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17日公民投票,全国3/4的成年人表示赞成保护住苏联。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资料,2000年,几乎80%的居民认为,即使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人们生活得比现在也要舒服多了。

主张“西化”的自由派人士说:“苏联是自行崩溃的”,虽然事实上是他们摧毁了苏联。在分析摧毁我们国家这一重大灾难产生的原因时,不能不考虑40多年来所面临的“冷战”。美国及其同盟者在实行反苏的破坏性做法中取得成功。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是西方政客们所为。在军队司令部中只要有一个叛徒,就足以使一场战斗遭到失败。然而在我国领导层中,竟有一伙叛徒。他们宣称自己是“民主派”,他们叛变了社会主义思想,背叛了许多共产党员、千百万劳动者和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利益。例如,厚颜无耻的所谓“改革的思想家”Ａ·雅科夫列夫,1998年在《消息报》上承认,他开始在苏共中央工作,只是为了从内部破坏苏联的制度,为此利用了党的纪律和苏联制度的组织的弱点方面。

在“冷战”中苏联的失败说明,不仅仅是因为受到西方破坏性的作用、国内上层的叛变,还有许多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苏联政权越来越被党内少数人的权力偷换,党的上层由于逐年形成的压制批评现象而产生了分化,并且日渐恶化。在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产生了裂痕。权力过于集中,蔓延开来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限制创造性思维,这些阻碍了苏维埃国家的正常发展,意识形态机构落后于对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的回答。苏联领导层不能批判地思考自己工作中的失误,未能正确地确定经济发展中我们的可能条件和轻重缓急。过低估计新工艺和由于信息革命而形成的新的宣传条件的作用。

破坏者制造了一种能操纵人们意识形态的环境。“污蔑、嘲笑,搞乱了民族历史的象征性标志。然后在衡量、评价制度中,甚至在形成历史画面的事件的时间顺序上制造了混乱。整个社会和每个人没有可能分析过去和利用过去的教训来确定自己在当前冲突中的立场。”(卡拉—穆尔扎语)1989年的民意测验表明,工人(不同于技术知识分子)曾经以否定的态度对待更换社会制度和转向资本主义的主张。但是结果,他们的意识被操纵,他们很快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不起来反对走向资本主义和推倒苏联,不反对国有财产私有化。他们很厌恶苏联党政官僚主义的特权。但他们当时不可能明白,在“民主派”当政下的俄罗斯,所有这一切现象将发展到何等厉害的程度。

1997年,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研究社会舆论时,曾提出一个问题:“您认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更好?”42%的老百姓回答:苏联。只有9%的人肯定今天的制度。几乎50%的老百姓表示赞同说,即使是在改革初期(1985年以前),国家的状况也比现在好。

2000年,在全国11个区2050个居民中进行民意测验,80%的人以否定的态度对待苏联的垮台,77 5%的人以否定的态度对待国有财产私有化。

在80年代,苏联就需要改革,戈尔巴乔夫在完善社会主义和改善民主生活制度的口号下所推行的政策,在“改革”初期得到人民的赞同,人民并不是一下子就清楚,隐藏着自己真实目的的破坏者们会把他们引向何方。

1996年,科学院院士Ａ·特罗菲穆克对知识精英们说:“你们是自觉地走向市场,覆灭了使你们避免走上流氓道路的制度,而你们却突然将自己的无价财富———深厚的知识———变换成一摞卑贱的纸币的唰唰响声。这就是破坏的思想意识基础已经在你们的队伍中孕育了。”Ａ·普罗哈诺夫对这一看法加以补充:“我们应该很严峻地说,自由派知识分子对颠覆祖国犯下了罪。这一罪过是洗刷不掉的。”

许多人说,叶利钦及其一伙贪权者对苏联的垮台负主要责任。但是他是实践了亲西方知识分子的计划,与此同时实现了苏联反革命的转变。最开始对国家进行破坏的戈尔巴乔夫,也是追随亲西方派关于俄罗斯的发展应走什么道路的想法。不是别人,正是自由派提出把苏联分成30个国家的主张。巴特金、布尔金、伊万诺夫等人在《民主俄罗斯报》中宣称,对苏联的垮台“只能表示欢迎”,并谈到“提出俄罗斯的优势地位和任何大国主义的表现”都是危险的。1993年10月自由派知识分子践踏了民主的思想,背叛了伟大的俄罗斯的社会公正的思想。加快了把叶利钦推上台和“枪毙”了合法选出的议会。

现在他们仍认为,俄罗斯应被打碎。格拉宁认为“我们不需要统一的俄罗斯。”另一个名叫科赫的人早就预先指出,“俄罗斯很快会成为原料附属国,然后变成几十个小国。”

Ｂ·科日诺夫认为苏联覆灭的原因是苏共几百万党员没有起到作用。党的罪责是无可置疑的,党内有许多蜕化变质分子和追求名利的人,她纪律涣散,毫无抵抗地把政权交出去,赞成最高当局所做出的一切决定的习惯,起到了极有害的作用。但是千万别低估了“主张西化的人士”在搞垮苏联中所起的巨大作用。Ａ·雅科夫列夫恰恰把这些人放在领导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的位置上,这些宣传媒体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亵渎、消解了苏联的生活方式、人民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爱国主义传统、对军队和护法机关的尊敬,而制造出一种对西方的诱人的崇拜,西方一切都好(而我们一切都不好)。

为什么一部分富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中学和大学里的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相信了自由派的价值观,帮助了民主派把社会意识转向了自由派所需要的轨道?

在西方国家所谓“百万富翁”的生活水平比苏联高出许多,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状况更为明显。我们这里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有知识和文化的工作人员的工资过低。这些工资不可能满足他们的高水平的需求,他们中的许多人把资产阶级制度想得很美妙,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才能满足他们受到侵害的需求。苏联法律所确认的社会福利、劳动和休息权、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像空气那么重要和宝贵了。他们没有正确认识苏联制度的优越性(只是在叶利钦的改革之后,当他们中的大多数将要回返到贫困时,才做出评价)。

民主派在搞垮苏联时,利用了自由和人权问题,他们没有想到“自由是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权利,它是在法律限制个人恣意妄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任何地方这种恣意妄为都可以损害别人和社会的权利与利益。”(Ｂ·特洛伊茨基语)

在谈到个人的权利时,自由派并不想知道什么是人民和国家的权利。他们认为“叶利钦制度的主要成就,就是使我们获得自由。”然而,这是他们的自由,是暴发户的自由,这种自由变成了可以胡作非为,变成了“自由派”可以自由地造谣、诽谤、操纵社会意识。

对劳动人民来说,今天的“自由”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那这种“自由”就一文不值。在私人企业中可以随时辞退工作人员。这种例子太多了。如果考虑到大批人失业,那在现代的劳动集体中还谈得上什么言论自由和批评的权利?是的,在会议上可以骂老板。可以批评总统、政府。但若行动冒失,公开不赞同地谈论自己的顶头上司,你就会冒失掉工作的风险。大量传媒手段服务于金融政治上层,形成适合于他们需要的关于国家当前社会进程的意见,常常践踏、损害那些与自由派不对口味的观点。自由派报刊总印数现在已经是几百倍地多于亲共产主义的报刊印数。如果人民爱国者这一边不能实际进入电视和广播,那还谈得上什么自由?1999年,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资料,对“您感到自己在我们社会是自由人吗?”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35 1%的人说是,51 5%的人说不是。2000年,有将近75—80%的俄罗斯公民表示,为了整顿得有秩序,宁可不要“民主派”的这种强盗的自由。

在苏联时期,书报检查制度曾调整了国家和有创造性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检查,都是提供安全和有道德基础的服务。然而,在今天的宣传媒体中,检查表现为“更巧妙、更不明显的形式”,这是一种让人不经意的检查、损害信誉的检查、歪曲事实和招谣撞骗的检查。现在更清楚地让人感觉到列宁所说的,有些作家依赖于钱袋这句话的正确性;对他们来说,今天的金钱“咀套”比过去的检查“绳套”更为可怕。

寡头们用各种基金赞助一些文学家。这些文学家保护寡头们的利益、被“纯”艺术、黑色作品、淫秽作品所吸引,他们从事文学研究,丝毫不触及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问题。

“改革者”以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目的。他们注意到俄国人民喜欢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甚至自我贬低,追求真理、社会公正和各民族兄弟情谊,对俄罗斯人来说政权的道德内涵很重要,因此“改革者”们支持和特权作斗争。民主派善于利用我们喜欢贬低自己国家的成就和潜力,以及俄罗斯民族自觉意识糊涂、水平低下的这些倾向。

我们的传统吸收了东正教意识的特点,东正教认为,道德范畴先于理性和政治范畴。尊崇爱、忠诚、责任、贞洁、家庭。自由派为了推倒俄罗斯人的精神制度,极力使他们失去对历史的记忆,消除他们对祖国的感情、消除国有财产的统治地位、精神品质先于物质财富、民族优越感、相信社会公正思想必胜等等信念。他们给社会意识灌输满足个人要求的心理因素,自我贬低、不尊重自己取得的成就,向人们的头脑中注入关于在性欲方面完全自由的思想。

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认为,导致我们国家崩溃、千百万人贫困的反革命开始于80年代的家庭瓦解。自由派破坏民族道德传统,而道德传统曾教育女孩要保持贞洁,教育男孩要珍惜对女孩的真诚关系,而自由派则极力公开玷污在家庭(和国家)面前负有责任的思想。

所谓性欲革命的腐朽思想,放纵了两性之间关系上的无耻行为,培植了腐化堕落、道德败坏,人的道德变得畸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关于“国家转变时期”青年问题的报告中,“不很愿意地并且几乎是含混不清地”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和人道标准甚至比最发达国家的标准要高得多”,读了这份报告后,自由派米纳耶夫在《火花》上发表文章承认:“我们过去的医疗保健、妇幼工作、教育及社会适应等方面是有条不紊的。”

科学博士伊万诺夫,这位曾经毫不妥协地批评苏联政权的批评家得出结论说:“我们老是抱怨以前的保健制度不完善。只要到世界各地走一走,我就可以说:苏联时期的保健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健制度之一。”他还认为,“虽然有官僚主义的障碍”,但在保健和知识分子的教育方面,仍然做了令人赞叹的许许多多工作。Ｂ·罗佐夫在谈到像导演Ｍ·扎哈洛夫这样一些没有良心地污蔑苏维埃制度的人时写道:“上学免费,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他们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演员,成了国家或列宁勋章的获得者,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这就是那个时代!有些人成了世界知名人士———现在却唾弃、玷污自己的过去。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和十分卑劣的。”卡拉·穆尔扎很正确地指出:我们的一些精神贵族认为,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是他们毕生的事业。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身低微的人,即‘穷小子’上了大学。这些‘穷小子’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和精神贵族混在一起,有损于贵族的种族,这件事是对精神贵族最大的侮辱和妨碍。”很明显,这间接证明了“白领爱国者”要恢复君主制和复兴等级社会的梦想。

Ａ·谢瓦斯季亚诺夫预先警告说:“我将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及上层阶级一起反对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我们还会发生社会战争。因为我是血统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独立报》)Ａ·孔恰洛夫斯基在《下等人的真理》一书(1998年)中说,他“住在远离苏联的一个岛上”,他的“母亲一生都说英语。”他“耻于在苏联生活”,在自己的基因内“真正感到有某种德国人的基因。”来到俄罗斯,他“只想如何更快地返回西方”。他怎能把自己和那些工农出身的文化工作者等量齐观呢?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也有一些受到苏维埃政权“不公正对待而有委屈的人”。Ｍ·纳扎罗夫说:“我的爷爷Ｂ·纳扎罗夫是白军军官,曾指挥哥尔察克的部队,1920年被红军枪杀,这件事严重影响了我的成长。”

正像Ａ·基娃所写的(2000年12月10日《独立报》),这种“克兰”阶层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他们为‘新阶级’服务并认为自己是新型的知识分子精英”,“在极度社会对立的俄罗斯,他们生活得很舒服”,他们具有绝对不同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素质:极端利己主义、虚伪、欺骗,“没有任何理想,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体系,除了钱还是钱。”很遗憾,我们的许多政治活动家没有看到,从美国贩买来涌向我们的低级大众文化对我们民族生存的威胁,而这种令人作呕的浊流,使人们去接受美国生活方式的准则和规范,使人们失去爱自己祖国的灵魂。

俄罗斯的未来维系在我们的年轻一代身上。现在学校教历史和文学的是一些这样的老师:他们抑制大学生和中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公正思想萌芽的生长,给他们灌输世界主义世界观的意识和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祖国。很明显,如果爱国主义和社会公正的思想不能占据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在形成社会意识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心灵,那为争取青年人的心的斗争又怎么会取得重大成就?这给那些真心实意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做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天地。

久加诺夫说:“十年来,大多数居民(至少60—70%)已经远离了叶利钦主义。但是他们中间只有一半人支持我们。”而另一半,其中有不少是脑力劳动者,“乱蹿不定”。他说,“社会主义不去占领,就会导致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事实上犯下危害整个民族的罪行。”但是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害怕回复到过去,他们没有意识到,共产党员为自己提出夺取政权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要完完全全重复过去苏联时期的一切。共产党员在错误中学习,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只有在不仅否定以前的消极东西,又吸取积极的东西时才会取得成果。

我是1945年入党至1991年,现在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拥护者,但是没有加入。在意识形态方面我还有些不同看法。我自己已经是远非年轻的年龄,很难肩负党的重任。但可以明确地说,我会以自己的知识和笔触来服务,写出人民政权的思想,写出我们这些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对派所感触到的东西,这对党和国家不是没有用处的。

郭值京摘译自《苏维埃俄罗斯报》,2001年1月6月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