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作为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正确的理想信念？泰戈尔曾说：“鸟在黎明的黑暗时，感觉到光明唱出的歌。”我们所说的理想信念，就是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盛时，更要在其十分困难的时候看到它的生命力，看到它必然的发展趋势和光明的前途。实践证明，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处于高潮时，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往往估计不足，急于求成；反之，则往往容易信心不足，悲观失望，甚至导致各种机会主义盛行。在近些年苏东剧变、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的信息经济高速发展，令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
信仰，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层次：一是微观的人生层面，二是宏观的社会层面。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才有可能真正完全彻底地忠诚于党、国家、人民和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完全赞成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所说的，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时，我们更加需要强调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失去正确的理想信念，极有可能害人害己，甚至误国害民。腐败分子成克杰、胡长清、李真等都是信仰动摇者。
千万不要认为理想、信念、主义、道路虚无缥缈，与我们离得很远，甚至没有一点关系。前年我曾在伏尔加格勒大学跟一位30多岁的年轻女教师交谈过。我问她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在哪里？她低下头半天不做声，我很纳闷，等她抬起头时眼眶里面的泪水流了出来。她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心灵上的疮疤。平时我们都回避，不想回答、不想思考，这样心里还好过一点，你这一句话，把我们心上的疮疤又揭开了。我们的心都在流血。30多岁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发展状况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和对比，苏联解体后，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水平突降了一半。”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也曾经说：“实际上连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是一样，对前苏联解体有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亲手把苏联给葬送了。起初我们心满意足地觉得这是件好事，现在我们感到深深的痛苦，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变成了这个样子。”俄罗斯十几年的社会发展实践告诉我们，那些似乎虚无缥缈、与我们每个人没有直接关系的“理想、信念、主义、道路”实际上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乃至我们每个人和家庭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讲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大则是为了我们国家、民族这个根本大计，小则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社科院的学者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在理想信念方面一定要有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如果我们按照美国人给我们开出的方子做，就必然会步前苏联的后尘，其结果可能会比俄罗斯更惨。我们决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动荡的中国。
现在，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到底过不过时？我们可以从以下四方面来看。
第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翻身求解放的科学，是已经被实践证明和继续被实践证明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是完全正确的，这就如同“1+2=
第二，说马克思主义过时者往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老祖宗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崇拜得五体投地，极力主张用这一理论指导我国的经济改革。而反映这一理论的《国富论》却诞生在1776年，比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还早72年。一些人非但不说亚当·斯密老矣，反而说马克思老了。比如，亚当·斯密的理论假设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利己的。我一直在想，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本质上是自私的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争论了几千年。毛主席在1943年便指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它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人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人是很自私的人。“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甚至为了个人的私利损人利己直至出卖、背叛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拼命宣扬这种观点的人中有可能有这样的人。第二种人是常怀公心同时也有点私心的人，在公私发生冲突之时，有时可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有些普通人可能是这样的人。第三种人就是具有共产主义品格的人，特别是我们合格的共产党人，也包括那些虽然组织上没有入党，但思想上具有共产党人优秀品格的人。这样的人不是没有个人考虑和私人利益，但当公与私发生矛盾的时候，公是第一位，从此意义上讲，他是大公无私者。这些人永远把私字放在第二位，甚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生命，这样的人和事太多了。我们有那么多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怎能说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我们提倡要公私兼顾，尤其是在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优先服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决不赞成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观点。
第三，说马克思主义过时者，往往信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美国经济学家瑟罗在《21世纪的角逐》一书中做过统计，论述穷国要想挤进富国行列非常困难：在1870年至1988年的118年间，世界上以人均收入为标准排名最富的国家几乎变动不大，仅有两个人口很少、自然资源却十分丰富的石油输出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进入这一行列，而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资源价格较低的新西兰、阿根廷、智利却从富国行列中消失。唯一成功的仅有日本。日本在1870年连一个欠发达国家都不是，但二战以后由于美国对其经济的扶植，已经跃升为经济大国。现在世界上的2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搞社会主义制度的仅有5个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除此之外的其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其中富国只有20多个。那么，其他100多个国家在这118年间有哪个富了？没有。所以说，绝不是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还不是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资本主义的办法非但不能使国家富强，反而越搞越穷，前苏东地区、拉美地区就是明证。
第四，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已开始有所复兴。这是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根本矛盾所决定的。美国领衔的新信息技术革命，是柄“双刃剑”，它使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而产品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因而产品的市场便愈具全球性。现在，从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到牙膏、洗衣粉等这样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大都是那几家知名的品牌。这种信息技术革命，还使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国际资本可以脱离实物经济和生产环节，仅通过小小的鼠标轻轻一点，在瞬间就能掠夺别人大量的财富，从而实现自己价值的成倍增长。但是，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这是历史发展的铁的法则。在充分估计资本主义的生命力的同时，我们又要清楚地认识到，科技进步非但没有消弭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穷国、穷人越来越穷，富国、富人越来越富的现象，从而必然引发不同国家、政治派别、种族、宗教势力等在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摩擦和纷争。随着全球范围内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这种抗争的“铁的必然性”必然会表现得更为充分。这就为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走出低谷并引领新的高潮创造了条件。除非西方敌对势力在继搞垮苏东之后再搞垮中国，如果这种状况出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可能步入更大的低谷。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那只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相情愿。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在前进的征途中会有暗礁、会出现曲折甚至更严峻的形势。现在，社会主义运动无疑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低潮，此时，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有这份乐观和自信。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曾在《解放军报》当记者，12月时到新疆边防采访，看到边防线上有棵大榆树，树上结挂着厚厚的冰雪，冰雪包裹的枝头上有很多比米粒大一些的紫色叶蕾。我搓开冰雪，切开叶蕾，吃惊地看到里面竟充盈着绿色，那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春天。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那榆树竟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人类社会里的生命力更加顽强。严冬里面有春天，社会主义低潮中也孕育着高潮。我们坚信，人类社会必将朝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