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的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阐述了“和平崛起”的理论要义,这一重要思想是新一届国家领导集体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立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格局基本态势的认真分析与判断,着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战略目标,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新概括,对新世纪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新规定,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也必将成为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指针。

一、“和平崛起”的基本涵义

1·“和平崛起”是基于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的国家战略的新定位

国际政治学中“和平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之间没有战争或物质暴力”,[1]从而和平也就意味着战争尚未发生。和平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历史与现实的坐标中永不会消失的一个亮点,并且实现和平与维护和平历来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政治困境和政治难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就多次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的力量,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大战也是可以避免的。江泽民也一再强调战争的可避免性以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指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2]并提出世界格局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整体和平、局部战争,整体缓和、局部紧张,整体稳定、局部动荡。”[3]和平是相对于战争而言的,既然没有大规模的武装暴力冲突、没有世界大战,即使存在着局部的战争危险与军事威胁,世界局势自然也就处于总体和平状态。和平是世界发展繁荣的前提,发展是世界和平稳定的保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酷爱和平的中国选择“和平崛起”之路,就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牢牢把握世界总体和平的有利时机,力争迅速发展和壮大自己,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

2·“和平崛起”是中国坚决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向世界人民所作出的承诺

和平与战争都是人类实现自我目的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战争却具有暴力性、残酷性、破坏性等特征,因而由于对战争的恐惧感促使人们往往把和平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与美好愿望。也就是说,“和平与战争一样也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不过和平是非暴力的解决方法。”[4]新中国建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主张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民族复兴之路,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原则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现在中国确立“和平崛起”的国家新战略,就是要向世界承诺中国选择的是用和平的方式实现民族富强的道路,而不是通过战争、征服、扩张、侵略、掠夺和列强之间的争夺来实现中国崛起的目标。正如胡锦涛所言:“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同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友好交往和各领域的合作。即使今后富强了,中国也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因此,中国选择和平崛起之路,不仅符合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而且也符合亚洲各国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不仅没有损害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还使它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不同程度地获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器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安全阀。

3·“和平崛起”是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和结果

“崛起”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以及军事等各种要素构成的总体力量在一个特定时期持续稳步的上升并获得一定程度的跨越式的迅速增长,同时象征着国家对地区和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与支配力处于稳定上升的态势。“崛起”是对国家自我身份和世界地位的所处状态的再定位,是对国家潜在力的大力挖掘与开发现象的再认知,是对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力度和被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的再判断。国际政治理论中所说的“崛起”显然指的就是大国综合实力基于历史的纵向比较和现实的横向对比的快速发展与增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稳步上升,积极主动地全方位地参与国际重大事务和着力打造国际社会中和平、发展、开放、民主、合作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示出一个“正在崛起”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太大国”的潜能和意愿,并“正在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走向世界大国”;[5]中国已从一个国际社会之外的政治革命性大国转变为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中国家,成为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成为维护世界和区域秩序的现状性国家;[6]目前中国政府把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维持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外战略的重点,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最高目标,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终极目的。“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7]所以说,“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也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和平崛起”是“和平”与“崛起”的有机统一,两者相辅相成;“和平”是条件、是前提,“崛起”是追求、是目标。“和平”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美好意愿,“崛起”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烈追求。温家宝曾经明确表述和平崛起的要义就是:“第一,和平崛起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开放的政策,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往来。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长期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用我们的话简明扼要地概括就是:中国要动员一切可利用的战略资源着力营造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并通过和平的方式走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崛起之路、复兴之路,以此来实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和平崛起”的现实基础

1·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和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和平崛起头等重要的是经济的崛起。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 473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4 00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6亿美元增加到8 512亿美元;利用外资由几乎零累计达到6 796亿美元;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加到4 033亿美元。全球经济的温和复苏也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遇,据IMF估计,200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达3.2%,2004年将提高到4.1%;其中,发达国家2003年、2004年将分别增长1.8%(与2002年持平)和2.9%,发展中国家从2002年的4.6%上升到5%和5.6%。(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Sept.2003,第2页)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头还将继续,并在发展中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根据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预测,中国在10年以后将成为继美德日之后的第四经济大国,中国的GDP届时将达到4万亿至5万亿美元。

中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国力的持续增强,对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牵引作用越来越大,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世界银行1997年出版的《2020年的中国》一书中就曾指出:中国的经济崛起为世界发展带来机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驱动力之一,并估计到2020年左右,中国出口总额将达到世界总额的10%左右,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8]200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1995年到2002年间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来计算对全球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比,显示中国的贡献比率为25%,高居全球第一,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之一。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中国奇迹般的增长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在填补美国经济的漏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的中国威胁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听起来完全是空话。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不仅为中国自身的崛起创造了充足的物质准备,也给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不可替代的新生力量。

2·中华民族酷爱和平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性格为和平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中国的和平崛起应从硬力量和软力量两个方面形成指标体系,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综合力量的全面协调的提升与发展,包括具有吸引力的政治文化、具有创新力的政治制度、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具有感召力的传统道德等等软力量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9]中华民族的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历来就是倡导事物的和谐、均衡与稳定,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和为贵”的和平精神,始终主张以正义、平等、中和、诚信、礼仪、仁爱、节制等道德规范来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要加强对民族特色的注重与维护,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掘民族文化独特的价值,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而且也必须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超越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树立民族文化开放、理性的胸襟与姿态,像海纳百川一样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及一切有益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开放的心态、包容的精神、平等的意识、多元的思维来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不同文明的关系,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以寻找不同文明的共同价值核心,并且各个民族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明、自己的文化的自豪感不断增强,中国人的人文意识、国家意识、全球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大大提高,这正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具有活力和生机的体现,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观念基础和精神支柱。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同步崛起,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和平属性将为全球文明间的和合与融突提供更多的参考模式,为探寻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提供颇具价值的文化借鉴,也将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提供许多生动的范例。

3·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和平崛起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一代国家领导集体执政以来,通过出席各种多边国际会议、加强同各国领导人的接触、频频出访世界各国、及时阐述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等活动,冷静妥善地处理大国关系,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在政治、经济、贸易、安全、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大力营造较为有利的国际与周边环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着力维护安全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富邻、安邻”的原则,缔造与周边各国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睦邻友好关系。温家宝曾庄严承诺:“中国将与各国一起努力,营造大小国家和平共处的地区政治环境,营造亚洲国家普遍繁荣的地区发展环境,营造持久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营造更加多姿多彩的人文环境。”第二,致力于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本着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发展、以平等求合作、以协商求和平的精神,与世界大国一道共同担负起维持世界和平、维护国际秩序的重任。中国积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化,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坚持多边主义的国际合作,立足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和平共处、和平崛起的和平大国道路。第三,把巩固和发展与大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作为外交战略的重点,寻求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和共同观念基础,增强大国间的相互认同和相互信任,建立与世界大国的制度化的利益协商机制,从而与它们构筑一种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共同体和平”。

4·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和平崛起拓展了更加广阔的战略空间

中国和平崛起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也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不但需要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综合国力,也要不断提升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能力。邓小平就说过:“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10]国内的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是和平崛起最大的内部动力。中国要和平崛起,就要通过独立自主的道路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建设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通过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来建设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

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10:328]同时,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机遇,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互补性和互利性增强,任何国家都难以完全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发展。中国一方面不断加大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力度,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和资源,充分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契机,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游戏规则,努力拓展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和发挥市场潜力,提高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稳定性和抗波动能力,全面开放中国的国内市场,打通国外资金流入的顺畅渠道,以确立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中国崛起之路,就是要在积极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崛起的外部环境和发展空间。

三、结语

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发展机遇,胡锦涛总书记说得好:“历史一再表明,机遇极为宝贵,稍纵即逝。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住了机遇,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弄潮儿;而丧失了机遇,原本强盛的国家和民族也会不进则退,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通过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通过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通过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因素、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以形成和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11]正如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贡献。”可见,中国走“和平崛起”的民族复兴道路,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而且对世界人民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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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EB/OL].http://www.cqcb.com/gb/map/2004-02/22/content-158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