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人的发展也呈现一种新的状态。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国社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的同时，一些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现代理念也逐渐确立起来了。归纳起来主要是：从一元主导走向多样和谐；从权力本位走向能力本位；从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从“人情”走向理性；从依附走向自立；从注重名分走向注重名分与功能的统一。

一、从一元主导走向多样和谐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从社会存在到意识形态，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一元主导”性社会，即经济成分、利益主体、分配方式、就业形式和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一元主导，在经济成分上主要强调公有制，对非公有制经济有所排斥；在利益主体上，主要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主体，对个人主体重视不够；在分配方式上，主要强调按劳分配，不大注重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就业形式上，国家安排就业，缺乏其他就业渠道；在价值取向上，倡导集体主义，对集体主义以外的价值观大多排斥。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逐渐呈现为多样化的发展状态，即经济成分、利益主体、分配方式、就业形式、组织形式、社会阶层、社会力量和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社会日趋成为多样化社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历史使命是力求把一切积极因素和力量动员起来，参与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去，因而在逻辑上，这是一个“动员参与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努力从制度和政策上采取一系列重要的方法和措施，使人们做到各尽其能，使社会充满创造活力。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多种多样的积极因素和力量被动员起来了，社会多样化的态势也出现了。

当这些因素和力量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向社会提出多种多样的要求。这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逻辑上进入了“表达诉求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社会成员都在力求表达利益诉求。社会多样化的日益发展，一方面唤醒了各类主体的主体意识，增强了各类主体的竞争观念，从而使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中国能否在保持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如何最充分最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面对社会的多样化和人们的多种诉求，无非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予尊重、消极对待。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群众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渠道不畅，进而增加社会矛盾，从而使中国社会进入风险社会；另一种是予以尊重、积极对待。也就是积极整合他们的合理要求，努力凝聚他们当中一些有效的力量。这样做的结果，有利于使社会走向和谐社会。这里，要在多样中寻求和谐，要尊重人民的诉求，首先必须做好“整合和凝聚”工作，因而在逻辑上，“整合和凝聚”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经时期。整合和凝聚的首要目的，就是使人们能“各得其所”与“和谐相处”，其基本特征，就是力求保持各种力量和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协调、平衡与和谐，并达到共生共进。要言之，就是追求多样和谐。

多样和谐，就是包容个性差异，并通过协商共识，使多样性之间达到协调、合作、共赢。不同的音符产生美妙动听的音乐，不同的调料做成可口的美味佳肴，不同的颜色构成五彩缤纷的世界。现代意义上的和谐与多样性、差异性有关。和谐的价值在于，它是多样性、差异性社会的合理控制和自主秩序，是多样性的统一。多样和谐，首要的前提是承认、尊重个性差异，即承认多样性。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多样性及其个性差异是必然存在的，而如何对待多样性及其个性差异，事关现代社会的和谐，因而，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着力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排斥多样性及其个性差异来达到所谓的社会和谐，只能是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和谐”，是僵死呆板的“和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真正意义上的、且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和谐，就是尊重多样性及其个性差异，既将个性差异和社会差异合理控制在各方面都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又力求在多样性及其个性差异中寻求统一性、共同性和互补性，使具有不同个性的多样性之间达成共识。

二、从权力本位走向能力本位

在“一元主导性”社会，权力具有核心地位，亦即权力本位。在中国社会日趋多样化的过程中，能力本位逐渐走上了前台。

总体来讲，有四大基本力量支配和操纵着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血统、权力、金钱和能力。奴隶社会主要是“宗法血统”力量在起作用，推崇的是“血统本位”。奴隶社会有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两个基本阶级。奴隶和奴隶主一生的命运、地位大多是由他们各自的宗法血统（先决既定的社会阶层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规范）规定和安排的，一般情况下，奴隶个人后天的努力和能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后来现实生活中盛兴的“裙带关系”、“家族门第”、“门派宗派”、“帮派嫡系”，不同程度上都与“宗法血统”有源渊关系，并且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这是人对“宗法血统”的依赖。

封建社会主要是“权力”的力量在起作用，权力左右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支配和操作着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因而奉行的是“权力本位”。“大一统”的“金字塔”式的社会权力结构足以表明皇权高于一切，足以证明权力的“价值”至高无上。在封建社会中，人们思维的价值天平多倾斜于权力，多视权力为实现人生追求的本体或基础。这是人对“权力”的依赖。

传统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支配和操纵社会和人的力量向“金钱”转移，崇拜的是“金钱本位”。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以及物对人的统治等，都是金钱力量的表现。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利润旋转的“利润动机”、物质财富占有欲和按资分配，以及资本支配一切的事实，都显示出金钱的力量。当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财富和金钱，它也要求劳动者发挥其劳动能力，“能力”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也发生作用，但在本质上，它是把人的劳动能力变成赚钱活动的手段，并没有从根本上把人的能力的充分而全面发展作为人的目的本身。

当代社会已出现力量向“能力”转移的趋势。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对物质方面的兴趣渐趋淡薄，而对人的能力自由而全面发展却日益看重。现代西方一些思想家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出现的困境，明确主张把人的创造能力作为人的主导价值取向。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看到并逐渐重视人的创新能力这一力量的作用和价值。“人力资本理论”、“技术统治论”、“管理创新论”、“企业精英论”（未来的企业精英的主要条件是拥有管理的能力）和“力量转移论”等，就是对人的创新能力在时代发展中日趋显示其主导作用的一种反映。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日益注重人的聪明才智，调动人的智力因素，引导和发挥人的创造能力，因而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美国企业制度变革中的“经理革命”，实质上解决的就是靠能力实现价值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历史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发展史。社会历史发展证明：人的主体能力及其作用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日益增大。

在当代中国，也正在逐步走向能力社会，它内在要求我们确立“能力本位”的价值取向。首先，市场经济呼唤能力本位。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但当代中国发展需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具有自己的逻辑：市场配置资源；能力和业绩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发展空间；推崇“能力本位”的价值观。市场经济本身不相信能力弱者的眼泪，倒是给那些能力强贡献大的人以应有的回报，市场经济对那些不努力奋斗的懒汉和不提高能力的人是“无情”的，但对有能力有贡献的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却是“有情”的，这是通过“无情”的手段达到“有情”的目的。平均主义相反，是以“有情”的手段达到了“无情”的目的。我们今天在某些方面就是在承受由这种“无情”的目的所带来的一些代价。历史和现实证明，凡是参与比较激烈的国际竞争的经济领域或真正搞市场经济的地方，就会弱化非能力因素，注重能力因素。当今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根本上是人的创新能力的竞争，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市场经济对人的最大要求是，凭能力和业绩获得权位，树立权力的权威，凭能力和业绩赚钱，要求注重自身的能力建设。其次，知识经济内在要求确立能力本位的价值取向。在知识经济时代，站在我们时代前列的、受人崇拜的不再是拥有百万家产的富翁，而主要是拥有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不是货币资本，而主要是人力资本。知识经济时代意味着要改变工业经济时代资本占有劳动的制度，实行劳动者占有资本的新制度。

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对企业财富的创造中，是人力资本为根本，货币资本为条件，企业发展史主要是一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创业史。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源的质量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的高低，是造成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差距的重要原因。由是，在寻求新的增长方式的努力中，人们发现，只有能力全面发展的、具有高知识含量的高素质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是知识经济的希望所在。这就把人的能力问题凸显出来了。既然人力资本（包括人的创新能力和劳动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那么，这个时代就必须把充分正确发挥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基本原则，把以能力为本作为这个时代的核心文化理念。第三，把我国的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强国，也内在要求确立能力本位的价值取向。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人口多，有13亿多人口。中国的每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就成为大问题，每一个巨大成就除以13亿，就没有理由值得我们过于骄傲。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再把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其实质就是大力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这种建设搞得好，人口包袱就会变成人力财富，人口负担将会变成人才优势，人口阻力将会变成发展动力，人口大国就会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也可以增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面对13亿多人口，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迫切重要性，它已成为中国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的关键。由权力本位走向能力本位，内在要求由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转换。

第一，由控制人走向解放人。奉行权力本位的人，比较注重对人的控制，要求人听话服从；而倡导能力本位，必然注重对人的解放和开发。总体来讲，中国封建社会是权力本位社会，这种社会也关注人、研究人，但研究人的目的主要不是如何有效地解放人和开发人，而是如何用“义、权、情和靠（等靠、依赖和依附）”有效地控制人和约束人（对人的私欲加以合理控制是必要的），结果把“人”字越写越小，缺乏创新个性和创新能力。这正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深层原因。近代西方社会研究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放人和开发人，结果“人”字越写越大。它们所举起的“利益”解放、“能力”解放、“理性”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大旗，树立“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的权威等，都是着眼于解放人和开发人的。这正是西方强大的一个深层原因。

第二，由注重权力因素走向注重非权力因素。推崇权力本位的人相对注重权力因素，注重权力的权威和影响力，认为权力高于一切；而倡导能力本位，必然内在要求注重非权力因素——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及其影响力。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趋势是逐步走向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社会。这意味着：要引导一些党员干部由崇拜“关系本位”、“权力本位”和“金钱本位”的价值观走向注重“能力本位”的价值观，由注重权力因素走向更加注重非权力因素，要注重靠能力和业绩获得权位，树立权力的权威，靠能力和贡献赚钱。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克服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树立党的良好形象。

第三，由注重等级身份走向注重平等权利。权位是有等级的，注重权力本位，必然注重等级和身份。而能力本位则内在要求人人应具有平等竞争的权力和机会。

第四，由家长制走向民主法制。奉行权力本位的人易形成唯我是从的心理，进而易形成家长制作风。而倡导能力本位的人，相对欢迎民主与法制。

三、从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

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我们把创造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突出出来，再加上一些地方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所以，一些地方只注重经济增长，过度开发物质（自然）资源。这种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把物质财富的积累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主题；把物质财富的增长看作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把经济增长看作是评价社会发展以及人的政绩的主要尺度。这种发展观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是必然与合理的，但也在今天的实践中付出了代价：出现了环境污染，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出现了人被物化的现象，一些人不能真正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出现了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在扩大；出现了贪欲膨胀现象，极端利己主义在蔓延等。

这些代价促使人们从呼唤现代化走向反思现代性，其结果，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走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就是说，整个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必须由以物为本逐步走向以人为本，既见物又见人。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在制定各种政策和做各项工作时，要摒弃权本思维和物本思维，把人看作主体（通过人或依靠人），把人看作目的（为了人），把人当作尺度（把一切事物放到对人的利害关系中来评价）。

把人本理念和人本思维运用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框架上，就具体表现为逐步从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在经济发展上，应从家族经济、物本经济逐步走向人力资本经济；在资源配置上，应从权力配置资源、金钱配置资源逐步走向使能力在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在发展目的上，应从只突出物质成果的增加逐步走向注重全面提高人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方式上，应从只注重物质投入逐步走向物质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并重，从过于开发自然（物质）资源逐步走向开发人力资源。

四、从“人情”走向理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在旧体制下，“人情关系”的力量支配着一些人的存在和发展。这种狭隘的“人情关系”的消极作用在于，它往往在社会公共领域破坏制度、原则和规范，造成不平等，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为了“人情关系”而排斥和压制人的能力。可以说，“人情关系”有余而理性精神不足，迄今仍是我国国民素质方面存在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建设应在社会公共领域尽力打破“人情关系”的盘绕，确立科学的理性精神，使人们由注重“人情关系”向注重理性精神转变，由主要依靠“人情关系”而存在转向主要依靠理性而存在，以科学理性的原则来对待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人情关系”。

这主要体现在：在经济方面，理性精神要求通过对可供选择的达到预期目的的技术和方法、投入和产出、劳动和资本的组合，进行精细的理性计算和把握，以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个人效益的最大化，同时还必须把利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在政治方面，要求反对人治，追求法治的最严格化。与人治相对立的法治，是把理性精神运用于治国方略中的必然要求，因为法治是与主观意志、“人情关系”相对立的，是与理性所要求的客观、公正、规范、程序和制度相一致的；在文化方面，理性精神就是追求科学精神的最大化。科学精神的根基在于理性，其本质特征是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以获得真知，其根本目的在于实事求是。因而，科学精神对人类发展的伟大意义，主要在于它代表和倡导着一种积极健康的人类理性精神。在组织管理方面，理性精神要求追求管理的最科学化，即实行制度管理、精细管理和精英管理。制度管理，就是把人的许多社会行为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加以规范和约束，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精细管理，就是细密设计，精心操作，细到认真做经常性的、深入细致的工作，每个人言行的方方面面大都纳入约束和规范之内，天衣无缝，无机可乘，精到每个人都要认真严格规范，即精确化、标准化、程序化和技术化操作；精英管理，就是通过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方式，使人做到各尽其能、各尽其长、各尽其才和各尽其用。

五、从依附走向自立

在中国传统社会，在许多人身上，往往是重先天给定有余而重后天作为不足，注重结果公平有余而注重机会公平不足。注重先天给定和结果公平，必然形成依附性人格。这种人格表现在：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许多人善于依傍古人，拘泥于经典，结果养成了“面向着过去，背向着未来”的向后看和守成的积性，造成了一种崇祖法古的文化心理模式；在价值取向上，一些人热衷仕途，委身皇权，注重天定、前定、给定和注定（如主张“听天由命”、“富贵在天”）。这种重先天给定的依附人格，与传统的大一统国家制度和源远流长的宗法家族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要求平民大众按照国家规定的去做，不要求人去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宗法家族制度把家族利益看得至高无上，而个人利益和个人独立人格则微不足道。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作的指令性、行政的命令性和组织单位的包揽性，也使许多单位人养成一种注重先天给定和“等靠要”的依附性社会心理，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依附性人格。注重先天给定和依附的最大消极后果，是人的潜能、能力和创造个性得不到充分发挥，进而阻碍人和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原则，内在要求人由注重先天给定走向注重后天作为，由“单位人”转变成“社会人”，由注重结果公平走向注重机会公平。注重机会公平，必然焕发人的后天努力奋斗精神。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上，要弱化那种注重先天给定和依附的社会心理，强化人的后天努力奋斗和自主精神。

过去，我们有些人曾认为，党的执政地位是靠中国共产党人打江山确立起来的，因而这必然注定党的执政地位是一劳永逸的。这是一种注重前定、给定和注定的思维方式。然而，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背景下，在实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需要日益增长且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下，在我国正处在爬坡、创业、竞争和挑战的新时期，仅满足于这种思维方式已远远不够了，还必须进一步从“后天作为”即“执政能力”角度，来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现实合理性。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只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才有助于在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面前有所作为，从而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只有有所作为，才会有执政地位；现在具有执政地位，就应该有所作为。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在自己的现实努力奋斗和有所作为中完善自己、巩固自己、发展自己和确立自己。这就突出了执政能力在执政内容、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中的核心地位。这是由对古今中外执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和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如何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深刻思考而提出来的。正如十六届四中全会所讲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靠后天作为和执政能力生成和确立的。

六、从注重名分走向注重名分与功能的统一

这里所谓的注重“名分”，指的是人们比较强调事物的性质、名分和活动的方向。总的来讲，在传统中国社会，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相对注重事物的性质、名分和活动的方向。我们把这种注重事物的性质、名分和活动的方向的思维，称其为“方向性思维”（或“性质思维”，或“名分思维”）。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在计划经济时期，也具有注重事物和活动的功能的思想资源，但不占主导，占主导地位的是注重事物的性质、名分和活动的方向的方向性思维。这集中表现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上，相对注重生产关系，而对生产力，一定程度上有所忽视。

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往往认为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与资本主义对着干，忽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一定意义上相对注重党的性质，热衷于争论工人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对立，而且善于把这两极对立看成是观察一切政党的唯一的思维方法，而对党的执政能力相对强调得不够；在党的工作重心问题上，过去更多强调政治挂帅，没有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即使做经济工作，也强调多算政治帐少算经济帐；在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问题上，多注重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在制度对立和实力较量问题上，相对比较注重与资本主义在制度上的对立，而一定意义上忽视与资本主义在实力上的较量；在阶级性与先进性问题上，一段时期，更注重党的阶级性，一定意义上对党的先进性相对注重不够；在立场与方法问题上，更强调立场而轻视方法，往往认为右是方法问题，“左”是立场问题，宁“左”勿右；在两极对立与共生共进问题上，比较注重事物在性质上的两极对立、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和你死我活，不大注重事物在功能上的共生共进；在道德和能力问题上，比较偏好道德而看轻能力。要言之，在过去，我们相对注重“猫”的“颜色”，而一定意义上忽视“猫”的“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社会发展理念上，在思维方式上，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在继续坚守和坚持“方向性思维”的前提下，逐渐认识到“功能思维”的重要性，并且日益注重“功能思维”的意义。这集中表现在：我们既注重生产关系，更强调生产力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既确认工人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对立，又注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注重其内在实力，注重执政成效，认为只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才能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既讲政治，同时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注重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性，又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第一生产力；既坚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制度上的对立，又注重二者在实力上的较量，注重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既坚持党的阶级性和阶级基础，又注重党的先进性，强调要在全国党员干部中进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教育；对各级党员干部，既强调政治上要可靠，要与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强调要有本事；对于公民，既注重培育良好的道德品质，也注重提高其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