召开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同年5月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的讲话、6月同马天水的谈话、8月在国务院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时的讲话等,都涉及到了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打倒“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武器,针对干部和群众对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出的疑虑,花许多精力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获得了实质性突破,形成了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据初步统计,从1978年至1981年的4年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概念作了12次论述,一次比一次阐述得更明确、更详细。而这些谈话的时间,恰恰是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他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的谈话之前。这就充分验证了邓小平同卡达尔谈话中阐述的我们党探索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即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理解的基础上,再来探索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之所以要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除了理论内在逻辑的要求外,同实践的需要也有密切的关系。打倒“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大规模开展拨乱反正和调整农村政策。在这些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对社会主义概念片面的、扭曲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就无法进行,就被斥为是搞资本主义。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向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介绍我国农村经济改革情况时,就明确提到这种情况。他说:“我们提出这些农村政策,很自然在人民和干部中间提出了一个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②干部和群众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是合逻辑的。这同群众和干部对社会主义概念还存在片面的、扭曲的理解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用一种片面的、扭曲的社会主义概念来衡量我们的农村改革、衡量农业生产责任制,提出这样的疑问就是“很自然”的了。反之,如果对农村改革完全没有疑问、没有怀疑,反而是不自然的、不合逻辑的。所以,必须面对这个实际,首先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反思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以此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否则我们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道路上就会寸步难行,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动乱和倒退。尽管当时邓小平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花了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来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把解决这个根本理论问题视为推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先决条件,视为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二、从批判“贫穷的社会主义”中发现新的社会主义观

怎样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从何入手?邓小平选择了从批判“四人帮”鼓吹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谬论入手。“四人帮”把社会主义说成是贫穷的、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扭曲,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否定,是为我国走向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所设置的最大障碍。选择从批判“四人帮”鼓吹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谬论入手,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的英明之举。这不仅对彻底揭露“四人帮”假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具有决定意义,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邓小平比较快地上升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具有决定意义。“四人帮”是假社会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无恶不作,但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常常引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片言只语,很能迷惑人,特别是那些缺乏政治经验的青年人。怎样在理论上揭露他们,有一定的难度。邓小平除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对他们进行揭露外,就是狠狠抓住他们鼓吹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个核心的谬论进行揭露,还其假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之所以说“贫穷的社会主义”是“四人帮”的核心理论,是因为“四人帮”反对按劳分配、反对抓生产、反对四个现代化建设,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等谬论,都是以此作为“理论”根据的。“四人帮”的这个谬论,在我们这样的一个长期存在“左”的思想,谈富色变的国家里,是很有社会思想基础的。因此,批判“四人帮”鼓吹的“贫穷的社会主义”,也有利于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我国人民在“左”的思想主导下形成的传统的贫富观,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初。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就一直有意或无意地宣传“越穷越光荣”的思想。在群众中普遍存在安贫怕富的思想和贫穷光荣、富裕可耻的贫富观。“文化大革命”中,这种错误的贫富观,被“四人帮”轻而易举地利用来搞假社会主义,鼓吹要搞“贫穷的社会主义”,反对按劳分配、反对抓生产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疯狂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因此,批判“四人帮”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范围,对主导我国社会思想长达数十年的贫富观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为我国人民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邓小平在批判“贫穷的社会主义”中创立了新的科学社会主义。批判“贫穷的社会主义”,就要研究社会主义与贫穷有什么联系?邓小平思考的最初结果是:社会主义不仅与贫穷毫无联系,而且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进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特征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特征。邓小平为了论证这个观点,提出了两条主要的论据:一条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为进入共产主义做准备的阶段,而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的社会,只有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后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另一条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以,它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邓小平根据这两条论据指出,如果社会主义是贫穷的,就永远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也体现不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以社会主义的特征不是穷,而是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这个本质特征的揭示,不仅为彻底揭露“四人帮”鼓吹“贫穷的社会主义”,要人民安于贫穷落后的假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提供了理论武器,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重大突破,为全面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奠定了基础。在实践上,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指明了方向,为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扫清了一个主要的思想障碍。邓小平批判“四人帮”鼓吹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观,提出新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意义,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实际是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相对比较贫穷,特别是几个处于分裂状态的欧洲和亚洲国家,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也举起了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但都是越搞越穷,在世界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仿佛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社会主义就是贫穷。邓小平新的社会主义观,为在理论上说清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看到了方向,坚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也是给西方那些别有用心的理论家、政客一个有力的回击。

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正是从批判“四人帮”鼓吹“贫穷的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的特征不是穷,而是富的论断开始破题的,它对邓小平新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形成起了奠基的作用。根据《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文提供的信息,邓小平对“四人帮”鼓吹的“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在1974年、1975年他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开始了。但不久邓小平又一次被“四人帮”打倒,他的研究暂时被中断。所以,对社会主义特征的新认识,即明确认识社会主义的特征不是穷,而是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7年他在会见卡达尔时说:“‘四人帮’时期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简直荒谬得很!……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要摆脱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①

三、对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共同富裕的演绎

对社会主义的特征获得了第一个规定之后,邓小平考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使中国摆脱贫穷,达到共同富裕。这既是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认识深化,也是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迈出的第一步。如果说在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是从批判“四人帮”的“贫穷的社会主义”入手的,那么,在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主要是从批判林彪、“四人帮”否定生产力的历史唯心主义入手。众所周知,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我国处于主导地位的一种思想是在分配上做文章,以为消灭剥削,平均分配财富,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在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忽视发展生产力。这种思想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并将其推到极端。林彪就是靠狂热鼓吹精神决定论,否定生产力的作用,爬到党和国家二号人物地位的。说什么只要实现了“思想革命化”,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在“文革”期间,“四人帮”完全接过林彪的那一套,他们一方面反对发展生产力,批判“唯生产力论”;另一方面,借口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要取消按劳分配。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里,正是由于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捣乱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大多数人仍处于贫困状态。针对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谬论,邓小平一方面重申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揭露“四人帮”把抓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来批判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嘴脸;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角度,论证了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他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根本的体现,是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好上,而不是在打砸抢上。他还结合我国实际,批判了“四人帮”破坏生产,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来“解决”贫穷问题的庸俗观点。他十分肯定地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②又说:“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③

通过批判,使邓小平更清楚地认识到,要摆脱贫穷就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④

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摆脱贫穷,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之后,邓小平就把精力集中到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总结过去的教训,邓小平认为,要发展生产力,第一是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即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扭住不放。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有生产力的快速、持续的发展。

邓小平认为,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必须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在国内,要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在国际上要争取世界和平。为了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今后不能再搞政治运动,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第二是要制定一个实事求是的发展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国内外的稳定,是迅速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但并不等于说只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国内外的稳定,生产力就会自然而然地获得迅速发展。邓小平认为,还要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情况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发展战略,这就导致了著名的分“三步走”的提出。邓小平非常看重“分三步走”发展战略,认为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我们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在现代化问题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过去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之所以累遭挫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能够制定出一个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要求过高过急,企图一蹴而就,搞大跃进,结果带来灾难。邓小平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要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只有崇高的理想和雄心壮志是不够的,还必须制定出一个科学的、切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战略,才能把理想变为现实。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人口多,底子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分步走,一步一步的来搞。目标不要定得太高。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分三步走”,在20世纪剩下的20年,争取每个十年翻一番,到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第三是要制定一套好的政策,即适合中国实际,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人民满意的方针政策。邓小平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二十多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最大的一个失误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但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而是长期没有制定出发展生产力的好政策。鉴于这个教训,他十分重视解决发展生产力的政策问题,以极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政策。他多次说过,这些新政策概括起来就是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政治方面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的场合他说得更简单,就是改革和开放的政策,认为改革和发展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改革和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最重要、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标志,更是邓小平理论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

改革开放现在已成为国内外很时髦的口号,但邓小平讲的改革开放是有特殊规定的科学概念,与其他国家及国内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讲的改革开放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一,强调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开放是吸收外国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方法,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其二,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搞什么私有化,不能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其三,强调改革是一场试验,没有现成的模式。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检验是非得失的最高标准。其四,强调改革要抓住机遇,时机成熟就应大胆试、大胆地闯;条件尚不具备,时机未到之前,不要盲目蛮干。其五,改革的目标取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此,邓小平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构想的基本部分都提出来了。

四、基本框架的进一步完善

在邓小平看来,要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是第一重要的。但是,单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还不够,还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因为在当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是加快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两个轮子。而科学技术的基础在教育。为此他提出了调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积极性,加快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的新政策。在政治上为“臭老九”平反,说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在红专问题上作出了新的科学解释,使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放下政治思想包袱,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经济上提出改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政策。

为了加快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还十分关注发展的形式、道路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发展形式、发展道路,才能使生产力更快更好地发展?他考虑这个问题依据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只有符合经济规律要求的发展形式,才能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他深刻体会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各地区人为地均衡式发展给我国经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就已经思考了另一种发展形式、道路,即在一定时期内的非均衡式、波浪式发展道路。在邓小平看来,个人的劳动有好坏,技术水平有高低,贡献有大小,不可能是一样的。就地区来说,东南西北中条件差别很大,有的条件好,如东南沿海地区,有的条件差,如西部地区。因此,无论是地区之间还是各个人之间,同时均衡地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只能采取非均衡发展,才有可能较快地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如何才能落实非均衡发展?他的思路是把非均衡发展与物质利益联系起来。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并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①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大政策,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家喻户晓、老百姓欢迎的一项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对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少数个体和私人企业。邓小平先是看,不做肯定或否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这一类非公有制企业对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力有利,应该允许它们存在和发展。在邓小平看来,一种所有制是否先进,不是抽象的,而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就是要看它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他的这种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表露出来了,典型的代表就是“猫论”。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他的这种思想没有能够变为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邓小平提出,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调整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个体、私人、中外合资和独资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在分配上他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允许其他分配方式存在。这就突破了过去那种青一色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使我国的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实际,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的需要。但是,如果不顾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过早地实行青一色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就会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所以,必须实行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允许个体、私人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成分和其它分配形式的存在,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小平的这个构想,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最大突破,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特定的经济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生产是上去了,但是,一些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逐渐蔓延开来,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诸如黄、赌、毒等一些社会丑陋现象也重新出现,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考验也走向腐败等等。针对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出现的问题,邓小平又进一步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单搞物质文明建设不行,还要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提出的论据是:(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二)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都搞好了,才能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他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我们之所以要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可分。一方面,物质文明是基础,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又给物质文明建设规定正确的发展方向,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在我们大力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如果不相应地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工作就不能顺利地进行,严重的还会导致失败。鉴于二者的密切关系,邓小平认为,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心目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相配合、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的社会。1992年他对广东的同志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

五、结论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可以把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的内在逻辑概括如下: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是以解决中国摆脱贫穷,达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

他首先探讨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得出结论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征不是穷,而是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以这个结论为起点和依据推导出:搞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明确了目标、任务之后,就要研究解决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条件及应该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保持国内稳定和争取世界和平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和先决条件;制定“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政策,是加快发展生产力的主要政策和措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仅体现在生产力发展上,还体现在精神上,生产力发展要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精神文明上也要比资本主义更高,所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这就是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构想,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结构。这个结构逻辑严密,每一个方面、部分都离不开发展生产力,离不开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整个体系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推演和全面展开。

邓小平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②我们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的研究过程中,深深地感觉到邓小平也同列宁一样,也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构想,都打上了中国实际的烙印,同时又体现了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是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征不是穷,而是富”这一命题开始的。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贫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邓小平就从这个最普通的现象入手,在寻找摆脱贫穷的办法中,发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要解决的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要对社会主义有个正确的理解。从逻辑上说,这是一个必要前提。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无法考虑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根据当时的中国实际,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又必须先端正思想路线,即哲学认识路线。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走的这条道路,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走过的道路惊人地相似。马、恩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时,接触到的各社会主义理论流派,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用人类理性作为立论的基础。但是,以人类理性作基础是不可能科学地说明社会主义原理的。所以,马、恩不得不从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回到哲学的研究,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这才打开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