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如何对已经创立的理论成果进行体系化的建构，其难度不亚于创立新的思想。体系建构者一方面须忠实于理论创立者的思想原貌，从错综复杂的阐述中厘清基本脉络、归纳主要意旨、概括重要逻辑；另一方面要诉诸大众化的语言形式而又不能降低思想的深度。为此，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通过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撰写与发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一系列著作，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首次完整建构。恩格斯通过系统地梳理全部哲学尤其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式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判定形形色色的哲学观点之损益的标准，为全面清算“旧的哲学信仰”提供了基本前提，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科学性、发展性。

夯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基础 

恩格斯在具体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较为侧重对一般的世界观及自然观的系统论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具备了完整的形态。首先，明确提出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思维和意识皆为人脑的产物。将物质的概念及客观存在性，从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的总和中抽象出来，克服了旧的唯物主义把物质仅仅理解为笼统的自然或某种具体存在的弊端。其次，详尽考察了物质和运动、时空等的相互关系。就物质的存在方式及基本属性这个一般意义而言，运动囊括了从单纯的位置变动到思维的变化和过程。自然界中的运动可以划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只有相对于各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静止与平衡才是有意义的。同样，时间和空间作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无限和有限的对立统一关系。除此之外，恩格斯还进一步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永续发展等。

确证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综观恩格斯对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和存在论的解释，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辩证法。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的批判改造，恩格斯详尽论述了辩证法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然界、社会历史、人类思维等领域的普遍意义，以及各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譬如：通过梳理天体演化到生命形成直至人类产生的过程，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结底是辩证地而非形而上学地运行着；批判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与自然科学的辩证性质及发展水平之间的不相适应，以此阐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人的思维过程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指明了概念的本质在于其客观性和辩证性，并非人类精神的纯粹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根据立足于经验基础之上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扬弃了判断作为思维形式自身的发展的同一性，使之区别为普遍判断、特殊判断、个别判断；突破了推理所局限的归纳和演绎等基本形式，将其归结为由各种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的一个整体；揭示了辩证法规律之为历史发展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规律，凝练出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考察了有限和无限、相对和绝对、个别和一般、同一和差异、原因和结果等基本范畴，概括了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内涵及相互关系……这些观点既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囿于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的缺陷，又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缺乏对事物发展真正动力认识的弊端。

揭示各种历史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按照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物质生产及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人类历史赖以进步的基础和全部历史发展的本质所在。这一基本观点的形成，与对德国观念论哲学的“纠偏”密切相关。换言之，出于反驳其论敌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时常不得不强调前者所普遍否定的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的决定作用。如此一来，唯物史观不可避免地被人们误解，以致“过犹不及”。“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由此，恩格斯重点阐释了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相互作用，极大地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容及适用性。以国家的起源及发展为例，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特别是履行社会发展所需的共同职能的分工，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的形成。与此同时，上述经济运动必定要受到其确立的独立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反对派的反作用。同理可知，各种法的观点与制度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而且自生效之时即已一定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此外，哲学、宗教等“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虽然无法脱离经济基础的支配，但由于其独立性和传承性而将经济的决定作用限定于思想自身所规定的条件范围，使得“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

综上所述，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使其“第二小提琴手”的自我认同实至名归。

（作者：杨洪源，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