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切身体验中感受资本时代的“疾苦和病症” 

恩格斯出生于当时普鲁士著名的工业城市巴门（现德国伍珀塔尔市），中学尚未毕业就到他父亲在当地的公司见习，后来又去不来梅学习做生意，还在柏林作为志愿兵服役，在科隆、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短暂停留，最重要的经历则是在英国曼彻斯特长达20余年的经商活动和生命历程的最后25年定居伦敦从事著述和工人运动。

在上述每一座“生活驿站”，恩格斯都尽最大的心力体察社会的实际状况，并从中感受时代的“疾苦和病症”。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贫富悬殊的境况。在家乡他一方面目睹那些工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天到晚都累得直不起腰，生活极度贫穷的情境；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包括自己家人在内的资产者却心安理得地过着舒适而富裕的生活。英国因“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而成为资本时代的“典型”，在那里他“曾经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和快乐”，进而写成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书从“身体、智力和道德”诸方面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作了极为详尽的描绘：“被成打地塞在一间屋子里”；“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地重复着，年年如此”，“所以他们老得快，死得早”。这样的生存境况又导致了精神和道德世界的堕落：要么“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症，总是愁眉苦脸，郁郁寡欢”；要么是酗酒、纵欲、粗暴、抢劫和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

“资本”超越封建时代的专制统治方式而成为“塑造”世界最重要的力量，这本来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它却使占人类群体大多数的人“处境悲惨”，“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恩格斯亲身感受到了这一切，并通过著述为资本社会写下了“罪孽录”。

必须指出的是，恩格斯的这种观察和理解与他本人的身份和职业是矛盾的。“作为棉花大王，他代表着企业的利益；而作为社会主义者，他竭力为工人争取权利，这是一种双重身份”。他在一封信中将其称为“一个股票经纪人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现象，但在立场上，他却毫不犹豫地站在劳工大众一边。这种选择真的难能可贵。

通过经商活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现实机制 

很显然，“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广大的雇佣工人”的生存状况与作为“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因果关联。在古老的汉萨同盟城市不来梅学习出口贸易和外汇交易等商业知识，特别是在充满“荣耀和阴暗”的矛盾、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基地曼彻斯特经商的实际经历，让恩格斯思考了“一个根本问题，当工业化的结构源自一种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形态时，会发生什么？然后，整个社会中又会发生什么？”而这只能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形成和现实运作中去寻找答案。

首先，生产工具的改进促成了工厂制度的建立。从纺织业领域的变迁来看，1764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比旧式纺纱机的纺纱能力提高了8倍，大大减少了工人的数量，也降低了纱的价格。1767年，翼锭纺纱机成为18世纪最重要的机械发明。1785年，走锭纺纱机以及梳棉机和粗纺机的问世，确立了工厂制度在棉纺业中的统治地位。而同年，当瓦特在1784年发明的蒸汽机被广泛用来发动纺纱机的时候，更是引起了纺织工业的巨大变革。由于这些发明，机器劳动战胜了手工劳动，带来了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其次，工厂制度的广泛施行形成了不同阶层的分化。工业革命把手工工具变成了机器，把作坊变成了工厂，从而把中间阶级中的劳动者变成了工业无产者，把以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工厂主；它排挤了小的中间阶级，并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被挤到了无产者阶级中去”“现在，谁要是生为工人，那他除了一辈子当无产者，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

最后，不同阶层的境况造就了其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和社会使命。机器大生产把许多工人聚集在一个厂房里共同劳动，并使他们拥挤在城市里，这种条件迅速地推动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越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参加运动的也就越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意识到自己分散时软弱，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

以上的梳理，无疑使恩格斯对资本时代“疾苦和病症”的感性体认上升到了理性解剖和深入透视的层面。

借助《资本论》手稿的整理完成对资本逻辑和结构的全面揭示 

《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最重要的著述，第1卷出版于1867年。但可惜的是，至1883年去世，他并没有完成第二、三卷的定稿工作进而将其正式出版。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和结构的揭示并未完整地呈现出来，而这一工作是由恩格斯来完成的。需要强调的是，《资本论》第二、三卷分别于1885、1894年正式出版时，虽然仍单独署着马克思的名字，但就实际情形看，恩格斯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手稿笔迹辨认者和成型章节的编排者，即解决的“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更公允和客观的说法应该是，他也是这两卷所关涉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的阐释者，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建构者。

这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手稿的具体状况以及恩格斯所做的“整理”工作的难度。第二卷“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即使是其中很少的经过校订的文稿，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有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则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而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尽管每一篇的开端细心地撰写过，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而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问题，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面对这样的情形，“要完成《资本论》的付印工作，使这本书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最终由恩格斯完成了！这让人再次想起在第一卷最后一个印张校对完毕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话：“没有你为我做的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资本论》第二、三卷所涉及的内容的重要性。第二卷主要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在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中，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是统一的，生产过程必须由流通过程来补充。因此，第二卷是第一卷理论逻辑的继续，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也是第三卷的内容的引言。它所研究的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资本周转以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使人们对资本的理解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由宏观进入到微观、由总体深化到细节。第三卷主要揭示和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具体形式及其相关连带问题，诸如：资本的一般形式向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转化，剩余价值到利润、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变迁，以及商业资本的由来及其特征和货币资本到生息资本的转化等。恩格斯自述说：“面对本世纪的种种明晰的思想，我夜不能寐。”他把第二、三卷的出版比喻为“雷鸣闪电”，至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而这一切离开恩格斯的努力付出是不可想象的。

（作者：聂锦芳，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