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反复强调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一经形成就永不改变的僵死的教条。在1886年12月28日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恩格斯在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写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时精辟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在1893年6月6日致菲力浦·屠拉梯的信中指出：“杰维尔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最为成熟的理论著作。就是对于这部著作中的理论观点，恩格斯也认为不能把它们绝对化，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对的。这充分说明，在恩格斯看来，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时代的特点，因而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的典范，他们总是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反思自己提出的理论，克服自己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和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不断开辟自己理论的新境界，把自己的理论向前推进。下面我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上的发展变化，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
“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孕育和提出
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精辟地概括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向全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必然”或“两个不可避免”的原理。但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尚未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而是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近在咫尺，很快就可以实现。在1848年欧洲革命刚刚过去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欧洲革命很快又会爆发。马克思在1849年6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巴黎是一片阴沉气氛。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的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得过于短暂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看得过于容易、过于乐观了。但是，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他们总是不断地在自我批判中把自己的理论推向前进。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功能的增强，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不断改变对资本主义寿命的看法，修正自己对资本主义寿命估计过短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其在理论上的重要表现，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提出的作为对“两个必然”原理的补充和深化的“两个决不会”原理。
还在1848年革命以前，马克思1844年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1847年7月发表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1847年10月写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等论著中，就已经孕育了“两个决不会”原理。例如，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马克思还强调了物质条件对无产阶级解放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不能离开建立新社会的物质条件，片面强调思想和意志的作用。他说，“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同样，“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制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出现了普遍繁荣的景象。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在1850年年底写成的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的长文《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马克思还认为，当时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还相当巩固，腐朽没落的封建主阶级“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这段话说明，马克思认为，在欧洲，1848年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1848年革命还不是“真正的革命”。虽然如此，马克思对革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说：“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思想上的一个内在矛盾：他一方面看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还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尖锐矛盾的时候才能发生；另一方面他又急切地希望这个矛盾尽快地尖锐化，希望新的危机尽快来临，希望新的革命早日发生并取得胜利。这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观愿望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此后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表现出来。1857年爆发了席卷欧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马克思当时正在撰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他在与恩格斯和拉萨尔等人关于撰写这个手稿的通信中，也表现出对这次危机的估计过于严重和对其后果的预想过于乐观的心理和情绪。马克思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这没有关系。如果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总的说来，目前是一个不坏的时期，历史显然将会出现新的起点，到处可以看到土崩瓦解征兆，这使一切不愿意保持现状的人感到欢欣鼓舞。”出乎马克思的意料，直到1859年1月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候，欧洲仍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对革命的预期没有变成现实，这促使马克思更加冷静地看待经济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原理，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段精辟的论述标志着“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形成。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原理，显然是自觉地反思和克服他和恩格斯以前对革命形势和革命后果估计过于乐观，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过短的认识的局限性和缺陷。“两个决不会”原理的科学论断说明，一种生产关系的消灭，另一种生产关系的产生，都是以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为基础的。一种生产关系，当它还能容纳一定生产力从而还能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时候，是决不会灭亡的；即使人为地把它“消灭”了，它也还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复活”。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前，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在某种情况下人为地把它强行建立起来，也是不巩固的，难以持久存在下去。如果政治上层建筑强制地维护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必然会造成生产力的停滞、倒退和破坏，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是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无情地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两个决不会”原理的深化和发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决不会”原理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上有时还表现出类似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形成“两个决不会”原理以前那样的矛盾。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方面看到，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发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但是，从“两个决不会”原理形成以后，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演变的基本趋势和内在逻辑来看，是以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客观地估计革命的形势及其变化，指导工人阶级采取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战略和策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引导工人阶级力戒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进行起义和武装暴动，防止因自己的盲目行动为资产阶级提供镇压工人运动的机会和借口，积蓄、保护、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以便在革命条件成熟时与资产阶级进行决定性的战斗。
恩格斯在1874—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批判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特卡乔夫关于因为俄国既没有城市资产阶级，也没有城市无产阶级，所以比西欧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要容易得多的荒谬观点时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恩格斯以为，“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这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当时的生产力仍然没有发展到能够消灭阶级差别、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程度。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为地去强行消灭阶级差别，并不是“真正的进步”，也不可能“持续下去”，而且会引起生产力的“停滞甚至倒退”。
马克思在1879年4月10日致俄国民粹派理论家、《资本论》俄文版的译者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目前形势（指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主要中心是美国和德国。19世纪70年代末，危机扩展到英国——引者注）的特点之一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在苏格兰以及在英格兰的一些郡，主要是西部各郡（康沃尔和威尔士），出现了银行倒闭。然而货币市场的真正中心（不仅是联合王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伦敦直到现在仅仅受到些微的影响。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只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利。”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需要认真研究。他说：“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危机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我们知道，187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相当严重的。但马克思当时已经认识到，即使是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尚不足以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危机过去以后，资本主义还会出现新的繁荣，并且会周期性地、正常地运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还嘲讽了“英国工商界的庸人们的极端绝望”“害怕再也看不到较好的日子”“惶惶不可终日”的消沉情绪。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恩格斯又说，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同1850年至1870年这20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从恩格斯的论述可以看出，他这时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经济危机虽然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它还不足以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人们已经把经济危机看成自然而然的事情，掌握了克服危机的经验，危机的破坏力在减弱，危机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会走向正轨。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时已经不仅不再把经济危机看作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因素，而且开始把它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机制。
恩格斯在逝世前夕，即1895年2月、3月间，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写了导言，总结了1848年和1871年革命的经验教训。在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恩格斯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讨论。”又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不仅1848年推翻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到了1871年，推翻资本主义仍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恩格斯在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1871年“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使公社本身发生分裂，这两派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送上来的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对我们很有启发，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深思：（1）就客观条件而言，1848年至1871年的20多年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了长足发展，原来比较落后的德国甚至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很多国家还刚刚确立。这就是说，它在很多国家还是新生的，有很大的扩张能力，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也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2）就主观条件而言，当时尚未形成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革命群众及其领导。当时工人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如布朗基、蒲鲁东等，尚不知道如何进行革命以及革命胜利以后应该做些什么，而且内部进行无谓的斗争，消耗自己的力量。巴黎以外的工农大众不仅没有投身革命，而且在巴黎工人遭到残酷镇压和屠杀时袖手旁观、无动于衷。（3）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工人阶级应该改变自己的斗争形式。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要准备与资产阶级做长期的、合法的斗争，而不能再像1848年和1871年那样，企图通过一次突然的暴力袭击就把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4）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恩格斯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精神，他公开承认1848年和1871年企图通过一次突然的暴力袭击就能取得胜利是“错了”，是“不对的”，是“一个幻想”，是“一种迷雾”，是“不可能的事情”，是“没有什么成果的”。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间，资本主义虽然多次遭遇经济危机和衰退，但总的说来还是获得了发展，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较长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发生的金融危机，虽然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像资产阶级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并将永世长存，但是也不能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会马上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把资本主义寿命估计过短的认识，确实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存在着明显的反差。但如果以此为根据，得出马克思主义“过时”的结论，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其认识根源在于没有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寿命的认识的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没有正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深刻剖析和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的揭示。通过以上我们考察的“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深化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相比较，在总的趋势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逝世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不仅不是对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寿命认识的证伪，反而是对它的证实。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寿命长短的估计和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属于个别结论，“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则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决不应该用马克思、恩格斯某些个别判断的不准确，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
“两个决不会”原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两个决不会”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确掌握和运用这一原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正确掌握和运用“两个决不会”原理，有助于深化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不是既成的、先定的，它的孕育、形成、存在和最终实现，是一个长期的、统一的、完整的过程，不能把这一完整的过程割裂开来。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规律，只要它还没有最终实现，就不能说它已经完全形成和存在了。只要一个社会形态的规律还没有最终实现，这个社会形态的规律也就尚未最终形成。一旦这个规律最终实现了，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社会主义社会代替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让位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到目前为止还远远没有完成，要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深化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
正确掌握和运用“两个决不会”原理，有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通过对“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孕育、形成和深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及其寿命等问题的看法，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和日趋正确、完善的。这个不断改变和日趋正确、完善的过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我们离开马克思主义发展变化和日趋正确、完善的历史过程，把马克思、恩格斯某一时期、某些著作中的某种观点，看作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必然会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教条化，必然会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点和活生生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割裂开来，扼杀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孕育、形成和深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告诉我们，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须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只学习某一时期的某些经典著作，就可能把这一时期的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绝对化、凝固化、教条化，当作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看不到这些原理在时代的演变和实践的发展与检验中修正、充实、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正确掌握和运用“两个决不会”原理，有助于正确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既然如此，在一种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就要使这种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下来，以发挥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这个时期，只能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生产关系做某些局部调整，使新的生产关系日益完善，切不可朝令夕改，主观主义地对生产关系进行所谓的“不断变革”。总结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30年的历史经验，我们主要吃了不注意使新的生产关系相对稳定的亏。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力大大发展，人们生活稳定，国泰民安。这说明这种土地所有制是适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能够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们却批判所谓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反对使这种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趁热打铁”、马不停蹄地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形式，于1956年匆匆忙忙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把原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完成的任务，不到一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1958年，又用大搞政治运动的办法，一哄而起，一拥而上，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实行“吃饭不要钱”，搞绝对平均主义，使生产关系严重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造成了生产力的大破坏。经过3年调整以后，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可是好景不长，1966年又发动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所谓的“穷过渡”“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取消自留地、家庭副业，关闭农村集市贸易市场，使生产力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沉重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汲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依据“两个决不会”原理进行改革开放，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进一步证明了“两个决不会”原理的正确性。我国今后的改革仍然不能急于求成、速度过快，而要配套推进、稳中求进、均衡发展，要平稳有序地进行。
正确掌握和运用“两个决不会”原理，有助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国际方面而言，我国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对大国关系和周边国家关系的调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挽救世界金融危机，建立“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就国内方面而言，我国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对党的性质和任务的界定等，所有这些都是以“两个决不会”原理为依据的。试想，如果像20世纪60、70年代那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很快就会灭亡，我国很快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能采取现在这样的对内对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作者：赵家祥，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