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俄罗斯学者就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其直接起因是，俄激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的推行者叶•盖达尔和俄政府直属国民经济科学院院长弗•马乌，在《经济问题》杂志联名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理论与“世俗宗教”之间（自由主义的辩护）》的文章。该文发表后在俄罗斯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在这种背景下，《经济问题》杂志编辑部于2004年10月召开了题为“马克思的遗产与当代经济学”的圆桌会议，邀请持不同观点的各派主要代表出席。盖达尔和马乌的观点受到大多数与会学者的批驳。
俄罗斯自宣布独立以来，马克思主义遭到排斥，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但如今，俄学者在探索国家发展战略之际，又不得不试图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学说中寻找方法。尽管与会的学者们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承认马克思的遗产今天仍有重要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说，苏联解体以来，在《经济问题》这样的主流学术刊物的主持下公开讨论马克思的理论遗产问题，在俄联邦十几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义，值得重视。现将俄各派学者辩论中的部分观点介绍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今天是否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盖达尔和马乌在其文章中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基本原理和历史命运作了自己的阐释，进而认为，马克思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得到了19世纪~20世纪经验的证实，但马克思预测社会发展的能力被高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符合当代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是当今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学说及其经济政策需要不断得到理论上的支持，马克思的方法论、尤其是历史分析方法就可以为自由主义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盖达尔和马乌的上述观点遭到许多学者的反驳。
有学者认为，盖达尔、马乌企图肢解马克思主义，用其中的一部分拼凑成“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来为新自由主义的利益服务。他们指出，为了客观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的真正内容；其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遗产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理论区别开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和当代科学认识的一切成就加以发展。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导致对其批评的庸俗化。历史地、批判性地对待经典作家的遗产是客观的必然性和马克思理论的方法论要求。
有学者指出，自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问世以来，就开始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救世论”并批判它的“错误”预测。盖达尔和马乌文章的90%重复数以千计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文章、小册子和书籍所使用的通常论据。惟一的区别是，盖达尔和马乌文章具有某些历史性成分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广泛的欢迎并被证明是正确的。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既包括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属性的科学学说，也包括为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政权提供纲领的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这种两位一体的特性，它才影响了19世纪后半叶和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
有学者指出，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比马克思更为杰出的社会思想家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对马克思非常尊重，希望从马克思的学说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全球化”盖达尔和马乌强调，“马克思的整个学说都渗透着全球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全球化的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从精神上，都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
有学者指出，盖达尔和马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盖达尔和马乌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左翼的立场和真正的反全球化者，在反全球化者中聚集了民族主义的“左”的和右的民粹主义分子，还有反动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站在承认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客观的社会经济进程的立场上，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争取摆脱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状况的斗争是进步的，也是客观的。
有学者指出，盖达尔和马乌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当代资本主义如何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如何朝着缓和矛盾的方面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变化，只是保证地球上“金十亿”居民的富足生活，而地球上现有60亿人口。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市场没有保障各国基本群众绝大部分人的高水准生活呢？为什么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没有缩小呢？在他看来，即使出现劳动和资本统一的因素，它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存在。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的实际结果论证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灵丹妙药。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理论实质上就是取代旧古典理论的新宗教。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论证过民族经济必须隔绝于世界市场、包括国外的竞争。苏联的自我封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意识形态的动机来解释，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资本主义世界实施了反对苏联的冷战，企图用经济封锁、抵制苏联商品进入世界市场来窒息我们。但马克思主义与此毫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对俄罗斯的这种政策甚至持续到今天。俄罗斯改革的倡导者论证改革必要性的论据是，以自我协调的体系，即所谓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取替中央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我们的发展进程和国民财富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所发生的一切正好相反。盖达尔和马乌所颂扬的“与世界市场结构一体化之路”至今还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三、俄国是否需要“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盖达尔和马乌认为，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右翼自由派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解为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的中心成分之一。被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作为历史进步的最终状态接受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仅是旧的工业化历史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仅是自由和民主制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尽管不是必然的阶段）而已。他们认为，进一步掌握马克思的方法论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由主义趋势在当代发达国家以及在后共产主义的俄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根源。这一方法论有助于研究当代社会现象，包括说明为什么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占优势。应该公开承认这一点，这一传统的典型特征也许就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理论在逻辑上是非常彻底的，不可能从它的科学原理中得出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从词源来说，新自由主义至少意味着实现自由。马克思主义也论证实现自由的客观历史必然性。但是，二者不是同样的。在前一种场合，首先是企业家活动的自由，占有他人劳动的自由，不惜任何代价获取利润的自由，对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自由，然后才是“个人自由”、“人权”等。在后一种场合，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此需要克服一切形式的异化（首先是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异化）的长期艰巨的历史过程。
有学者说，当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诞生时，它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理论“支撑”，并表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而今10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类似的过程发生了。显然，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理论还没有自己的深厚根基，不得不从马克思那里借用一系列思想，对这些思想作这样或那样的理解和解释。他们需要这些思想，一方面为了抵抗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为了抵抗制度经济理论的代表们的进攻。
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根本解决不了俄国的现实问题。新古典理论，不管其数学多么完美、图表多么漂亮，与其说具有科学性，不如说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作为俄罗斯市场化改革的基石，它成了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的意识形态的辩解工具。它没有把危机同资本主义的内在属性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外在的、偶然的作用联系起来。显然,从这一立场出发是无法解释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沉疴的。因此，俄罗斯改革的破坏性结果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对新古典正统思想在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的怀疑。俄罗斯的经验未能证实市场自由和私有制在任何条件下都比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具有绝对的优势。
学者们对盖达尔和马乌的自由派观点作了全面的反驳，并得出结论：俄国不需要“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俄罗斯自宣布独立以来，马克思主义遭到排斥，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但如今，俄学者在探索国家发展战略之际，又不得不试图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学说中寻找方法。尽管与会的学者们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承认马克思的遗产今天仍有重要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说，苏联解体以来，在《经济问题》这样的主流学术刊物的主持下公开讨论马克思的理论遗产问题，在俄联邦十几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义，值得重视。现将俄各派学者辩论中的部分观点介绍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今天是否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盖达尔和马乌在其文章中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基本原理和历史命运作了自己的阐释，进而认为，马克思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生产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得到了19世纪~20世纪经验的证实，但马克思预测社会发展的能力被高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符合当代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是当今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学说及其经济政策需要不断得到理论上的支持，马克思的方法论、尤其是历史分析方法就可以为自由主义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盖达尔和马乌的上述观点遭到许多学者的反驳。
有学者认为，盖达尔、马乌企图肢解马克思主义，用其中的一部分拼凑成“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来为新自由主义的利益服务。他们指出，为了客观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的真正内容；其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遗产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理论区别开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和当代科学认识的一切成就加以发展。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导致对其批评的庸俗化。历史地、批判性地对待经典作家的遗产是客观的必然性和马克思理论的方法论要求。
有学者指出，自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问世以来，就开始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救世论”并批判它的“错误”预测。盖达尔和马乌文章的90%重复数以千计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文章、小册子和书籍所使用的通常论据。惟一的区别是，盖达尔和马乌文章具有某些历史性成分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广泛的欢迎并被证明是正确的。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既包括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属性的科学学说，也包括为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政权提供纲领的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这种两位一体的特性，它才影响了19世纪后半叶和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
有学者指出，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比马克思更为杰出的社会思想家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对马克思非常尊重，希望从马克思的学说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怎样看待“全球化”盖达尔和马乌强调，“马克思的整个学说都渗透着全球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全球化的学说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从精神上，都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
有学者指出，盖达尔和马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盖达尔和马乌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左翼的立场和真正的反全球化者，在反全球化者中聚集了民族主义的“左”的和右的民粹主义分子，还有反动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站在承认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客观的社会经济进程的立场上，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争取摆脱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状况的斗争是进步的，也是客观的。
有学者指出，盖达尔和马乌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当代资本主义如何成功地解决社会问题，如何朝着缓和矛盾的方面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无论如何变化，只是保证地球上“金十亿”居民的富足生活，而地球上现有60亿人口。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市场没有保障各国基本群众绝大部分人的高水准生活呢？为什么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没有缩小呢？在他看来，即使出现劳动和资本统一的因素，它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存在。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的实际结果论证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灵丹妙药。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理论实质上就是取代旧古典理论的新宗教。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论证过民族经济必须隔绝于世界市场、包括国外的竞争。苏联的自我封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意识形态的动机来解释，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资本主义世界实施了反对苏联的冷战，企图用经济封锁、抵制苏联商品进入世界市场来窒息我们。但马克思主义与此毫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对俄罗斯的这种政策甚至持续到今天。俄罗斯改革的倡导者论证改革必要性的论据是，以自我协调的体系，即所谓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来取替中央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我们的发展进程和国民财富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所发生的一切正好相反。盖达尔和马乌所颂扬的“与世界市场结构一体化之路”至今还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
三、俄国是否需要“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盖达尔和马乌认为，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右翼自由派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解为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的中心成分之一。被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作为历史进步的最终状态接受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仅是旧的工业化历史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仅是自由和民主制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尽管不是必然的阶段）而已。他们认为，进一步掌握马克思的方法论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由主义趋势在当代发达国家以及在后共产主义的俄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根源。这一方法论有助于研究当代社会现象，包括说明为什么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占优势。应该公开承认这一点，这一传统的典型特征也许就是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理论在逻辑上是非常彻底的，不可能从它的科学原理中得出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从词源来说，新自由主义至少意味着实现自由。马克思主义也论证实现自由的客观历史必然性。但是，二者不是同样的。在前一种场合，首先是企业家活动的自由，占有他人劳动的自由，不惜任何代价获取利润的自由，对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自由，然后才是“个人自由”、“人权”等。在后一种场合，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此需要克服一切形式的异化（首先是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异化）的长期艰巨的历史过程。
有学者说，当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诞生时，它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寻找理论“支撑”，并表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而今10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类似的过程发生了。显然，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理论还没有自己的深厚根基，不得不从马克思那里借用一系列思想，对这些思想作这样或那样的理解和解释。他们需要这些思想，一方面为了抵抗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为了抵抗制度经济理论的代表们的进攻。
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根本解决不了俄国的现实问题。新古典理论，不管其数学多么完美、图表多么漂亮，与其说具有科学性，不如说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作为俄罗斯市场化改革的基石，它成了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的意识形态的辩解工具。它没有把危机同资本主义的内在属性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外在的、偶然的作用联系起来。显然,从这一立场出发是无法解释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沉疴的。因此，俄罗斯改革的破坏性结果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对新古典正统思想在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的怀疑。俄罗斯的经验未能证实市场自由和私有制在任何条件下都比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具有绝对的优势。
学者们对盖达尔和马乌的自由派观点作了全面的反驳，并得出结论：俄国不需要“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