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历史新长征时，从一开始就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30年一晃而过，事实证明改革开放确实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因此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今天当我们对改革开放进行深刻认知和理性展望时，特别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视野。

一

哲学的变革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先导。这就是邓小平全力支持和促进的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以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它直接导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带来人们观念的深刻变化，从而摆脱许多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充满活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历史的前进步伐仍然因阻力重重而徘徊。这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办事，我国就不能走出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就无法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就不可能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两个凡是”是在“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借口下提出的，当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邓小平最早指出：“两个凡是”涉及的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主张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形式化，只会损害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假高举。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尤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深入。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持“两个凡是”的人认为，这篇文章是“砍旗”，是“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反驳说：“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2]

这就从哲学的高度点破了“两个凡是”的要害和实质。针对长期“左”的教条主义错误，在破除“两个凡是”的争论中，邓小平发出了“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的号召。他最关注的是反对思想僵化。这就抓住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实践的基础之上，反对“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3]

十月革命后列宁也强调：“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4]邓小平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领导全党实现哲学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强调解放思想，其重大意义非同一般，为的是要说明这样一个真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反对思想僵化，这是新时期执政党最重要的基本建设。从这时起，解放思想就成为执政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活力的一大法宝，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长期坚持下去。解放思想，反对思想僵化，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世界历史发展很快。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对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6]如果墨守成规，落后于社会实践，就会导致失败。其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创造性的事业。“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7]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不断与时俱进，保证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任何历史重大转折和发展时期，解放思想都必须明确其实践的主题。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有着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将思考引向时代的深处，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需要解放思想。通过对我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坎坷曲折历程的深入反思，邓小平总结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8]并且从中得出结论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正是紧扣上述“最根本”的经验教训和“基本结论”，邓小平将“世情”与“国情”相结合，在研究世界形势的前提下，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入认识，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言下的错误观点，提出一系列重大创新理论，制定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使科学社会主义在新时期的中国得到新的发展。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苏联模式所以不成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以经历曲折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道路上所以遇到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都是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从邓小平明确提出这个基本问题起，中国共产党就不断地解放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这涉及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道路问题。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期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就是保持和发展执政党的先进性，确保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这一观点，主要考
察的对象是阶级社会，没有也不可能对未来社会主义作出具体明确的论断。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首次遇到这个问题，他探索性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0]但他所处时期主要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因而还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作出总体性思考。苏联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1936年斯大林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11]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完全适合论”使得社会主义找不到自我运动的源泉，长期陷于自安自慰的状态，丧失或者扼杀了多次改革的机遇，直接导致苏联模式的僵化。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批评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观点，他第一次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然而，事实说明：“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2]

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但是他在实践中采取解决基本矛盾的途径是错误的，或是搞“大跃进”式的“穷过渡”，或是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思历史，这就需要正确认清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特定阶段，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两个重要问题，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动力论形成的现实语境。

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1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对国情认识的根本改变，代替了以往人们对我国所处历史阶段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笼统看法；终结了用急于向“高级的”和“纯粹的”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发展，采取“一大二公”急于过渡的办法。其次，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直接与能否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越演越烈，长期以来主张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历史新时期，执政党改变了这种看法，明确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纠正了在社会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两大失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得以制定，改革开放才有了正确的实践方位。

改革作为必由之路，必须明确改革的具体对象是什么，否则就会陷入无的放矢。20世纪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指导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完全适合论”，导致思想僵化；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高度集中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经济体制，统得过死，损害劳动者的积极性，企业缺乏活力；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相适应，政治体制过分集中，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导致严重的个人迷信和肃反扩大化；封闭导致落后，跟不上民主、科技革新和经济一体化的全球时代潮流。苏联模式的形成有其主客观原因，在历史上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少弊端，特别是当它被神圣化、凝固化之后，这些弊病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化，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邓小平评价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4]

那么应当怎么办呢？他坚定地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15]

追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程，人们不难发现：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件容易正确处理的事情。它涉及到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系。苏联解体就是传统模式僵化和改革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双向合力的结果。面对这场严重的世纪性政治事变，邓小平总结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6]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坚持社会主义不等于坚持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扬弃某种社会主义模式不等于放弃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是个好制度，它的优越性需要通过合适的建设道路加以体现。“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7]但是传统的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改革就会葬送社会主义。“这场改革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合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8]这就要研究和解决“体制改革”问题。实践说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9]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具体体制相联系又相区别，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既是一次广泛深刻的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走的就是一条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创新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历史眼光，自觉将改革与实行对外开放紧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依赖所代替了。”[20]列宁鉴于俄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现实，明确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21]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个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邓小平以史为鉴，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2]认真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包括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所积累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不可缺少的。只有全方位、多领域地实行对外开放，中国才能融入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潮流，才能在开放中迎接挑战、抓住机遇，更好地发展自己。当然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不能简单照搬，更不能“全盘西化”。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征途中，一直存在着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某些并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形式、手段、方法，曾经被当作“社会主义”而加以固守，而那些客观上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手段、方法，又被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拒斥。这特别集中于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看法。邓小平前后思考历时13年，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才逐渐使人们认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党的十四大才得以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邓小平从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有两大贡献：第一是逐渐深入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原则，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共同致富。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改革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本质。他总结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第二是确定了检验改革开放的标准。在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沿着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这一思维路径，最终形成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4]“三个有利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把坚持社会主义当作前提，把重视生产力当作基础，把综合国力当作目标，把满足人民利益当作目的，涵盖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群众利益标准，实现了科学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三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使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了，国际地位提高了，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了，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依靠改革开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25]改革开放让我们打破教条主义的禁锢，走出“文革”造成的危难局面，扬弃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经受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严峻形势的考验，使社会主义在中国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实践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认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不能停留于感性表面，需要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唯物史观主张，考察重大历史事变的动因，“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花，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26]改革开放之所以势不可挡，归根到底因为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党心民心。对于改革开放，任何持停顿倒退的主张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都是违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是通过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最早把握当代世界主题的变化，即从
“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从战略的高度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27]江泽民进一步将发展确定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执政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将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发展的内容。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发展观的与时俱进，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它的提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8]。它赋予改革开放许多新的内涵和要求。

科学发展观首先是执政党的价值观，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旧式的现代化主要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忽视生态环境保护。事实说明，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的发展，有时甚至会产生相反的后果。人类正面临着发展范式的变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要努力避免五种“不带来好运”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但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为社会共享，加剧两极分化；没有发言权的经济增长，没有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没有文化的经济增长，本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消失；以资源浪费、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可持续发展。21世纪中国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的发展，在这种时代大趋势下，只有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结合，才能顺应并引领时代潮流而不至落伍。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强化了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目的，这就是努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894年正在筹办《新纪元》周刊的
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朱泽培·卡内帕写信给恩格斯，请求用最简短的文字概括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本质。恩格斯经过慎重考虑回信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9]。以人为本与执政为民是统一的，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以人为本，需要扬弃“物本主义”，克服以GDP为唯一标准的政绩观；要求反对“以权为本”，破除“官本位”，着力加强反腐败斗争；要求不能简单将“以人为本”等同于“以经济人为本”，重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和文化建设。以人为本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体现，要求始终做到改革和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为人民共享。

科学发展观更加赋予改革和发展以全面协调性。唯物史观从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出发，要求用系统的观点认识社会的复杂性。人类社会是由多种而不是单一的社会要素构成，不能将这些要素看作是彼此孤立存在，社会不是这些要素的机械凑合，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科学发展观体现了这一要求，表明执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总体布局不断完善。其心路历程就是：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为起点，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综合思路，再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整体战略。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改革开放不仅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而且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好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尤其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种进程中要努力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开放和发展，还要求更加自觉地把忧患意识当作一种精神动力。这是历史主体在社会重
大发展时期的一种精神自觉，是对改造世界推动事业发展的强烈的责任感和能动性。主要表现为居安思危、超越现实、坚定信心和积极进取。它关涉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状态，特别对抓住机遇要有忧患意识。这是因为只有抓住机遇，才能谋求发展。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总结近代历史经验后认为：“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一整个民族的命运，把握得当，其民族便能主宰其他民族的命运，把握不当，自身的命运便成为其他民族的目标。”[30]但是机遇不是长驻的，意味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遇具有共享性，它只偏爱那些具有充分准备的历史主体。为此，邓小平经常痛心疾首地指出，我国在历史上失去机遇太多，建国以后中国耽误的时间太多，影响了发展。他反复告诫：“要善于把握机遇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31]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江泽民和胡锦涛也都十分强调抓住机遇，要有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我们今天只有增强忧患意识，才能充分抓住有利机遇，更好地通过改革开放谋求科学发展。这也就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历史经验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6JJD710003)的资助。


参考文献:
[1][13][14][15][16][19][22][23][24][3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7、370—380、139、237、370、370、78—79、373、372、358.
[2][5][12][17][1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8、143、181、133、135—13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6.
[4]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66.
[6][7][8][9]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292、260、223、3.
[10]列宁全集(第6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82.
[11]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49.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21]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2.
[25][28]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15.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9.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2、377.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0-731.
[30]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8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