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02年至今，美国的人口增长了55倍，而政府雇员增长了500倍。尤其是在最近50年里，政府在规模、权限和功能上改变了许多，远远背离了创建者的初衷。

    近几年来联邦政府的文职雇员（280万人）和军职雇员（210万人）一直维持在一个均衡的常量。但联邦法案却使州政府和市政府的雇员数量大幅度增加。因此，美国政府在各行各业中总共雇佣了 1800万人。每 6个有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 1个在领取政府津贴。政府在各处的费用一年超过8320亿美元。

    审计总署署长埃尔默·斯达兹在华盛顿与浪费、欺诈和粗枝大叶的管理作了15年斗争，他有更多的体会。在对待官僚机构上他并不是幼稚和天真的。他说：“当美国人对政府缺乏信任的时候”，反而更想从政府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在这一类对政府不满的人当中，每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大多数人总是首先去寻求政府的帮助。”“他们谴责政府的官僚机构，但又不愿意接受政府里的任何职位，因为政府的工资大低，而道德约束的标准又太高。他们一有机会便攻击政府管得太多，而当要求他们为社会努力尽义务的时候，他们往往缄默不语。他们坚持自己的要求，大谈自己的权力，却很少谈及自己的职责、义务和责任。他们的言行自相予盾，既苦苦哀求降低税收，又企望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维持在以往的水平上。”

    “一度成为令人称道的美国社会特征的努力工作和自力更生已经让位于这样的观点：‘总有人会做这件事’或者是‘总有人会付账单’，这个‘人’就是政府。”造就政府的人现在怀疑政府。他们个人自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他们致力于削弱权力的集中，而不是关注如何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因此，他们构建了一个互相制约、各方平衡、权力分散的政府，它建立在平衡和竞争的基础上，甚至政府部门之间也互相猜疑，互不信任。它并不是一个良好协调的典范。
实际上，当人类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离开洞穴去形成群体的时候，官僚主义就已经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了。近年来，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小政府交大了，庞大的政府更加庞大。从各国首都兴起的家长制作风己经极为普遍。

    五角大楼的XMI坦克计划耗资130亿美元，但只制造出了一辆只能在实验室那样的无尘环境中行驶的坦克。

    国家航空航天局要求国会拨款11亿美元以添置一座新的望远镜。实际上航空航天局犯了一个小小的记账错误，这笔费用应是22亿美元。

    健康、教育和公众福利部（现在叫健康和人权保障部）在1979财政年估算，在3个主要的福利计划上，因为滥用和付给无资格的人费用损失了20亿美元。从理论上说，它希望把流动损耗降到4％，但仍然有11亿美元被白白浪费掉了。

    许多联邦机构什么事也没做成，却因为支付那些不可靠的承包商和受让人薪金而欠政府25亿到30亿美元。由于记账上的粗心大意，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总数是多少。健康、教育和公众福利部的一个小单位在可以避免不合理的收费之前，因为限制性法令的失效而白白扔掉了150万美元。

    在政府有12万台计算机，审计总署抽查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工资的计算机，发现计算机里有许多冒领工资的虚构名字，这表明这可恶的机构可能给唐老鸭都发过工资。

    据估计，政府一年里面要在外面聘请的咨询顾问身上花掉90亿美元，2／3的契约合同没有经过竞标就被出让了。很多研究成果被锁进抽屉里，永不再使用。

    在卡特政府里，卡罗尔·福尔曼负责农业部的食品检查和消费者权益。她曾谈到：“我有1万名雇员，一些人兢兢业业，一些人富有才干，但还有一些别的人。”

    政府里人浮于事和紊乱不堪的状况，比那些致力于本职工作的人们更引起公众的注意。美国人不了解本国外交人员的规模数量，直到被扣人质从伊朗返回。几乎没有人知道，一些年轻律师拒绝了大企业的丰厚待遇，用法律来帮助穷人。公共卫生领域的医生每天默默无闻地做着防治传染病的工作，而当有一天他们的工作出现失误时，却引起舆论的批评。那些放弃企业待遇优厚的工作、在政府里努力工作或打发日子的男女，从来不在报纸上占一席之地，直到有一天他们中的一个因贪污受贿而被曝光。

    大多数政府的研究学者认为，困扰政府的麻烦并不是那些好的、坏的或冷漠的官员，而是培养滋生他们的那种混乱体制。

    我们所拥有的是一座庞大的、今人难以置信的、摇摇欲坠的房子，随意添加的附属建筑、导向不明的走廊和互不连接的房间将其分割得面目全非。这座房子因这些年来添了无数的孩子而随意地扩大容量，而大多数孩子是超生的。这里没有家庭计划，也没有建筑师。

    “国会有权、但没有一种因素促使它对官僚体制进行协调控制，而总统有这种要求和动机，但却无权来扼制官僚体制。”政治学家莫里斯·费奥里纳这样说道。

    有人说，政治学过去是研究一些事情的，而现在它关系到每一件事情。过去形成政府的主要权力集团是商业、劳工和农业，而现在权力被分散成一个响亮的声音，每一个声音都必须倾听和调和。

    他们被周密地组织起来，每年从联邦那里进行政治分肥，在受个人利益影响的官员帮助下经常去争夺自己的利益。他们已成为现实中实实在在的东西，这种情况使一些政治学者担心，国家权力已从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手中转移到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和官僚手中。
（刊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