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中，中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大规模动乱暴乱；东欧发生了无庸置疑的和平演变即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形势也不容乐观。资本主义世界反共思想家们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信条与实践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布热津斯基《大失败》）。逃窜到海外的中国“民主”精英们预言，“和平演变是中共挡不住的潮流”（万润南1990年5月31日在巴黎“民运”分子们举办的《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未来展望讨论会》上的发言）。而我国党内外许多人对社会主义遇到的严重挫折也困惑不解，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迷茫和信心不足；在部分知识分子、青年群众中甚至存在着不反对或期待和平演变的心理。这一切确实表明，当代社会主义正面对生死存亡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任务是艰巨的。
现在的问题是应联系十月革命以来70多年实践提供的丰富经验教训，对当代社会主义目前的失利反复进行冷静思考，得出全面的必要认识和正确结论。这里，首要一点是应对当代社会主义在迂回曲折中前进的历史必然性有更清醒、更深刻、更切合实际的认识。
当代社会主义，或“现实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首先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它的最基本内容是：1、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在工人阶级先进部队即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尖锐化所导致的严重经济、社会危机和两次爆发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发动工农大众以暴力手段从地主、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2、依靠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国家计划调节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制度的存在。3、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外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种制度、两条道路斗争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缩短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差距，逐步创建社会主义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直至最终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当代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一方面与资本主义有根本区别，另一方面，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有若干重大差别：1、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公有制形式，即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而当代社会主义为了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程度的现有状况，公有制需要采取两种基本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与此同时，还需要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有制的存在。2、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再需要商品货币关系而由社会实行直接计划调节；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则排除不了商品货币关系，而且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3、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已经不再有什么阶级需要镇压，因而国家已经开始消亡；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则不仅存在工农差别，并由于允许私有制在一定限度内存在，也就在一定限度内仍然有资产者们产生和存在，与此同时，还必须抵御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颠覆、渗透和战争威胁，因而，不仅不具备国家开始消亡的条件，而且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完善和发展。
当代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重大差别，根本原因在于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与马、恩设想的条件有重大差别。而当代社会主义之所以发生目前这样严重的挫折，也是与人们对它产生、存在、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及其要求缺乏足够清醒、深刻和切合实际的认识，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分不开的。
这里所说的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主要是指：
1、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基础大都十分落后，原有的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远未达到足以实现马、恩设想的那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巨大差距。
2、拥有当代最先进生产力的国家，正是那些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统治力量最强，已将其资本剥削与统治关系扩展到全世界，因而没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在工业、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高居世界领先地位，占领并控制了世界市场，其私有制生产关系也尚未耗尽其推动、适应、容纳当代科技革命和经济国际化发展的潜力，因而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和继续生存、发展的余地。所以，资本主义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并对人类社会保持巨大影响力。
3、由西方国家构成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出于其阶级利益和全球战略，将始终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并力求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压力以及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渗透力，在两种制度的斗争、竞赛、比较中击败、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其收复资本主义失地、吞灭和同化当代社会主义的企图。
当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些先天不利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因而其兴亡成败就取决于在其历史进程中是否能充分满足这些条件提出的下列历史要求：
1、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改变在工业、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局面，积极创造保证逐步实现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物质条件。为此，就必须力争有利于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必须从实际出发建立与本国生产力社会化水平相适应、能充分调动和促进现有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必须力戒急于求成，避免“欲速则不达”，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2、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环境的制约下，积极稳妥地建立健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对外开放的经济体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通过大力发展国际经贸交流与合作关系，适量适度地利用和引进外资，直接采用和消化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社会化生产的科学管理经验和方法，以促进本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3、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放弃搞垮、吞灭和同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由于在相当长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会有较大差距，因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不可能得到最充分、最有说服力、无可争辩的显示，所以，两个阶级、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会在国际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长期存在。这就决定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高度警惕和平演变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必须切实有效地抵御、防范、遏制资本主义世界，包括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和因素的颠覆、渗透和同化作用，以确保自身的存在、完善和发展直到获得决定性胜利。
如果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未能全面满足这些客观历史条件提出的历史要求，在任何一个方面有所忽略、犯了错误，那就不能确保当代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甚至会危及、断送它的存在。这就是说，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它走向最终胜利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不单是由于这些客观条件本身具有不利性，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这些条件及其历史要求，需要经历一个从盲目到自觉、从这样那样的片面性到真正全面的逐步认识和反复把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人在认识和工作上发生偏差、失误是难免的，共产党领导层内某些人动摇、背叛也是不奇怪的，因而当代社会主义遭受挫折与一时的局部失败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
但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挫折与失败挡不住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失败是成功之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只要继续进行这一伟大正义事业的共产党人从挫折与失败中汲取教训，当代社会主义必然会在历史曲折中继续前进，直到最终胜利，这是过去已得到证明、今后还将被证明的真理。
二、对原有体制进行科学评价和改革问题
在东欧和苏联的“风云变幻”中，有一个共同现象应当引起我们深思：东欧、苏联的演变都是在“改革”、“同斯大林模式彻底决裂”的旗号下进行的。在那里，“改革”、“同斯大林模式彻底决裂”，已经成为搞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或同义语。这一现象说明，能否历史地、科学地、全面地评价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种模式，或所谓“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即社会主义传统体制或原有体制，事实上早已成为直接关系到当代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
原有体制需要改革，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为了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首先对原有体制作出公正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肯定它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功绩。
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初期，都毫无例外地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代社会主义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尤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时期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的产物。1、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必须镇压国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及其他反动势力的反抗和复辟活动；必须捍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免受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颠覆和武装进犯；必须保证党、政、军、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统一。2、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需要：必须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必须在尽快实现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迅速实现工业化，大力发展国防工业，以战胜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封锁和防备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3、在苏联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与苏联当年大体相似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在没有其他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效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成模式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当代社会主义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中还包括一个实践局限性或认识局限性的因素。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建立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实践，没有任何先例可循，更谈不上有足够丰富的经验教训作为能避免重大差错的认识基础，只能在共产党人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所以，除了客观因素的作用之外，原有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也与这一体制的创建者们在主观上力求最大限度地贯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特征的设想分不开。具体说，这里最大的失误是从社会主义经济不应再是商品经济而只应是计划经济的概念出发，极力强调国家对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实行统一计划、具体组织、直接管理的经济职能，这就势必要求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
总之，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传统体制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它不是前人的英明或愚蠢、领袖个人的功劳或罪过的产物，而是由当代社会主义产生时期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一个必经阶段。
传统体制作为当代社会主义的最初模式，不论其本身有多么幼稚和不完善、有多少难以避免的缺陷和弊端，但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因为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资本家、地主富农对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剥削、压迫和统治，初步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与私有制决裂、彻底消灭少数剥削者压迫、统治大多数劳动者的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新时代。也正由于它代表了这种划时代的历史进步，所以，在全世界工农大众和进步知识分子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中，这种体制曾经长期享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吸引力，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争取阶级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在世界现代史上写出了英勇壮丽的篇章。
社会主义原有体制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历史进步性，而且在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取得过无可否认的伟大成功：正是通过采取这种体制形式，当代社会主义得以作为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制度确立和巩固下来；使工农大众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在经济上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成果得以保存下来；正是靠这种体制，苏联在30年代实现了震惊世界的高速度发展的经济奇迹；在40年代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战后又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也正是靠借鉴这种体制，中国、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得以比较顺利地取得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绝大多数经历了那一时代生活和斗争的人们都难以忘怀，那是一个人民真正感受到翻身做了主人、到处洋溢着创造新生活的劳动热情、人与人之间具有了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同志关系、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伟大时代。这一切，都是与共产主义的敌人从未间断过咒骂、今天又横遭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们践踏的传统体制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历史上任何新生事物在其诞生和发展初期都不可能是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事实上，传统体制只是当代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形式，它的确存在着不少有待于革除的严重缺陷和弊端。其中，既包括当时就不切合实际、勉强实行的东西，如：公有制范围过宽，排斥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等；又包括当时虽然合乎客观需要、但后来不再符合发展的要求的东西，如国家直接经营管理企业，主要靠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保证国民经济计划要求的比例关系，经济发展主要靠外延扩大再生产，等等；还包括对国际国内严酷的阶级斗争环境自我保护性反应的生成物，如经济体制中因必须高度依靠自力更生而产生的某些封闭倾向，政治体制中因必须毫不松懈地保持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而产生的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党内民主被限制、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主人地位和主体作用被忽视的倾向；此外，传统体制中还掺杂有属于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教育落后国家封建烙印的东西，如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干部的等级特权待遇制，等等。
如果说，在国内外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复杂、有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的环境和背景中，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使它的缺陷和弊端难以暴露出来或被人们高度谅解而忽略不计的话，那么，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当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站稳脚跟，以至资本主义世界迫不得已承认了这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得以进入长期和平建设环境，并得以扩大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之后，这种体制的弱点和弊病，包括在历史上造成的社会创伤，就越来越被人们，特别是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注意和感受到了。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体制的缺陷和弊端已经日渐严重地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不改革，继续沿袭下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难以进一步实现和发挥出来，甚至在传统体制时期已经实现了的优越性，例如广大工农群众不再受资本家地主剥削，不再有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吸毒、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已基本绝迹，等等，也会被这种体制缺陷、弊端的继续存在和作用所抵消，造成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失望和否定情绪。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抵消效应还由于60年代后世界上两种制度的形势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而显得更加严重，即：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因受原有体制缺陷、弊端的困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靠其历史优势，靠垄断资本尚未耗尽的潜力，靠调整社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加强相互彼此的协调合作以及深化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不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世界殖民体系崩溃的打击下逐步恢复了元气，而且实现了长达30年的相对稳定和发展，以至在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方面把原来就落后一大截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往后甩了一截。
面对这些情况，得出必须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改革的确势在必行，是当代社会主义摆脱近二三十年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所处被动局面的唯一出路，是它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不完善走向完善的必经之路，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进一步实现和发挥的必要条件。所以，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陆续出现的改革探索，到80年代后发展成几乎席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
但是，关于改革问题，现在有了来自东欧、苏联的严重教训：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就会滑向和平演变；改革一旦走上同原有体制“彻底决裂”的轨道，其结果就必然是急剧走向资本主义复辟！
东欧和苏联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过程大体上都存在着一个或隐或现包含三步曲的共同发展逻辑：
第一步，即演变的起点或“改革”的提出：以谴责、控诉社会主义制度创建时代的“罪行”，宣传、批判原有体制的弊病为先导，造成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在此基础上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口号和主张。
第二步，即演变的决定性环节或“改革”的突破：以接受、鼓吹“全人类价值观”、“面向西方”或“全盘西化”论为先导，公开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公开否定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宣言“同斯大林模式彻底决裂”，“根本改革”、“全面更新”社会主义。
第三步，即演变的终点或“改革”的归宿：以主动或被迫实行“政治多元化”为先导，共产党让权、丢权、自行蜕变或分崩离析，在此基础上政治体制改行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体制改行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从而正式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垮台，资本主义复辟。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态度上看，东欧和苏联演变的这个三步曲可归结为一个逻辑公式：从公开反“斯大林主义”，发展为露骨地反列宁主义，最后是彻底抛弃和背叛马克思主义。相应的形象化表现是：首先推倒斯大林的铜像，进而搬掉列宁的铜像，最后销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铜像。
东欧、苏联演变的这种逻辑已经不是理论上的分析，而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中每一步都是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每一步向下一步的发展都是用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评判和否定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理论依据的深化。起初是误入歧途，后来则是自觉的叛卖。从这种演变逻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当代世界只有两种基本社会制度——维护私有制和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旨在消灭私有制和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前者代表少数资产者的利益，后者代表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前者在生产力方面暂时还能保持领先地位，后者则仍处于相对落后地位；前者是已经高度成熟和完善的旧事物，后者则是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的新生事物。原有体制属于后者，是后者的最基本内容或命根子——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的初始形式。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初始形式确有一些必须加以改革的严重缺陷和弊病。但是，如果认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为了自欺欺人，将其改头换面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全人类价值观”）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那就必然要搬用西方模式即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改革的样板，改革的对象也就不会限于“形式”即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或体制，而必然会指向“内容”即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这样的“改革”也就必然只会有一种结果，即在西方资产阶级的赞许和帮助下开历史倒车；以所谓成熟和完善的资本主义吞灭、同化暂时还难免幼稚和脆弱的社会主义。
至今为止，由于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没有发生东欧、苏联那样的演变。但是，中国已经几度出现通过盲目否定原有体制以及与其相联系的新中国历史，进而根本否定社会主义，鼓吹只有全盘西化，政治上搞多党制、经济上搞私有化才是改革的唯一出路之类论调猖獗一时的现象。1989年的动乱暴乱被平息后，这种论调只是暂时被击退了，但在党内外仍有一定市场，完全有可能再次卷土重来。所以，我们有必要高度注意对原有体制的科学评价与改革的关系问题，即能否对这种体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是改革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方向的认识基础。
三、争取当代社会主义历史性成功与制定反和平演变战略
随着东欧、苏联的“风云变幻”，全世界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一切反对资本主义、赞成或同情社会主义的人民、政党和进步人士都把目光转向中国，寄希望于中国，首先是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和所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中国人民则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终将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抱有深切的期望。
那么，中国共产党能否不辜负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期望，继续坚定沉着地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直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得到最终解决？这只能由实践和历史来回答。
令人乐观的是，中国共产党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去争取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历史性成功。所谓历史性成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能坚持到本世纪末、下世纪中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而且能继续发展直至最终创造出水平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从而无可争辩地在各方面都显示出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目前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
1、中国共产党对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及其要求已经有了相当清醒、深刻、全面的认识，已经形成了一条能在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而完整的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成就和我们的党和国家经住了1989年政治风波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使人们相信，只要我们能继续全面而不是片面地实践这条路线，并不断根据新的经验教训充实、完善这条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有逐步驶向最终目标的基本保证。
2、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40余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一笔极其宝贵的历史财富。只要我们自己不贬低它，任何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调在中国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尽管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不少缺点，中国共产党犯过不少错误，广大干部群众的利益和感情因此受到过伤害，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从整体上看，自鸦片战争以来，只有新中国这40余年是中华民族真正获得独立，结束了战乱和屈辱，不再受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老百姓最能安居乐业的历史时期。与旧中国相比，新中国是值得骄傲的；与国情大致相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例如印度相比，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成功的，值得自豪的。中国老百姓向来是实事求是、通情达理的。在新中国这笔宝贵历史财富面前，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反对坚持社会主义，更不会反对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
3、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暴乱和随后发生的东欧、苏联演变提供了极其深刻、不可多得的教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一手硬、一手软”；搞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不能急于求成；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里；如果共产党背弃马列主义，认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屈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压力，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改革方向和目标模式，改革就会变质为资本主义复辟——这已不再是宣传说教和“危言耸听”，而是必须正视的国际现实。这就必然会增强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警觉性，提高中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觉悟。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利条件：
1、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及其意识形态影响力占有明显优势，甚至可以说仍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以至具有吞灭和同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能量。东欧、苏联的演变又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优势，使它们有可能在今后把吞灭和同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能量集中对准和倾泄到中国。
2、“文革”的极左错误和后来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已经在人民内部特别是青年一代中造成了政治信念、思想意识和社会风气的严重蜕化。例如，自由化思潮，“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在部分青年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独立人格”、“自由气质”，对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盲目追求和崇拜等等，都是对坚持社会主义极其不利的因素。
3、由于建国以来历次重大失误，特别是由于1989年动乱前几年淡化社会主义、淡化党的领导、淡化思想政治工作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腐败之风泛滥，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凝聚力和党组织的战斗力都严重削弱了。动乱平息后，经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自上而下的努力，虽然局面已有一定扭转，但远未达到50年代全党全民同心同德、亲密无间的状态，也远未达到60年代初全党全民同甘共苦、发愤图强克服困难时期的程度。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五六十年代，但党的状况如不能有新的更大起色，将很难适应当代社会主义经历严重曲折、国际共运转入长期低潮的严峻形势对党提出的严苛要求。
有利条件使我们看到希望所在，不利条件使我们看到困难所在。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充分抓住和利用有利条件，认真克服和排除不利条件，争取和确保当代社会主义获得历史性成功就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把这种可能性一步步变成现实，就必须在冷静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础上真正做到：搞得对的就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强。
目前情况是：搞得对的，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仍然在前进。全党全民正在为90年代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失误的，如“一手硬、一手软”，“急于求成”，总的来说，也在坚决纠正。思想政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治理整顿取得明显成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不足的部分还远未得到充分加强。
“不足”包括很多内容，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党的建设、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和不同层次的问题有待于重视、研究、创造条件去努力解决。但各种不足中，最大、涉及面最广、影响最深远、最需要立即认真着手研究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反和平演变的长远总体战略以及相应的具体制度、措施和办法。
应该肯定，反和平演变问题已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并从各方面开展或加强了一系列工作，如动乱后的清查、整党、批判自由化思潮和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和信念的宣传教育，加强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等等。这些工作都收到一定成效，但不能认为已取得根本性进展。流于形式和走过场的现象仍十分严重。目前，党内外仍有相当多的人对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持抵触情绪，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翻案，对东欧、苏联演变却抱基本肯定或肯定态度，对美国更是既亲又崇；直到最近，某些动乱暴乱“精英”宣传自由化观点的书籍仍在公开出售，某些研究人员仍到高等院校公开散布贬低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兜售改革必须采行西方模式的论调；在许多知识分子聚集的部门和单位，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维护社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的力量仍然是少数；党政机关、执法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行业不正之风，仍然十分严重；在外国商社当挣大钱的白领职员已经成为当今最令人羡慕、最有吸引力的社会职业，并被某些报纸广加张扬……
总之，反和平演变斗争已提上日程，但对这一斗争无论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存在着立场态度上的不同和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无论党内还是社会上都有一些可能导致和平演变的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影响和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和扩展，这类因素还有可能更多更严重。这就是说，如果缺乏足够的警觉性和预见性，没有明确的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部署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能动员和依靠全党主动防范、制约、抵御、排除和平演变因素的具体制度、措施和办法，在和平演变的现实和长远威胁面前，我们就难免处于无可奈何的被动境地，反和平演变斗争难免停留于没有必胜把握的盲目状态，甚至有只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的危险，很难切实有效、深入持久地坚持下去。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反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以统一筹划和指导反和平演变这一重大现实和长远斗争的全局。
制定一整套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建立相应的具体制度、措施和办法，需要有一个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认真周密的调查研究和酝酿准备的过程，但是，现在已刻不容缓，应该首先做到也可以做到的是，自上而下把反和平演变的必要性、严重性、艰巨性、长期性的认识提升到战略的高度：
第一，明确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地位。
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能否切实有效、深入持久地坚持反和平演变，是事关当代社会主义事业兴亡成败的一大根本问题。事实已经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施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不是没有效果的。中国继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也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当增强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历史性成功的坚定信念，另一方面则必须树立反和平演变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明确认识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反和平演变与改革开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处于同等重要地位，都是决定当代社会主义兴亡成败的根本大计。如果说，我们需要有一整套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以便一步一个脚印地争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获得历史性成功，那么，我们同样需要有一整套反和平演变战略，以便一步一个脚印地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获得历史性成功，这两者缺少任何一个，都会断送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历史性成功的希望。
第二，明确反和平演变的战略课题。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广泛存在于经济（包括涉外经济）、政治（包括外交）、思想文化、学校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因而，反和平演变战略所要解决的课题必然是包罗万象的。但其基本内容可大体归纳为以下六大方面：
（一）在党的建设方面，确保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确保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团结，确保党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里。
（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确保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方向，即确保经济体制改革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和健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使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成为公正与效率高度结合的统一体。
（三）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确保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方向，即确保政治体制改革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前提下，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逐步做到能更多地依靠这种制度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的政治忠诚和水平，监督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和成功。
（四）在对外开放、争取“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方面，确保社会主义的自身安全、巩固和壮大。即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能从引进西方和港台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因素中充分受益，又能有效地抵御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因素的渗透和侵蚀。
（五）在教育方面，确保在两个阶级、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争夺青少年的斗争中，把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大多数培养成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批判能力，决心把社会主义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把社会主义的成败当作自己的成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六）在对敌斗争方面，确保及时粉碎西方国家和海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颠覆、煽动和捣乱活动。
上述各方面都有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研究出解决的对策。例如，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发展，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企图从根本上摆脱共产党领导和公有制主体约束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包括正在以金钱换取权力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又如，外资企业的高工资，我们本不该引进的歌星、明星高报酬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正在冲击、瓦解着各行各业人们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信心，甚至造成低工资的党政机关、执法部门中下层干部心理不平衡、队伍不稳定和外流现象。再如，目前社会上流传“管它共产党国民党，公有制私有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能让老百姓口袋里钱更多，老百姓就拥护谁”；海外“精英”们所谓西方、港台“投资大陆是好事，去了之后，将不只是先进经济而且是先进思想的载体，对中共的和平演变会发生积极的催化作用”；以及西方反共思想家们断言“由于私营企业的突然增长以及外国资本的涌入，特别是在新的经济特区，大量的中国官员抵制不了迅速发财的诱惑”，“在将来的某一时刻，几乎可以断定就在一二十年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必然要面临生产上富有创造性的社会经济多元化与反对政治多元化的一党专制互不相容的情况”（布热津斯基《大失败》）等等，对这些论调，我们决不应掉以轻心而必须认真对待。
总之，反和平演变面对的各方面重大课题既具有长远性又具有现实性，都需要在一整套反和平演变战略的筹划指导下才能得到及时、妥善、切实有效的解决。
第三，明确反和平演变战略的必要性。
综合考察反和平演变的上述课题，我们可得出下列认识：——反和平演变在空间上是一场包括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总体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只是各个方面、各条战线斗争的前沿。所以，反和平演变不能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而应当进一步展开，落实到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和具体制度、措施和方法的建设上。——反和平演变在时间上是一场由当前战役、今后战役和未来战役构成的持久战，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决不可由于强调反和平演变的长期性，把当前应打的仗、当前可以取得的胜利推到今后或遥远的将来。现在应该防御而不防御，现在可以出击而不出击，势必造成今后的被动和未来的失败。我们长期对党风、官风不正和腐败现象纠正制止不力以至发展扩散成今天难以治理的顽症，就是最令人痛心的一例。如果我们现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这类现实问题，那就难以使广大干部群众相信反和平演变斗争能获得胜利，社会主义事业能实现光明前途。——反和平演变既然是一场总体战，又是一场持久战，那就必须有一套能够统筹指导全局的反和平演变战略部署和分阶段实现的重点目标，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结合、统一起来，从横向贯彻到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业务工作、队伍整顿和制度建设上，从纵向落实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各项重大决策、立法、方针政策的拟定和出台，以及对各地方、各部门执行情况的协调、监督、检查等各个环节中。
总之，必须通过制定反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在各级党和政府以至全社会，形成以反和平演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思想认识体系、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制定反和平演变战略已势在必行。
第四，警惕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倾向。
要制定反和平演变战略，就需要警惕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倾向，即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随之提高，和平演变的危险就能自然解除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和有害性是不言自明的：1、1989年动乱暴乱是在经过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虽然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了一番，人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各大城市居民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等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相当高，然而这些成就并没有能避免1989年大规模政治动乱的发生；2、即使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我国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仍将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进一步说，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种落后局面也还不能根本改观。而东欧大多数国家和苏联的人均国民产值已经属于中等或中等偏上发达国家的事实，也并没有能避免那里和平演变的发生。以上两点说明上述观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其道理在于，经济成功并不是保证社会主义成功的充分条件。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完全押在经济上，至少有三个具体危害：1、很容易诱发经济发展和建设急于求成；2、很容易导致经济体制改革迷失方向、误入歧途；3、很容易造成有意无意低估甚至否认改革开放条件下经济领域以及其他各个领域和平演变因素滋长的危险性，因而放任这些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贻误以致丧失制约、治理这些因素的战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经济是基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在经济方面，尤其是生产力方面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要靠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生产力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警惕，不要因为只埋头于经济建设而不顾其他，在尚未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之前，就被资本主义世界吞灭和同化掉了！进一步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应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更快的速度因而最终会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方面，而且应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上。在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超前”发展。例如，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承认：中国虽然是低收入国家，但是，“中国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和平均寿命与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是相等的”。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具有这样一些在同等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在尚未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之前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只要在紧抓不放地推动生产力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前提下，致力于使社会主义在各方面的优越性都在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得到最佳发挥，同时认真抵御、遏制资本主义世界的颠覆和渗透，包括内部和平演变因素和势力的影响作用，被吞灭和同化的，就不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必将战胜资本主义！
还应指出，1989年政治风波暴露出来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即抓物质文明建设硬，抓精神文明建设软；抓经济工作硬，抓思想政治工作软；抓改革开放硬，抓四个坚持、打击经济犯罪、反腐败软；抓反僵化、反“左”硬，抓反自由化、反右软……，概括起来，是一种单纯注重经济、轻视政治，单纯注重物质作用、轻视精神作用的倾向性错误。克服这种倾向性错误，排除思想认识障碍，是制定反和平演变战略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能有一套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战略相结合的反和平演变长远战略，并切实付诸实行，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将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发展的榜样，而且为全人类提供当代社会主义成功的榜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 研究员 王一程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中，中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大规模动乱暴乱；东欧发生了无庸置疑的和平演变即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形势也不容乐观。资本主义世界反共思想家们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信条与实践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布热津斯基《大失败》）。逃窜到海外的中国“民主”精英们预言，“和平演变是中共挡不住的潮流”（万润南1990年5月31日在巴黎“民运”分子们举办的《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未来展望讨论会》上的发言）。而我国党内外许多人对社会主义遇到的严重挫折也困惑不解，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迷茫和信心不足；在部分知识分子、青年群众中甚至存在着不反对或期待和平演变的心理。这一切确实表明，当代社会主义正面对生死存亡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任务是艰巨的。
现在的问题是应联系十月革命以来70多年实践提供的丰富经验教训，对当代社会主义目前的失利反复进行冷静思考，得出全面的必要认识和正确结论。这里，首要一点是应对当代社会主义在迂回曲折中前进的历史必然性有更清醒、更深刻、更切合实际的认识。
当代社会主义，或“现实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首先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它的最基本内容是：1、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在工人阶级先进部队即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尖锐化所导致的严重经济、社会危机和两次爆发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发动工农大众以暴力手段从地主、资本家手中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2、依靠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国家计划调节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制度的存在。3、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外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种制度、两条道路斗争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缩短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差距，逐步创建社会主义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直至最终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当代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一方面与资本主义有根本区别，另一方面，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也有若干重大差别：1、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公有制形式，即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而当代社会主义为了适应生产力社会化程度的现有状况，公有制需要采取两种基本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与此同时，还需要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有制的存在。2、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再需要商品货币关系而由社会实行直接计划调节；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则排除不了商品货币关系，而且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3、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已经不再有什么阶级需要镇压，因而国家已经开始消亡；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则不仅存在工农差别，并由于允许私有制在一定限度内存在，也就在一定限度内仍然有资产者们产生和存在，与此同时，还必须抵御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颠覆、渗透和战争威胁，因而，不仅不具备国家开始消亡的条件，而且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完善和发展。
当代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重大差别，根本原因在于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与马、恩设想的条件有重大差别。而当代社会主义之所以发生目前这样严重的挫折，也是与人们对它产生、存在、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及其要求缺乏足够清醒、深刻和切合实际的认识，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分不开的。
这里所说的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主要是指：
1、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基础大都十分落后，原有的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远未达到足以实现马、恩设想的那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巨大差距。
2、拥有当代最先进生产力的国家，正是那些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统治力量最强，已将其资本剥削与统治关系扩展到全世界，因而没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在工业、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高居世界领先地位，占领并控制了世界市场，其私有制生产关系也尚未耗尽其推动、适应、容纳当代科技革命和经济国际化发展的潜力，因而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和继续生存、发展的余地。所以，资本主义还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并对人类社会保持巨大影响力。
3、由西方国家构成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出于其阶级利益和全球战略，将始终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并力求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压力以及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渗透力，在两种制度的斗争、竞赛、比较中击败、搞垮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其收复资本主义失地、吞灭和同化当代社会主义的企图。
当代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一些先天不利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因而其兴亡成败就取决于在其历史进程中是否能充分满足这些条件提出的下列历史要求：
1、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改变在工业、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局面，积极创造保证逐步实现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物质条件。为此，就必须力争有利于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必须从实际出发建立与本国生产力社会化水平相适应、能充分调动和促进现有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必须力戒急于求成，避免“欲速则不达”，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2、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环境的制约下，积极稳妥地建立健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对外开放的经济体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通过大力发展国际经贸交流与合作关系，适量适度地利用和引进外资，直接采用和消化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社会化生产的科学管理经验和方法，以促进本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3、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放弃搞垮、吞灭和同化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由于在相当长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会有较大差距，因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不可能得到最充分、最有说服力、无可争辩的显示，所以，两个阶级、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会在国际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长期存在。这就决定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高度警惕和平演变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必须切实有效地抵御、防范、遏制资本主义世界，包括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和因素的颠覆、渗透和同化作用，以确保自身的存在、完善和发展直到获得决定性胜利。
如果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未能全面满足这些客观历史条件提出的历史要求，在任何一个方面有所忽略、犯了错误，那就不能确保当代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甚至会危及、断送它的存在。这就是说，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它走向最终胜利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不单是由于这些客观条件本身具有不利性，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这些条件及其历史要求，需要经历一个从盲目到自觉、从这样那样的片面性到真正全面的逐步认识和反复把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人在认识和工作上发生偏差、失误是难免的，共产党领导层内某些人动摇、背叛也是不奇怪的，因而当代社会主义遭受挫折与一时的局部失败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
但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挫折与失败挡不住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失败是成功之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只要继续进行这一伟大正义事业的共产党人从挫折与失败中汲取教训，当代社会主义必然会在历史曲折中继续前进，直到最终胜利，这是过去已得到证明、今后还将被证明的真理。
二、对原有体制进行科学评价和改革问题
在东欧和苏联的“风云变幻”中，有一个共同现象应当引起我们深思：东欧、苏联的演变都是在“改革”、“同斯大林模式彻底决裂”的旗号下进行的。在那里，“改革”、“同斯大林模式彻底决裂”，已经成为搞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或同义语。这一现象说明，能否历史地、科学地、全面地评价世界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种模式，或所谓“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即社会主义传统体制或原有体制，事实上早已成为直接关系到当代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
原有体制需要改革，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为了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首先对原有体制作出公正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肯定它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功绩。
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初期，都毫无例外地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代社会主义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尤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时期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的产物。1、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必须镇压国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及其他反动势力的反抗和复辟活动；必须捍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免受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颠覆和武装进犯；必须保证党、政、军、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统一。2、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需要：必须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必须在尽快实现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迅速实现工业化，大力发展国防工业，以战胜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封锁和防备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3、在苏联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与苏联当年大体相似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在没有其他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效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成模式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当代社会主义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中还包括一个实践局限性或认识局限性的因素。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建立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实践，没有任何先例可循，更谈不上有足够丰富的经验教训作为能避免重大差错的认识基础，只能在共产党人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所以，除了客观因素的作用之外，原有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特点也与这一体制的创建者们在主观上力求最大限度地贯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特征的设想分不开。具体说，这里最大的失误是从社会主义经济不应再是商品经济而只应是计划经济的概念出发，极力强调国家对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实行统一计划、具体组织、直接管理的经济职能，这就势必要求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
总之，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传统体制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它不是前人的英明或愚蠢、领袖个人的功劳或罪过的产物，而是由当代社会主义产生时期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一个必经阶段。
传统体制作为当代社会主义的最初模式，不论其本身有多么幼稚和不完善、有多少难以避免的缺陷和弊端，但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因为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资本家、地主富农对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剥削、压迫和统治，初步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与私有制决裂、彻底消灭少数剥削者压迫、统治大多数劳动者的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新时代。也正由于它代表了这种划时代的历史进步，所以，在全世界工农大众和进步知识分子中，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中，这种体制曾经长期享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吸引力，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争取阶级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在世界现代史上写出了英勇壮丽的篇章。
社会主义原有体制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历史进步性，而且在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取得过无可否认的伟大成功：正是通过采取这种体制形式，当代社会主义得以作为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制度确立和巩固下来；使工农大众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在经济上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成果得以保存下来；正是靠这种体制，苏联在30年代实现了震惊世界的高速度发展的经济奇迹；在40年代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战后又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也正是靠借鉴这种体制，中国、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得以比较顺利地取得了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绝大多数经历了那一时代生活和斗争的人们都难以忘怀，那是一个人民真正感受到翻身做了主人、到处洋溢着创造新生活的劳动热情、人与人之间具有了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同志关系、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伟大时代。这一切，都是与共产主义的敌人从未间断过咒骂、今天又横遭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们践踏的传统体制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历史上任何新生事物在其诞生和发展初期都不可能是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事实上，传统体制只是当代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形式，它的确存在着不少有待于革除的严重缺陷和弊端。其中，既包括当时就不切合实际、勉强实行的东西，如：公有制范围过宽，排斥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等；又包括当时虽然合乎客观需要、但后来不再符合发展的要求的东西，如国家直接经营管理企业，主要靠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保证国民经济计划要求的比例关系，经济发展主要靠外延扩大再生产，等等；还包括对国际国内严酷的阶级斗争环境自我保护性反应的生成物，如经济体制中因必须高度依靠自力更生而产生的某些封闭倾向，政治体制中因必须毫不松懈地保持思想和政治上的统一而产生的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党内民主被限制、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主人地位和主体作用被忽视的倾向；此外，传统体制中还掺杂有属于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教育落后国家封建烙印的东西，如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干部的等级特权待遇制，等等。
如果说，在国内外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复杂、有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的环境和背景中，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使它的缺陷和弊端难以暴露出来或被人们高度谅解而忽略不计的话，那么，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当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站稳脚跟，以至资本主义世界迫不得已承认了这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得以进入长期和平建设环境，并得以扩大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之后，这种体制的弱点和弊病，包括在历史上造成的社会创伤，就越来越被人们，特别是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注意和感受到了。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体制的缺陷和弊端已经日渐严重地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不改革，继续沿袭下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难以进一步实现和发挥出来，甚至在传统体制时期已经实现了的优越性，例如广大工农群众不再受资本家地主剥削，不再有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吸毒、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已基本绝迹，等等，也会被这种体制缺陷、弊端的继续存在和作用所抵消，造成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失望和否定情绪。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抵消效应还由于60年代后世界上两种制度的形势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而显得更加严重，即：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因受原有体制缺陷、弊端的困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靠其历史优势，靠垄断资本尚未耗尽的潜力，靠调整社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加强相互彼此的协调合作以及深化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不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世界殖民体系崩溃的打击下逐步恢复了元气，而且实现了长达30年的相对稳定和发展，以至在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方面把原来就落后一大截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往后甩了一截。
面对这些情况，得出必须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改革的确势在必行，是当代社会主义摆脱近二三十年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所处被动局面的唯一出路，是它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不完善走向完善的必经之路，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进一步实现和发挥的必要条件。所以，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陆续出现的改革探索，到80年代后发展成几乎席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
但是，关于改革问题，现在有了来自东欧、苏联的严重教训：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就会滑向和平演变；改革一旦走上同原有体制“彻底决裂”的轨道，其结果就必然是急剧走向资本主义复辟！
东欧和苏联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过程大体上都存在着一个或隐或现包含三步曲的共同发展逻辑：
第一步，即演变的起点或“改革”的提出：以谴责、控诉社会主义制度创建时代的“罪行”，宣传、批判原有体制的弊病为先导，造成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在此基础上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口号和主张。
第二步，即演变的决定性环节或“改革”的突破：以接受、鼓吹“全人类价值观”、“面向西方”或“全盘西化”论为先导，公开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公开否定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宣言“同斯大林模式彻底决裂”，“根本改革”、“全面更新”社会主义。
第三步，即演变的终点或“改革”的归宿：以主动或被迫实行“政治多元化”为先导，共产党让权、丢权、自行蜕变或分崩离析，在此基础上政治体制改行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体制改行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从而正式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垮台，资本主义复辟。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态度上看，东欧和苏联演变的这个三步曲可归结为一个逻辑公式：从公开反“斯大林主义”，发展为露骨地反列宁主义，最后是彻底抛弃和背叛马克思主义。相应的形象化表现是：首先推倒斯大林的铜像，进而搬掉列宁的铜像，最后销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铜像。
东欧、苏联演变的这种逻辑已经不是理论上的分析，而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中每一步都是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每一步向下一步的发展都是用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评判和否定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理论依据的深化。起初是误入歧途，后来则是自觉的叛卖。从这种演变逻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当代世界只有两种基本社会制度——维护私有制和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旨在消灭私有制和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前者代表少数资产者的利益，后者代表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前者在生产力方面暂时还能保持领先地位，后者则仍处于相对落后地位；前者是已经高度成熟和完善的旧事物，后者则是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的新生事物。原有体制属于后者，是后者的最基本内容或命根子——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的初始形式。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初始形式确有一些必须加以改革的严重缺陷和弊病。但是，如果认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为了自欺欺人，将其改头换面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全人类价值观”）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那就必然要搬用西方模式即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改革的样板，改革的对象也就不会限于“形式”即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或体制，而必然会指向“内容”即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这样的“改革”也就必然只会有一种结果，即在西方资产阶级的赞许和帮助下开历史倒车；以所谓成熟和完善的资本主义吞灭、同化暂时还难免幼稚和脆弱的社会主义。
至今为止，由于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没有发生东欧、苏联那样的演变。但是，中国已经几度出现通过盲目否定原有体制以及与其相联系的新中国历史，进而根本否定社会主义，鼓吹只有全盘西化，政治上搞多党制、经济上搞私有化才是改革的唯一出路之类论调猖獗一时的现象。1989年的动乱暴乱被平息后，这种论调只是暂时被击退了，但在党内外仍有一定市场，完全有可能再次卷土重来。所以，我们有必要高度注意对原有体制的科学评价与改革的关系问题，即能否对这种体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是改革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方向的认识基础。
三、争取当代社会主义历史性成功与制定反和平演变战略
随着东欧、苏联的“风云变幻”，全世界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一切反对资本主义、赞成或同情社会主义的人民、政党和进步人士都把目光转向中国，寄希望于中国，首先是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和所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中国人民则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终将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抱有深切的期望。
那么，中国共产党能否不辜负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期望，继续坚定沉着地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直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得到最终解决？这只能由实践和历史来回答。
令人乐观的是，中国共产党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去争取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历史性成功。所谓历史性成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能坚持到本世纪末、下世纪中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而且能继续发展直至最终创造出水平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从而无可争辩地在各方面都显示出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目前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
1、中国共产党对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及其要求已经有了相当清醒、深刻、全面的认识，已经形成了一条能在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而完整的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成就和我们的党和国家经住了1989年政治风波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使人们相信，只要我们能继续全面而不是片面地实践这条路线，并不断根据新的经验教训充实、完善这条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有逐步驶向最终目标的基本保证。
2、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40余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一笔极其宝贵的历史财富。只要我们自己不贬低它，任何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论调在中国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尽管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不少缺点，中国共产党犯过不少错误，广大干部群众的利益和感情因此受到过伤害，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从整体上看，自鸦片战争以来，只有新中国这40余年是中华民族真正获得独立，结束了战乱和屈辱，不再受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剥削压迫，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老百姓最能安居乐业的历史时期。与旧中国相比，新中国是值得骄傲的；与国情大致相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例如印度相比，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成功的，值得自豪的。中国老百姓向来是实事求是、通情达理的。在新中国这笔宝贵历史财富面前，大多数中国人不会反对坚持社会主义，更不会反对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
3、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暴乱和随后发生的东欧、苏联演变提供了极其深刻、不可多得的教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一手硬、一手软”；搞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不能急于求成；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里；如果共产党背弃马列主义，认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屈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压力，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改革方向和目标模式，改革就会变质为资本主义复辟——这已不再是宣传说教和“危言耸听”，而是必须正视的国际现实。这就必然会增强中国共产党反和平演变的警觉性，提高中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觉悟。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利条件：
1、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及其意识形态影响力占有明显优势，甚至可以说仍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以至具有吞灭和同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能量。东欧、苏联的演变又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优势，使它们有可能在今后把吞灭和同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能量集中对准和倾泄到中国。
2、“文革”的极左错误和后来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已经在人民内部特别是青年一代中造成了政治信念、思想意识和社会风气的严重蜕化。例如，自由化思潮，“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在部分青年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独立人格”、“自由气质”，对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盲目追求和崇拜等等，都是对坚持社会主义极其不利的因素。
3、由于建国以来历次重大失误，特别是由于1989年动乱前几年淡化社会主义、淡化党的领导、淡化思想政治工作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腐败之风泛滥，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凝聚力和党组织的战斗力都严重削弱了。动乱平息后，经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自上而下的努力，虽然局面已有一定扭转，但远未达到50年代全党全民同心同德、亲密无间的状态，也远未达到60年代初全党全民同甘共苦、发愤图强克服困难时期的程度。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五六十年代，但党的状况如不能有新的更大起色，将很难适应当代社会主义经历严重曲折、国际共运转入长期低潮的严峻形势对党提出的严苛要求。
有利条件使我们看到希望所在，不利条件使我们看到困难所在。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充分抓住和利用有利条件，认真克服和排除不利条件，争取和确保当代社会主义获得历史性成功就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把这种可能性一步步变成现实，就必须在冷静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础上真正做到：搞得对的就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强。
目前情况是：搞得对的，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仍然在前进。全党全民正在为90年代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失误的，如“一手硬、一手软”，“急于求成”，总的来说，也在坚决纠正。思想政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治理整顿取得明显成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不足的部分还远未得到充分加强。
“不足”包括很多内容，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党的建设、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和不同层次的问题有待于重视、研究、创造条件去努力解决。但各种不足中，最大、涉及面最广、影响最深远、最需要立即认真着手研究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反和平演变的长远总体战略以及相应的具体制度、措施和办法。
应该肯定，反和平演变问题已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并从各方面开展或加强了一系列工作，如动乱后的清查、整党、批判自由化思潮和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和信念的宣传教育，加强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等等。这些工作都收到一定成效，但不能认为已取得根本性进展。流于形式和走过场的现象仍十分严重。目前，党内外仍有相当多的人对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持抵触情绪，甚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翻案，对东欧、苏联演变却抱基本肯定或肯定态度，对美国更是既亲又崇；直到最近，某些动乱暴乱“精英”宣传自由化观点的书籍仍在公开出售，某些研究人员仍到高等院校公开散布贬低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兜售改革必须采行西方模式的论调；在许多知识分子聚集的部门和单位，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维护社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的力量仍然是少数；党政机关、执法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行业不正之风，仍然十分严重；在外国商社当挣大钱的白领职员已经成为当今最令人羡慕、最有吸引力的社会职业，并被某些报纸广加张扬……
总之，反和平演变斗争已提上日程，但对这一斗争无论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存在着立场态度上的不同和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无论党内还是社会上都有一些可能导致和平演变的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影响和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和扩展，这类因素还有可能更多更严重。这就是说，如果缺乏足够的警觉性和预见性，没有明确的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部署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能动员和依靠全党主动防范、制约、抵御、排除和平演变因素的具体制度、措施和办法，在和平演变的现实和长远威胁面前，我们就难免处于无可奈何的被动境地，反和平演变斗争难免停留于没有必胜把握的盲目状态，甚至有只停留在纸面上和口头上的危险，很难切实有效、深入持久地坚持下去。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反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以统一筹划和指导反和平演变这一重大现实和长远斗争的全局。
制定一整套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建立相应的具体制度、措施和办法，需要有一个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认真周密的调查研究和酝酿准备的过程，但是，现在已刻不容缓，应该首先做到也可以做到的是，自上而下把反和平演变的必要性、严重性、艰巨性、长期性的认识提升到战略的高度：
第一，明确反和平演变的战略地位。
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能否切实有效、深入持久地坚持反和平演变，是事关当代社会主义事业兴亡成败的一大根本问题。事实已经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施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不是没有效果的。中国继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也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当增强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历史性成功的坚定信念，另一方面则必须树立反和平演变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明确认识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反和平演变与改革开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处于同等重要地位，都是决定当代社会主义兴亡成败的根本大计。如果说，我们需要有一整套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以便一步一个脚印地争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获得历史性成功，那么，我们同样需要有一整套反和平演变战略，以便一步一个脚印地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获得历史性成功，这两者缺少任何一个，都会断送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历史性成功的希望。
第二，明确反和平演变的战略课题。
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广泛存在于经济（包括涉外经济）、政治（包括外交）、思想文化、学校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因而，反和平演变战略所要解决的课题必然是包罗万象的。但其基本内容可大体归纳为以下六大方面：
（一）在党的建设方面，确保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确保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团结，确保党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里。
（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确保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方向，即确保经济体制改革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和健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使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成为公正与效率高度结合的统一体。
（三）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确保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方向，即确保政治体制改革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前提下，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逐步做到能更多地依靠这种制度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的政治忠诚和水平，监督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发展和成功。
（四）在对外开放、争取“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方面，确保社会主义的自身安全、巩固和壮大。即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能从引进西方和港台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因素中充分受益，又能有效地抵御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因素的渗透和侵蚀。
（五）在教育方面，确保在两个阶级、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争夺青少年的斗争中，把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大多数培养成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批判能力，决心把社会主义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把社会主义的成败当作自己的成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六）在对敌斗争方面，确保及时粉碎西方国家和海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颠覆、煽动和捣乱活动。
上述各方面都有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研究出解决的对策。例如，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发展，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企图从根本上摆脱共产党领导和公有制主体约束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包括正在以金钱换取权力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又如，外资企业的高工资，我们本不该引进的歌星、明星高报酬制度，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正在冲击、瓦解着各行各业人们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信心，甚至造成低工资的党政机关、执法部门中下层干部心理不平衡、队伍不稳定和外流现象。再如，目前社会上流传“管它共产党国民党，公有制私有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能让老百姓口袋里钱更多，老百姓就拥护谁”；海外“精英”们所谓西方、港台“投资大陆是好事，去了之后，将不只是先进经济而且是先进思想的载体，对中共的和平演变会发生积极的催化作用”；以及西方反共思想家们断言“由于私营企业的突然增长以及外国资本的涌入，特别是在新的经济特区，大量的中国官员抵制不了迅速发财的诱惑”，“在将来的某一时刻，几乎可以断定就在一二十年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必然要面临生产上富有创造性的社会经济多元化与反对政治多元化的一党专制互不相容的情况”（布热津斯基《大失败》）等等，对这些论调，我们决不应掉以轻心而必须认真对待。
总之，反和平演变面对的各方面重大课题既具有长远性又具有现实性，都需要在一整套反和平演变战略的筹划指导下才能得到及时、妥善、切实有效的解决。
第三，明确反和平演变战略的必要性。
综合考察反和平演变的上述课题，我们可得出下列认识：——反和平演变在空间上是一场包括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总体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只是各个方面、各条战线斗争的前沿。所以，反和平演变不能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而应当进一步展开，落实到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和具体制度、措施和方法的建设上。——反和平演变在时间上是一场由当前战役、今后战役和未来战役构成的持久战，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决不可由于强调反和平演变的长期性，把当前应打的仗、当前可以取得的胜利推到今后或遥远的将来。现在应该防御而不防御，现在可以出击而不出击，势必造成今后的被动和未来的失败。我们长期对党风、官风不正和腐败现象纠正制止不力以至发展扩散成今天难以治理的顽症，就是最令人痛心的一例。如果我们现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这类现实问题，那就难以使广大干部群众相信反和平演变斗争能获得胜利，社会主义事业能实现光明前途。——反和平演变既然是一场总体战，又是一场持久战，那就必须有一套能够统筹指导全局的反和平演变战略部署和分阶段实现的重点目标，并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结合、统一起来，从横向贯彻到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业务工作、队伍整顿和制度建设上，从纵向落实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各项重大决策、立法、方针政策的拟定和出台，以及对各地方、各部门执行情况的协调、监督、检查等各个环节中。
总之，必须通过制定反和平演变的总体战略，在各级党和政府以至全社会，形成以反和平演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思想认识体系、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制定反和平演变战略已势在必行。
第四，警惕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倾向。
要制定反和平演变战略，就需要警惕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倾向，即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随之提高，和平演变的危险就能自然解除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和有害性是不言自明的：1、1989年动乱暴乱是在经过十年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绩，人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虽然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了一番，人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各大城市居民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等高级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相当高，然而这些成就并没有能避免1989年大规模政治动乱的发生；2、即使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我国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仍将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进一步说，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种落后局面也还不能根本改观。而东欧大多数国家和苏联的人均国民产值已经属于中等或中等偏上发达国家的事实，也并没有能避免那里和平演变的发生。以上两点说明上述观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其道理在于，经济成功并不是保证社会主义成功的充分条件。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完全押在经济上，至少有三个具体危害：1、很容易诱发经济发展和建设急于求成；2、很容易导致经济体制改革迷失方向、误入歧途；3、很容易造成有意无意低估甚至否认改革开放条件下经济领域以及其他各个领域和平演变因素滋长的危险性，因而放任这些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贻误以致丧失制约、治理这些因素的战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经济是基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在经济方面，尤其是生产力方面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要靠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当代社会主义产生、存在、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生产力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警惕，不要因为只埋头于经济建设而不顾其他，在尚未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之前，就被资本主义世界吞灭和同化掉了！进一步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应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更快的速度因而最终会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方面，而且应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上。在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超前”发展。例如，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承认：中国虽然是低收入国家，但是，“中国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和平均寿命与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是相等的”。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具有这样一些在同等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在尚未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之前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只要在紧抓不放地推动生产力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前提下，致力于使社会主义在各方面的优越性都在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得到最佳发挥，同时认真抵御、遏制资本主义世界的颠覆和渗透，包括内部和平演变因素和势力的影响作用，被吞灭和同化的，就不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必将战胜资本主义！
还应指出，1989年政治风波暴露出来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即抓物质文明建设硬，抓精神文明建设软；抓经济工作硬，抓思想政治工作软；抓改革开放硬，抓四个坚持、打击经济犯罪、反腐败软；抓反僵化、反“左”硬，抓反自由化、反右软……，概括起来，是一种单纯注重经济、轻视政治，单纯注重物质作用、轻视精神作用的倾向性错误。克服这种倾向性错误，排除思想认识障碍，是制定反和平演变战略的先决条件。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能有一套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战略相结合的反和平演变长远战略，并切实付诸实行，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将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发展的榜样，而且为全人类提供当代社会主义成功的榜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 研究员 王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