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如果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算起，已经有20年时问。全世界人民，尤其是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都十分关注苏联演变问题。对于苏联的演变，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人们的看法都不一样，甚至是对立的。例如，对十月革命的评价，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还是“搞早了”、是“早产儿”？对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是基本肯定、局部否定（“三七开”），必须进行改革，还是全盘否定，需要彻底抛弃？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及中苏10年论战的评价，是基本肯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还是认为中国的错误大于赫鲁晓夫，批判错了？对苏联演变原因的分析，决定性的因素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和弊病，是斯大林模式必然带来的，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葬送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罪魁祸首，还是虽有正确主张、却无力挽救社会主义的庸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改革的评价，是把社会主义改变成为资本主义，因而是历史的倒退，还是摆脱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因而是历史的进步？这一类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
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我国的基本道路、基本制度与苏联相同（尽管在具体制度、具体做法上具有中国特色），如果彻底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和苏联的基本制度，肯定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以及俄罗斯的改革，那么，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我们也应该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走戈尔巴乔夫和现在俄罗斯的道路。目前，我国政局稳定，对这一类问题的不同回答还只是停留在学术性的分歧和争论上，似乎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一旦政治上出现风吹草动，这一类问题很可能成为议论的焦点，成为某些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对苏联演变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认识，会给政治动乱埋下祸根，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现实的危险。所以，科学地分析苏联演变问题，正确地总结其教训，是一件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必须认真对待。
一、十月革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不是“早产儿”
对应不应该发动十月革命的问题，从准备起义的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十月革命的条件是否成熟？它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还是少数激进分手鼓动起来的“早产儿”？
早在1917年4月列宁提出“四月提纲”，准备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等人就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为理由，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布朗基主义”、是“说梦话”，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攻》一书，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他断言，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没有生命力的。列宁曾经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回答了那些疑问和责难。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又有人提出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种种困难的“原罪”，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苏东剧变以后，更有人（如保加利亚原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反思剧变的原因时，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超越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忘记了“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这种论调，前不久在我国也沉渣泛起，一度颇为盛行。听任十月革命“早产论”泛滥起来，将会酿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有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提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改革的任务是，先退回到资本主义去，等经济发展了，再来搞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正确回答这一问题。
无论是1917年的俄国，还是1949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都已具备。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两个决不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的是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的一般规律性，它的实质是指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根据“两个决不会”的原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更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农民起义只能在封建制度范围内改朝换代，建不成社会主义，因为当时没有建立这种新社会制度所需要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具有了社会的性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的必要物质条件。在沙皇俄国、解放前的中国，尽管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但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土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因此，应该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物质条件已具备，也就是说，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而不是违背“两个决不会”这一论断的。否认在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发展的国家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生产力论。邓小平同志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 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至于说到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还需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那么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这项任务，而决不是一定要等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针对像普列汉诺夫、苏哈诺夫这样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由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的改变呢？”由此可见，根据马克恩主义基本原理，十月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二、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不能全盘否定
对于从1917年11月十月革命胜利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这近68年时间里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究竟该怎么评价，是全盘否定，还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能不能断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对此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敌对势力从十月革命胜利之日起就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竭尽攻击污蔑之能事，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后来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1991年7月26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作结论说：“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所创立的社会结构的模式崩溃了”，“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
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针对赫鲁晓夫掀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狂风恶浪，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近40年后，我们党中央在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时，又重申：“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不是斯大林模式本身，恰恰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成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根本原因。
在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必须把握以下方法论和原则。
第一，应该全面地分析，既要看到问题，又要看到成绩，而且要分清主流、支流。必须从整体上考察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不能带着偏见去观察，事先有了一个结论，然后寻找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而对不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视而不见。列宁曾经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列举某些事例并不能说明问题，关键是要全面地考察，把反映事物本质的基础性综合材料作为判断的根据。例如，不能抓住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断定苏联经济没有搞好，如果全面地考察，应该说，苏联的经济，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这样的评价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第二，应该历史地分析，即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制度、方针、政策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事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随着新形势、新问题的出现，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的制度、方针、政策。有许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不尽合理的，然而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却是必要的，如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历史的必要性，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借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战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提上了日程。决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来评价计划经济。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对历史上的事物说三道四。
第三，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各种体制、运行机制区分开来。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绝大多数场合指的是制度模式，是指苏联建立起未的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在评价这一整套制度时，必须区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苏联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这些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们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月革命的普遍道路，是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的。另一类制度是具体制度，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这些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苏联人民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类制度是在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这些具体制度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条件下是对的，但不能照搬到别的国家去；更多的情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却必须进行改革。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各种体制、运行机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是第二位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体现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是正确的，不能否定；有关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则是有对有错，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两方面的内容综合起来，应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制度角度看？基本上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尽管列举起来弊病甚多，但从整体上看，不能说是失败的。
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的政治问题。苏联演变的惨痛教训表明，敌对势力从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等，搞乱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而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最后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一无成就的舆论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还会有谁能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总结这一教训，我们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评价时，必须慎之又慎，严格依据事实，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不要轻言“失败”。
三、苏联演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党的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复杂的政治事件，研究新问题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首先，应该全面分析导致苏联演变的各种因素，包括国外因素和国内因素，党内因素和党外因素，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必须全面研究这些因素与苏联演变的关系，从中吸取教训。其次，简单地罗列这些因素还是不够的，必须找出主要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抓不住主要矛盾就如坠烟海，难以说清楚苏联演变这样复杂的事情。而研究苏联演变的原因的分歧，恰恰在于究竟哪一种因素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引起苏联演变的因素，归结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国外因素和国内因素。国外因素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毫无疑问，这一类因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终究是外部因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决定性的还是国内因素。国内因素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有人把它称之为远因；另一类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有人把它称之为近因。这两类因素究竟哪一个是主要的、决定性的，这是分歧的关键。
有人主张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列举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经济战略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尤其是肃反扩大化）、民族改策、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错误，得出结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据说，这是苏联演变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根本原因。这种看法值得研究。第一，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确存在许多问题，有的问题甚为严重。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应该说成绩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第二，这些失误和弊病是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机制、方针、政策层面上的，而不是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因此纠正失误、克服弊端，只需要改革体制、改进工作，不需要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与苏联的演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这些失误和弊病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为敌对势力利用社会矛盾、制造动乱提供了可乘之机。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能否成为向资本主义演变的现实因素，取决于党的路线。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能够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那么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纠正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苏联演变的症结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否有失误和弊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而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失误和弊病。苏联演变的主要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了一条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墓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应该指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从意识形态来说，它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从社会制度未说，它是作了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历史作用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它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
第一：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来改造党，把苏联共产党改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否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主张党要成为“苏联公民志同道合的自愿的联合组织”；否定党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主张改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主张党内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主张“普遍的民主”、“民主的一致”；否定党是苏联人民的政治核心，应起战斗堡垒作用，主张党应变成“议会党”，党的作用仅限于组织议会选举。这一套主张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完全是社会民主党的翻版。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这一点，他在苏共28大上表示，原则上赞成把党的名称由共产党改为社会民主党，只是时机还不成熟。由于党变成了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毫无战斗力的政治讨论俱乐部，所以在遭到敌对势力的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党必然没有反抗能力，只能束手待毙。苏共这个有90年历史、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党，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这个教训值得深省。
第二，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来改造社会制度，把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改变成了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谴责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的”、“专横的”制度，要求“炸毁一切：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他认为，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存在垄断：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政治垄断；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妨碍了“吸收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造成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引起了“人与政治、政权，人与生产资料、财产，人与文化的异化”。改革的任务是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具体办法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一整套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私有化，恢复资产阶级私有制；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让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等等。这种改造，实质上就是全面抛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改治、经济、文化制度。
第三，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来对待政治斗争，使得共产党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看不清斗争的实质，一味妥协，步步退让，最后拱手让权。苏联演变是一场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即“民主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配合下，三股政治力量勾结在一起，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发起进攻，夺取政权。由于共产党接受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主动提出民主化、公开化的方针，听任和放纵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猖狂进攻。先是允许成立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让他们公开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接连不断地举行具有明显政治目的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煽动民族冲突；接着同意在“非正式组织”基础上成立反对党，实行多党制，并主动提出修改宪法，取消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然后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在地方权力机关换届时，放手让敌对势力夺取一系列地方的政权；最后在“8•19事件”后，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解散的命运。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敌对势力不断进攻，步步进逼，咄咄逼人，而共产党却不仅不予反击，反而不断妥协、退让，直到彻底垮台。这种结果，正是苏共执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必然出现的局面。
我们党对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危害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后，党中央就敏锐地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本不是什么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朝资本主义方向演变。“8•19事件”发生后，我们党中央又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正在西方的支持下加速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号召全党要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苏联解体后，中央领导多次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
四、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是偶然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泛滥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列宁曾经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对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应该这样看。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它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而可以说，苏联的演变，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埋下了种种危机。
自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太上提出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后，苏联共产党在许多原则问题上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错误思想不仅没有被加以制止和批判，相反却得到支持和蔓延，甚至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发展和系统化。苏共20大以后，至少在以下四个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构成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理论基础。第一，全面否定斯大林。在苏共20太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恶毒攻击和彻底否定，实质上是全面地攻击和污蔑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股思潮始终没有得到批判。戈尔巴乔夫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他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建立在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的。他打出反斯大林的旗号，要求“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与其有关的一切东西”，从这一点出发，他提出改革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对立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否定斯大林的思想早已蔓延，人们自然很容易接受所谓的“新思维”。第二，人道主义思想。赫鲁晓夫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提出来，实际上是把抽象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然而，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乃是一种唯心史观。这种认为实现超阶级的人性、人的价值是社会发展动力和目标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苏共党内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戈尔巴乔夫的以人道主义为理论核心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一经提出就畅行无阻。第三，“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赫鲁晓夫鼓吹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是建立在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否定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攻，必然导致否定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最终导致背弃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修正主义理论在苏共党内处于统治地位，因而作为这种理论的继续和发展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遭到抵制。第四，核恐怖理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有一个著名的论点，那就是“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一论点的根据之一是，在核武器条件下，战争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因而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民族利益。这一论点直接来源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鼓吹的核恐怖理论。由于核恐怖理论，不仅没有得到批判，反而畅行于苏联理论界，所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提出来就被广为接受。
戈尔巴乔夫等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家”，其政治观点形成的时候，正值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之际，赫鲁晓夫的种种修正主义观点给他们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观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由于苏联共产党一直没有清算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所以事隔30年，他们当政以后，继承和发展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形成了一条完整而系统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戈尔巴乔夫就曾说过，他的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粉碎斯太林模式的思想，是在苏共20大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1989年4月16口，苏共造反派们举行纪念赫鲁晓夫95周年集会，当时已当上莫斯科市市长的波波夫就说，“是赫鲁晓夫造就了现在的改革领导人。”这个说法值得人们深省。一种错误思潮的出现，如果不旗帜鲜明地与之斗争，分清是非，肃清影响，那么它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冒出来，甚至影响党的政治路线，左右全局，出大事。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若干修正主义观点发展到系统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教训应该认真吸取。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956年苏共20大之后不久，我们党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攻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严肃批判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事隔40年，我们党重申“两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指出，历史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两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党又发表了上系列文章，系统地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决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同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保证了我国在苏联东欧剧变的时候，稳住了阵脚，使社会主义的堡垒依然屹立在东方。
五、必须分清两种改革观，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和东欧各国都纷纷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其讲话、文章几乎是言必称改革。然而短短六年间，恰恰是他的改革导致了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最后竟造成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现在，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认为这种改革取得了成功的人大概不多了。但是，在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时，国内外一些人往往只局限于指出其具体措施和步骤如何不对，而不提甚至故意掩盖其改革的政治方向的根本性错误。例如，经常有人把戈尔巴乔夫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提出“加速发展战略”，而没有以改革总揽全局；从工业改革着手，而没有先搞农业改革；过早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而没有集中力量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如此等等。仿佛改革的先后顺序改一下，改革就会成功似的。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具体措施、步骤是否得当，而在于改革的政治方向错了，即否定和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按照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来改造整个社会。因此，不管具体措施是否得当（显然，戈尔巴乔夫拟定的改革的具体措施也大多数是脱离苏联实际的），由于改革的政治方向不对，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失败。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这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搞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从而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从理论上讲，产生两种改革观的根源，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矛盾的分析。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矛盾的，正是由于存在矛盾，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这才决定了改革的必要性。然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状态的不同分析，使得对改革的性质、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有不同的判断，从而导致两种改革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在大规模阶级斗争过去以后，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质，它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来解决，而无需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矛盾的这种性质决定了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态是既适应又相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的，但还有不完善的方面，这些不完善的方面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发生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情况也类似。矛盾的这种状态决定了改革的对象和内容，即改革不是否定和抛弃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东西，而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部分、上层建筑中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部分（这些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改革其不适应的部分（这些部分是非基本的、次要的）。在经济领域，具体说来，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等，因为它是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在此前提下，改革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这种体制尽管有它的历史由来，曾经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条件的变化，已经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这就是说，改革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只是它的具体实现形式——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等。
戈尔巴乔夫改革思路的逻辑则完全不同。他的出发点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的、官僚专制的，它使得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了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了各个方面的异化。因此，他的改革就是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制度，以便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因此，他提出，改革的任务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最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表现。正是由于实施这种改革，苏联迅速地走上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错误在于改革的政治方向不对，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我们从苏联演变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首先要弄清楚改革的政治方向：正确地确定改革的对象和内容，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同戈尔巴乔夫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必须警惕有人在“改革”的旗号下，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偷换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恰恰是最大的危险所在。
作者单位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特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周新城
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我国的基本道路、基本制度与苏联相同（尽管在具体制度、具体做法上具有中国特色），如果彻底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和苏联的基本制度，肯定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以及俄罗斯的改革，那么，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我们也应该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走戈尔巴乔夫和现在俄罗斯的道路。目前，我国政局稳定，对这一类问题的不同回答还只是停留在学术性的分歧和争论上，似乎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一旦政治上出现风吹草动，这一类问题很可能成为议论的焦点，成为某些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对苏联演变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认识，会给政治动乱埋下祸根，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现实的危险。所以，科学地分析苏联演变问题，正确地总结其教训，是一件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必须认真对待。
一、十月革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不是“早产儿”
对应不应该发动十月革命的问题，从准备起义的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十月革命的条件是否成熟？它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还是少数激进分手鼓动起来的“早产儿”？
早在1917年4月列宁提出“四月提纲”，准备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等人就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为理由，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布朗基主义”、是“说梦话”，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攻》一书，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他断言，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没有生命力的。列宁曾经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回答了那些疑问和责难。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又有人提出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种种困难的“原罪”，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苏东剧变以后，更有人（如保加利亚原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反思剧变的原因时，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超越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忘记了“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这种论调，前不久在我国也沉渣泛起，一度颇为盛行。听任十月革命“早产论”泛滥起来，将会酿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有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提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改革的任务是，先退回到资本主义去，等经济发展了，再来搞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正确回答这一问题。
无论是1917年的俄国，还是1949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都已具备。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两个决不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的是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的一般规律性，它的实质是指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根据“两个决不会”的原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更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农民起义只能在封建制度范围内改朝换代，建不成社会主义，因为当时没有建立这种新社会制度所需要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具有了社会的性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的必要物质条件。在沙皇俄国、解放前的中国，尽管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但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土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因此，应该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物质条件已具备，也就是说，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而不是违背“两个决不会”这一论断的。否认在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发展的国家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生产力论。邓小平同志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 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至于说到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还需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那么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这项任务，而决不是一定要等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针对像普列汉诺夫、苏哈诺夫这样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由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的改变呢？”由此可见，根据马克恩主义基本原理，十月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二、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不能全盘否定
对于从1917年11月十月革命胜利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这近68年时间里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究竟该怎么评价，是全盘否定，还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能不能断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对此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敌对势力从十月革命胜利之日起就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竭尽攻击污蔑之能事，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后来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1991年7月26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作结论说：“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所创立的社会结构的模式崩溃了”，“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
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针对赫鲁晓夫掀起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狂风恶浪，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近40年后，我们党中央在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时，又重申：“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不是斯大林模式本身，恰恰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成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根本原因。
在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必须把握以下方法论和原则。
第一，应该全面地分析，既要看到问题，又要看到成绩，而且要分清主流、支流。必须从整体上考察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切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不能带着偏见去观察，事先有了一个结论，然后寻找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而对不符合这个结论的材料视而不见。列宁曾经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列举某些事例并不能说明问题，关键是要全面地考察，把反映事物本质的基础性综合材料作为判断的根据。例如，不能抓住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断定苏联经济没有搞好，如果全面地考察，应该说，苏联的经济，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这样的评价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第二，应该历史地分析，即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制度、方针、政策放到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事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随着新形势、新问题的出现，需要不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的制度、方针、政策。有许多事情，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不尽合理的，然而就当时的具体条件而言，却是必要的，如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历史的必要性，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苏联仅仅用12年时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花了50年～100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凭借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了法西斯德国。战后，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复杂化，尤其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提上了日程。决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来评价计划经济。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抽象地对历史上的事物说三道四。
第三，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各种体制、运行机制区分开来。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绝大多数场合指的是制度模式，是指苏联建立起未的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在评价这一整套制度时，必须区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苏联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经济制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这些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们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月革命的普遍道路，是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须坚持的。另一类制度是具体制度，即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这些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苏联人民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类制度是在探索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这些具体制度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在苏联条件下是对的，但不能照搬到别的国家去；更多的情况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却必须进行改革。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各种体制、运行机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是第二位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体现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是正确的，不能否定；有关体制、运行机制的内容则是有对有错，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两方面的内容综合起来，应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从制度角度看？基本上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尽管列举起来弊病甚多，但从整体上看，不能说是失败的。
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的政治问题。苏联演变的惨痛教训表明，敌对势力从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等，搞乱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而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最后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一无成就的舆论成为主流的情况下，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还会有谁能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总结这一教训，我们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评价时，必须慎之又慎，严格依据事实，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不要轻言“失败”。
三、苏联演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党的领导人背离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演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复杂的政治事件，研究新问题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首先，应该全面分析导致苏联演变的各种因素，包括国外因素和国内因素，党内因素和党外因素，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必须全面研究这些因素与苏联演变的关系，从中吸取教训。其次，简单地罗列这些因素还是不够的，必须找出主要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抓不住主要矛盾就如坠烟海，难以说清楚苏联演变这样复杂的事情。而研究苏联演变的原因的分歧，恰恰在于究竟哪一种因素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引起苏联演变的因素，归结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国外因素和国内因素。国外因素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毫无疑问，这一类因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终究是外部因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决定性的还是国内因素。国内因素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有人把它称之为远因；另一类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有人把它称之为近因。这两类因素究竟哪一个是主要的、决定性的，这是分歧的关键。
有人主张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是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列举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经济战略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尤其是肃反扩大化）、民族改策、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错误，得出结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据说，这是苏联演变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根本原因。这种看法值得研究。第一，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确存在许多问题，有的问题甚为严重。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应该说成绩是基本的，问题是第二位的，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第二，这些失误和弊病是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机制、方针、政策层面上的，而不是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产生的，因此纠正失误、克服弊端，只需要改革体制、改进工作，不需要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与苏联的演变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这些失误和弊病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为敌对势力利用社会矛盾、制造动乱提供了可乘之机。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能否成为向资本主义演变的现实因素，取决于党的路线。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能够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那么完全可以通过改革纠正错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苏联演变的症结不在于社会主义是否有失误和弊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而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失误和弊病。苏联演变的主要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了一条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墓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应该指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从意识形态来说，它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从社会制度未说，它是作了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历史作用来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它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桥梁。
第一：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来改造党，把苏联共产党改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否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主张党要成为“苏联公民志同道合的自愿的联合组织”；否定党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主张改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主张党内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主张“普遍的民主”、“民主的一致”；否定党是苏联人民的政治核心，应起战斗堡垒作用，主张党应变成“议会党”，党的作用仅限于组织议会选举。这一套主张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完全是社会民主党的翻版。戈尔巴乔夫也承认这一点，他在苏共28大上表示，原则上赞成把党的名称由共产党改为社会民主党，只是时机还不成熟。由于党变成了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毫无战斗力的政治讨论俱乐部，所以在遭到敌对势力的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党必然没有反抗能力，只能束手待毙。苏共这个有90年历史、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党，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这个教训值得深省。
第二，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来改造社会制度，把社会制度从社会主义改变成了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谴责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的”、“专横的”制度，要求“炸毁一切：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他认为，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存在垄断：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政治垄断；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妨碍了“吸收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造成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引起了“人与政治、政权，人与生产资料、财产，人与文化的异化”。改革的任务是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具体办法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一整套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私有化，恢复资产阶级私有制；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让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等等。这种改造，实质上就是全面抛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改治、经济、文化制度。
第三，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来对待政治斗争，使得共产党在苏联演变过程中看不清斗争的实质，一味妥协，步步退让，最后拱手让权。苏联演变是一场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即“民主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配合下，三股政治力量勾结在一起，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发起进攻，夺取政权。由于共产党接受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主动提出民主化、公开化的方针，听任和放纵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猖狂进攻。先是允许成立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让他们公开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接连不断地举行具有明显政治目的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煽动民族冲突；接着同意在“非正式组织”基础上成立反对党，实行多党制，并主动提出修改宪法，取消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然后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在地方权力机关换届时，放手让敌对势力夺取一系列地方的政权；最后在“8•19事件”后，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解散的命运。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敌对势力不断进攻，步步进逼，咄咄逼人，而共产党却不仅不予反击，反而不断妥协、退让，直到彻底垮台。这种结果，正是苏共执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必然出现的局面。
我们党对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危害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后，党中央就敏锐地指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本不是什么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朝资本主义方向演变。“8•19事件”发生后，我们党中央又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正在西方的支持下加速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号召全党要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苏联解体后，中央领导多次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
四、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是偶然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泛滥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列宁曾经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对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应该这样看。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它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而可以说，苏联的演变，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埋下了种种危机。
自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太上提出一系列修正主义观点后，苏联共产党在许多原则问题上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错误思想不仅没有被加以制止和批判，相反却得到支持和蔓延，甚至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发展和系统化。苏共20大以后，至少在以下四个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构成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理论基础。第一，全面否定斯大林。在苏共20太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恶毒攻击和彻底否定，实质上是全面地攻击和污蔑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股思潮始终没有得到批判。戈尔巴乔夫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他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建立在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的。他打出反斯大林的旗号，要求“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与其有关的一切东西”，从这一点出发，他提出改革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对立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否定斯大林的思想早已蔓延，人们自然很容易接受所谓的“新思维”。第二，人道主义思想。赫鲁晓夫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提出来，实际上是把抽象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然而，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乃是一种唯心史观。这种认为实现超阶级的人性、人的价值是社会发展动力和目标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苏共党内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而戈尔巴乔夫的以人道主义为理论核心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一经提出就畅行无阻。第三，“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赫鲁晓夫鼓吹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是建立在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否定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攻，必然导致否定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最终导致背弃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修正主义理论在苏共党内处于统治地位，因而作为这种理论的继续和发展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遭到抵制。第四，核恐怖理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有一个著名的论点，那就是“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一论点的根据之一是，在核武器条件下，战争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因而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民族利益。这一论点直接来源于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鼓吹的核恐怖理论。由于核恐怖理论，不仅没有得到批判，反而畅行于苏联理论界，所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提出来就被广为接受。
戈尔巴乔夫等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家”，其政治观点形成的时候，正值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之际，赫鲁晓夫的种种修正主义观点给他们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观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由于苏联共产党一直没有清算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所以事隔30年，他们当政以后，继承和发展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形成了一条完整而系统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戈尔巴乔夫就曾说过，他的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粉碎斯太林模式的思想，是在苏共20大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1989年4月16口，苏共造反派们举行纪念赫鲁晓夫95周年集会，当时已当上莫斯科市市长的波波夫就说，“是赫鲁晓夫造就了现在的改革领导人。”这个说法值得人们深省。一种错误思潮的出现，如果不旗帜鲜明地与之斗争，分清是非，肃清影响，那么它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冒出来，甚至影响党的政治路线，左右全局，出大事。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若干修正主义观点发展到系统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教训应该认真吸取。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956年苏共20大之后不久，我们党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攻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严肃批判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事隔40年，我们党重申“两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指出，历史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基本进程和大致趋势，是“两论”早就指出了的，其中的一些问题不幸而言中。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党又发表了上系列文章，系统地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决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同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保证了我国在苏联东欧剧变的时候，稳住了阵脚，使社会主义的堡垒依然屹立在东方。
五、必须分清两种改革观，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和东欧各国都纷纷进行改革。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其讲话、文章几乎是言必称改革。然而短短六年间，恰恰是他的改革导致了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最后竟造成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现在，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认为这种改革取得了成功的人大概不多了。但是，在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时，国内外一些人往往只局限于指出其具体措施和步骤如何不对，而不提甚至故意掩盖其改革的政治方向的根本性错误。例如，经常有人把戈尔巴乔夫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提出“加速发展战略”，而没有以改革总揽全局；从工业改革着手，而没有先搞农业改革；过早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而没有集中力量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如此等等。仿佛改革的先后顺序改一下，改革就会成功似的。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具体措施、步骤是否得当，而在于改革的政治方向错了，即否定和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按照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来改造整个社会。因此，不管具体措施是否得当（显然，戈尔巴乔夫拟定的改革的具体措施也大多数是脱离苏联实际的），由于改革的政治方向不对，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失败。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这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搞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从而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从理论上讲，产生两种改革观的根源，在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矛盾的分析。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矛盾的，正是由于存在矛盾，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这才决定了改革的必要性。然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状态的不同分析，使得对改革的性质、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有不同的判断，从而导致两种改革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在大规模阶级斗争过去以后，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质，它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来解决，而无需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矛盾的这种性质决定了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态是既适应又相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的，但还有不完善的方面，这些不完善的方面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发生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情况也类似。矛盾的这种状态决定了改革的对象和内容，即改革不是否定和抛弃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东西，而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部分、上层建筑中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部分（这些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改革其不适应的部分（这些部分是非基本的、次要的）。在经济领域，具体说来，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等，因为它是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在此前提下，改革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这种体制尽管有它的历史由来，曾经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条件的变化，已经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这就是说，改革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只是它的具体实现形式——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等。
戈尔巴乔夫改革思路的逻辑则完全不同。他的出发点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的、官僚专制的，它使得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了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了各个方面的异化。因此，他的改革就是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制度，以便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因此，他提出，改革的任务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最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表现。正是由于实施这种改革，苏联迅速地走上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错误在于改革的政治方向不对，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我们从苏联演变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首先要弄清楚改革的政治方向：正确地确定改革的对象和内容，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在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同戈尔巴乔夫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必须警惕有人在“改革”的旗号下，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偷换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恰恰是最大的危险所在。
作者单位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特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周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