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费尔巴哈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从而产生一个问题:“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通过思考这个问题而形成的。马克思找到的答案是劳动实践——在劳动实践中人和自然相互作用,人的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宗教感情,产生宗教。答案最早出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它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出发点、前提和理论基础。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思想吸收了唯心主义的积极因素,超越费尔巴哈,把历史和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他的唯物史观。这是包含人、自然界和社会的历史在内的大唯物史观。实践活动的特点决定了大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性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劳动实践思想和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对它的完整表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关 键 词：宗教感情 劳动实践 唯物主义和历史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一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唯物史观的诞生地，其标志是提出了生产关系、生产力概念并对二者关系做了深刻说明，在这个基础上，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理论全面形成。这已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然而这一观点并不是对《形态》的准确把握。本文将尝试换一个角度对《形态》，进而对主要由马克思创建的唯物史观，加以解读。

　　《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家面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中仅见的马克思关于自己哲学思想形成路径与过程的说明，弥足珍贵。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唯一的办法是“回到马克思”，通过再读他的文本寻找答案。马克思这段话的价值就在这里。

　　按照这段话的指引，我们可以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是在哪一部著作中建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第二，这部著作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而探讨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这段话中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指唯物主义历史观。理由有三：首先，这段话的上下文都是从宗教的角度讨论人的本质问题，没有提到自然观；其次，“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此处把“这种世界观”与它的根据经验去研究的现实物质前提分开表述，显然不是指唯物主义自然观；最后，这一世界观产生于对“人们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头脑”这一问题的研究，而这是一个社会历史观问题。

　　这样的世界观是在什么地方诞生的？马克思没有讲，但这段话中有提示。写作这段话时，即在《形态》中，唯物史观已经形成，这一点显而易见；诞生在《德法年鉴》之后，也不会有分歧意见，因为马克思明确说，《德法年鉴》只是指出了通向唯物史观的道路。在《德法年鉴》和《形态》之间，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主要有《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前两者高度肯定与赞扬费尔巴哈，不能说已经在重大哲学问题上超越了费尔巴哈。对费尔巴哈的批评与超越，人所共知，始于《提纲》，可见，唯物主义世界观，即唯物史观，其诞生地应该是《提纲》。恩格斯晚年曾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马克思的附录（即写于１８４５年春天的《提纲》———本文作者）其实就是它的起源！”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建立“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在《提纲》中完成的。事实上，也只有在《提纲》中马克思才涉及到“宗教幻想如何被塞进人的头脑”这一问题。

　　马克思在《提纲》中形成的唯物史观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提纲》是如何解决“人们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头脑”这一难题。

　　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称：“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１）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２）所以，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在《提纲》第七条还指出：“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宗教感情即宗教需要，也即对世俗世界的宗教幻想。因此上述这两条是马克思对“人们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头脑”这一问题的直接回答。它们包含如下思想：第一，“宗教感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是上述两条共同强调的观点；第二，宗教感情不是固定的、独立的存在，它是历史的产物，因为社会关系具有历史性。

　　这些思想无疑是对“人们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头脑”这一问题的回答，但是否“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答案是否定的。

　　马克思在《提纲》第三条称：“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主张“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即１８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它强调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认识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没有超越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因为社会关系就包括在环境和教育之中。马克思指出，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没有为环境和教育的改变与发展提供唯物主义的解释，而这必然导致把它们的发展归结为少数凌驾于社会之上、不受环境影响，而是用自己天才的先进思想引领社会的精英人物。不断涌现的精英人物的思想改变环境与教育，被改变了的环境与教育改变广大民众，于是有了历史。这种认识归根结底还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因为仅仅认识到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能唯物主义地解释人的发展，就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用社会关系解释人们头脑中的宗教感情，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体现，因此要真正说明宗教感情的由来，还需要进一步对社会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做出唯物主义的说明。这样的说明，在我们熟悉的唯物史观框架内，就是把它归结为物质生产力的产物。马克思确实有这样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如所周知，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决定分工，分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关系。于是，马克思有关“人们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头脑”这一重要问题的答案，最终就可以归结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思想观念等等上层建筑。这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然而，这还不是马克思找到的最终答案。用生产力的发展解释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发展，表明对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但又会遇到新的问题：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在这里我们会再次陷入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困境，即把生产力的发展归结于少数精英人物的科学技术创新。这不能保证我们走出唯心主义的泥淖。

　　马克思自己的观点是《提纲》第三条中的这样一句话：“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人的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领域主要是劳动实践）改变了环境；人是环境的产物，随着环境的改变也必然改变人。因而劳动实践是人的自我改变。这是马克思提出的对包括社会关系在内的人的生存环境的唯物主义解释。马克思认为他的这一观点避免了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用环境解释人的发展所陷入的唯心史观，更与形形色色公然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主义有根本区别。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劳动实践活动改变人的环境，进而改变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关系即社会环境造成人的本质异化，产生宗教感情、宗教需要，于是“宗教幻想”被塞进人的头脑。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通过思考“人们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头脑”这个问题，最终开辟出了通往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认识到劳动实践的重要意义，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一环。

　　正因为劳动实践活动如此重要，马克思在直接论述宗教感情起源问题的《提纲》第六、七两条之前的一条（即第五条）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在之后的一条，即第八条，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在《提纲》的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进一步说明马克思找到的最终答案，是劳动实践活动。马克思在《提纲》第四条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本身中分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这里是在讲宗教只能在实践中被消灭，可以作为宗教在实践中产生的佐证。

　　由此可见，马克思最终形成的唯物史观，核心概念、关键概念是劳动实践，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借助劳动实践活动加以解释，包括宗教。

　　本文开头所引马克思在《形态》中的论述，表明《形态》是其唯物史观已经形成之后的著作。此外，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１８８８年单行本序言》中说：《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经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也曾指出：“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提出一些能进一步揭示他们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些都表明，《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最初表述与运用。

　　我们还可以为这一结论提供一个旁证。１８４５年２月问世的《神圣家族》与写于１８４５年秋－１８４６年５月的《形态》（主要是它的第一卷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主题都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两部著作最明显的区别是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前者充斥着对费尔巴哈的溢美之词，后者把全书的第一章用来集中论述自己与费尔巴哈的原则区别。一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刚刚问世，几个月以后便着手写作同样主题的另一部著作，表明作者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认识一定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新的创作冲动。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在写于１８４５年春天的《提纲》中，即《神圣家族》发表之后和《形态》动手写作之前，马克思形成了崭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史观，打算彻底告别费尔巴哈，因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审视有了新的角度和理论依据，得出了新的结论，马克思感到有必要写作《形态》，亮出自己的新观点，重新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也包括费尔巴哈。

　　以上论述表明，《形态》是马克思对《提纲》中形成的唯物史观的阐述与运用；劳动实践活动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关键内容。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它在《形态》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中一定有所反映。事实也的确如此，《形态》阐述的唯物史观完全建立在劳动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

　　二

　　相关研究表明，《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临时决定增加的，全章由六个部分组成，编排在前面的三个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写作这一章，即决定对自己的唯物史观做正面阐述以后专门写出的，后面三个部分则是从此前已写成的部分抽取出来的。由此可见，这一章开始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思想的专门阐述，对我们极为重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他的存在的根本特点是他的生理构造决定了他不得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进而强调：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也就是说，他们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劳动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的外观了。……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他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在这三段话中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历史观的出发点和前提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第二段尤为重要。他们特有的考察历史的方法前提是人，而且是现实的人。现实性指什么？我们会说，是处于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人。然而并非如此。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者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这里讲得很明确，现实中的人是指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还是在强调劳动实践活动是整个唯物史观的前提。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明确指出，正是从劳动实践出发，使他们和旧唯物主义者，也即抽象的经验主义者，以及唯心主义者，划清了原则界限。这进一步说明，劳动实践活动是唯物史观的根本。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形态》中还有一处讲得更明确：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显然，这里对劳动实践活动在历史观中的重大的、决定性的、基础性的意义的强调，无以复加。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前提、基础，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一切历史现象都要用劳动实践来说明。关于用劳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形态》中有这样的说法：“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同样的思想在《资本论》中也可以见到，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整理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劳动实践活动是生产力的基础，当然也是社会关系和宗教的基础。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过：“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生产关系是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各种思想观念也只有用劳动实践方能合理解释。

　　顺便指出，恩格斯毕生都坚持把劳动实践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基础与核心观点。他在１８８８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把他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概括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在１８９０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这些论述与本文对《形态》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三

　　以上论述表明，马克思通过思考“人们怎样把宗教幻想塞入头脑”这一问题获得的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即唯物史观，它的出发点、前提和理论基础，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这是一个用劳动实践活动解释全部历史的理论。这一点在唯物史观的诞生地《提纲》，在首次阐述唯物史观的《形态》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结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它可以大大加深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本文对此从两个方面略作考察。

　　第一，只是由于把劳动实践活动作为出发点，唯物主义理论才能进入历史领域，才会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意味着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不能对变化做出解释的理论就不是历史理论。唯心主义可以有历史理论，因为它把一切事物归结于精神、思维，而精神和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事实上，人类社会和人身处其中的自然界，它们的任何变化都是人在意识支配下自觉活动的结果。唯心主义者可以用精神、思维对事物的变化发展，对它们的历史，提供解释，虽然获得的历史理论属于唯心主义。而对于唯物主义来说，问题则比较复杂。

　　唯物主义把客观实在性作为物质的本质特性，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的运动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于处在人的活动范围以外的自然界，例如，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界以及我们面对的浩瀚宇宙和基本粒子等人的实践活动无法改变的物质存在，它们的历史可以用它们自身的运动解释，形成一部纯粹的自然史。但是，人的实践活动范围之内的物质存在，它们的变化往往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引起的，至少是由人参与的，带有人的烙印，属于人化自然。马克思的“自然界”概念包括人的劳动产品，这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形态》中可以找到大量例证。总之，在实践所及的范围里没有纯粹的自然史。唯物主义用物质的自我运动解释世界。对于人化自然的形成与变化，由于有人的精神因素参与，仅仅用物质的自我运动无法解释，唯物主义难以立足。马克思曾经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费尔巴哈眼里，一切物质存在，过去的、现在的，不论如何变化，值得注意的只有一点，即它们是客观实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认识到这一点便已足够，因为，由实践活动决定的物质存在形式的改变不值一顾。可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自然界的这些带有历史性的存在形式，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和社会的以及人的变化发展密切相关———“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但是，我们考察包括劳动产品在内的自然界，不能不考虑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的作用，而人的劳动实践活动是人的思维、意识的能动性的生动体现，承认意识对自然界某些物质的存在形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很难与旧唯物主义的立场统一。正因为这样，费尔巴哈看不到劳动实践活动对于历史的重要作用，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一旦进入历史领域，立即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说：

　　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１００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只能发现罗马富豪的葡萄园和别墅。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诚然，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正是在上述引文之后，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于是，旧唯物主义眼里没有历史，历史成为唯心主义的专利：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

　　马克思的结论是：“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劳动生产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唯物主义强调自然，唯心主义强调人。人对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关系问题，而按照布鲁诺·鲍威尔的说法是“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马克思也指出：“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就自行消失了。”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践是唯物主义因素与唯心主义因素的结合，因而实现了自然和历史的统一。

　　马克思在《形态》中还对劳动实践如何把唯物主义因素和唯心主义因素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如何产生了历史，做了深刻而又具体的说明。他说，按照唯物史观：

　　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每一代人都面对前人留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预先规定了这代人以及他们的劳动实践。但是，这代人的劳动实践将使它们发生改变，而改变了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又构成下一代人的生活条件，且决定了下一代人以及他们的劳动实践。每一代人都有所继承，又都在自己的实践中对所继承的东西有所发展。这是历史的具体机制。马克思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创造环境是劳动实践活动，环境也创造人是指改变了的环境改变人，而人一旦发生变化，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也必定具有了新的性质。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环境的历史性、人的历史性以及劳动实践活动本身的历史性。《提纲》第三条所说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也是在讲人与环境的相互改变，所体现的也是基于劳动实践活动的世界的历史性。“人改变环境”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体现了唯心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环境改变人”体现了人的受动性，体现了唯物主义因素的重要价值。

　　在《形态》中马克思一再强调“人与环境相互改变”的重要意义。除以上论述之外，他还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世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需要是实践活动的重要因素，实践结果引起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则必定导致新的实践。这是马克思对历史发展机制的深刻揭示。他还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

　　在实践过程中“人与环境相互改变”，是马克思历史观的秘密所在。为什么人类会有历史？因为人通过劳动实践改变环境，环境变了；人是环境的产物，变化了的环境会改变人，人也变了。这些变化就是历史。

　　第二，马克思的上述历史观，是一种“大唯物史观”。以往我们讲历史，基本上局限于社会历史，唯物史观被视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运用。马克思历史观所讲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个部分。社会环境主要指社会关系，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关系；自然环境指自然界，其中包括人化自然，即人改造过了的，或者说创造出来的，自然界，例如脚踏纺车、织布机、工厂、机器，直到各种电子产品、被污染的自然环境、变得异常的气候。当马克思讲环境的历史时，既包括社会史，也包括自然史。此外，他所说的历史还包括人的历史，因此才有所谓的“人与环境相互改变”。“大唯物史观”不仅范围大，而且强调人、自然界、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作用，协同发展。

　　上述这些阐释并不难理解。概言之，劳动实践是对自然界的改造，被改造的自然界向人展示了以往人未曾见过的方面，增加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促进了生产工具的进步；新的生产工具要求新的劳动分工，分工则是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也必将导致社会关系的进步、社会意识的发展；人是环境的产物，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决定了人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

　　然而，大唯物史观所说的环境对人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上面所说的范围。上面所说的是劳动实践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物质生产力从而对社会关系和人产生影响，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思想中，自然环境中固然有山川树木等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界，更有种种纯粹的人造物，这些人造物中既有生产工具，也有以往我们重视不够的生活用品。这些人造的生活用品，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同样对人产生重要影响。

　　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指出“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之后，他说：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这是从一个角度对自然环境的历史变化如何决定人的感觉能力、审美能力的深刻揭示。

　　在当今时代，人、自然、社会三者的有机联系与协同发展日益凸显，仅仅从生产力要素的角度考察人造自然的作用，已经不能为现实生活提供合理解释。信息技术，网络和电子计算机，一方面是生产工具，另一方面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改变了社会政治结构和政府管理方式。在科学技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第一要素之后，信息技术对人的改变，哪怕是人的听觉、视觉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艺术鉴赏能力的提高，都会对人的创新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给物质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生活带来巨大改变。

　　以劳动实践活动为前提、出发点和基础的大唯物史观，看到的是人、自然、社会的相互作用协同发展，它的真理性在历史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证明。

　　四

　　以上是我们以劳动实践为前提、出发点和基础对《形态》中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简要分析。显然，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唯物史观有很大区别。我们通常理解的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唯物主义性质显而易见。一种高度肯定唯心主义因素积极作用的历史理论，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强调人的思维、意识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何以是唯物主义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

　　问题的答案在《提纲》的第二条中。《提纲》第一条说：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ｇｅｇｅｎｓｔāｎｄｌｉｃｈｅ）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这里既批判了旧唯物主义，也批判了唯心主义，着重批判的，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正是唯心主义的优点。这个优点是什么？是从主体方面出发理解物质世界，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在肯定唯心主义的优点时也对它提出批评：“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肯定唯心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物质实践活动的要素，实践活动把它和唯物主义立场结合在了一起。《提纲》第二条就是对实践的这种作用所做的具体说明：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ｇｅｇｅｎｓｔāｎｄｌｉｃｈｅ）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按照通常的理解，这里马克思是在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这种认识并不准确。从上下文看，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真理性”不仅仅是指思维与存在的一致，而是更进一步，指思维、意识活动具有现实性、此岸性，是能够实际地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而不是人的胡思乱想。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活动本身便是实践活动唯物主义性质的保证。实践方案看起来是思维创造，是人想出来的，但它是否具有现实性，具有改造世界的力量，要由实践活动的结果判断。只有与客观规律一致的实践方案才能变为现实，取得实践的成功，作为真理性的认识保留下来，否则就被作为谬误而抛弃。在这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从这样的角度看，实践方案的制定以及实践活动的推动的确离不开思维创造和意志的力量，但是，这里所说的思维创造其实是以思维创造的方式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反映。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还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只是在涉及反映的具体方式时，肯定了唯心主义的可取之处。正是这一点，保证了强调劳动实践活动重要意义的历史观虽然吸收了唯心主义的积极因素，但仍然是唯物主义理论，是唯物史观。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这就是：以劳动实践活动为出发点、前提和基础的唯物史观与我们熟知的教科书上的唯物史观是什么关系？其实马克思走过的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本身就包含着问题的答案。

　　我们熟知的唯物史观是用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解释历史的理论，核心思想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思想早在《形态》之前，甚至《提纲》之前便基本形成。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便认识到“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１８４３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已经是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驳。《德法年鉴》、《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都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批判，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所谓社会存在，是指生产关系以及由既有生产关系决定的人与人的政治、法律等等社会关系，它们都属于“环境”范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说环境决定人，就基本特征而言，没有超出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只是从一个角度把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化了。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它的集中反映是《提纲》第六条：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前所述，马克思在《提纲》第三条通过提出“人与环境的相互改变”超越了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走向唯物史观。马克思没有否定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而是发展、深化了它的思想。１８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在逻辑上不彻底———没有科学地回答是什么决定了环境的改变，因而最终未能跳出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的工作只是补上了这一逻辑缺环，对环境的改变做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彻底了、完整了。从总体上看，以往我们理解的唯物史观包含在马克思的大唯物史观之中。

　　这一结论可以在《形态》中找到有力的证据。《形态》这样阐述唯物史观：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这里所说的正是一个以劳动实践为出发点、前提和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劳动实践的作用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浑然一体，构成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没有前者，后者在逻辑上不完整，不能彻底走出历史唯心主义泥淖；没有后者，前者过于空泛，有可能沦为玩弄概念的哲学游戏。从形式上看，以上表述使用的概念、用语还不够完善，但就内容而言，它是马克思对自己唯物史观思想最“经典”的表述。它包含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唯物史观，但是更全面、更深刻。马克思说，费尔巴哈认识到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但是没有回答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他自己是通过思考这一问题而建立起自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即唯物史观的。上面引文表述的，就是他最终建立的唯物史观。

    世界由人、自然界和社会组成。从总体上看，人是劳动实践的主体、自然界是劳动实践的客体、社会是人从事劳动实践活动的组织形式。它们分别作为要素共同构成人的劳动实践活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协同进化。人类历史就是作为整体的劳动实践活动的演化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因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上而成为具有总体性的历史观，能够在动态发展中对整个世界做出描述，并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它的总体性、历史性和唯物主义性质，全部建立在马克思的劳动实践思想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１８５９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关于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论述视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劳动实践活动的作用，或者说没有看到劳动实践活动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重要原理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我们所忽视的恰恰是马克思在《提纲》和《形态》中完成的对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的超越。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包含两个步骤：他首先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然后发现市民社会从而整个社会是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是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产物，坚持了唯物主义；发现劳动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是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把唯物主义与历史结合在一起，弘扬了辩证法。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凸显的是前者，在与旧唯物主义的斗争中，凸显的是后者。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作斗争，因而一再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斗争中开始的，也以这种斗争为目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讲到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步结论（也是进一步研究的方法论指导）时，只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是在从《德法年鉴》到《形态》的这一时期，马克思为了探寻“宗教幻想怎样被塞入人们的头脑”而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发现并阐述了劳动实践活动的世界观意义。总之，忽视劳动实践活动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之间的联系，把后者等同于唯物史观，是在重复“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是从马克思向费尔巴哈和旧唯物主义的倒退。这也造成我们在阅读《形态》以及其他相关著作时，只是努力从中寻找与“经典表述”相一致的词句，因而“作茧自缚”，自我遮蔽《形态》中对劳动实践重要意义的论述，也就看不到马克思在《形态》中表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现在是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而《形态》是一座有待继续深入发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本文作者：安启念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