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新的世纪。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完满地度过了“补课”的20年。在激情热烈地举办了各种庆典之后,人们正在冷静下来思考下一步:我们的学科在新的世纪里如何适应时代要求而有所进步和发展?

中外政治思想(学说)史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理论的基础学科。它的研究包括对中国、西方和其他各民族的政治思想(学说)的研究。这门学科揭示了各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各时期认识政治现象和解决政治问题的各种思想、观点、学说和策略、方法等,体现了政治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等问题。它的核心问题也如政治学理论一样是国家问题。因此,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补课”以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特别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和政治学其他学科一样走出了阴霾的季节,见到了明媚春天的阳光。①20年来人们改变了将西方一切政治思想都作为绝对的对立面的观点,开始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政治思想进行科学的分析,给予准确的评价,从而不仅使中国政治思想史,而且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可喜的成果。②。

1979年,当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要“补课”时,就向我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③

综观20年的历程,虽然中外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成绩不斐,但不可否认的是与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与时代所提出的任务还有很大的差距。仅就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来说,总的看来,成果主要还是“教材型”、“通史型”、“描述型”、“介绍型”的居多,有分量的专题性的研究,较为深刻的评析专著和文章则为数有限。有的论著或多或少还存在“食洋不化”,甚至“照抄照搬”的现象。所以可以说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处于奠定初步发展基础的阶段,在新的世纪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应该和整个政治学理论一起,为建立适应我国政治发展、服务于我国政治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政治学理论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究竟应如何发展呢?对此学者们有不少好的见解。④我想进一步从学科研究发展的角度,提出三个方面供学者们参考。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比较和借鉴。

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一些成绩,主要是坚持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今后我们仍然必须坚持这一指导方向和基本原则。这是绝对不能偏离的。当然,我们也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僵化”。同时要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体系和方法,这是摆在我们中国学者面前的一大课题。我们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我国政治科学和政治实践的发展,毫无疑问,西方学者在研究西方问题方面肯定有比我们优越的条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局限性。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参考和借鉴,但是我们必须摆脱那种依赖于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和结论的做法,进行独立的研究。无论在材料的掌握和运用上,或观点的评析上都要有自己的特色。这个课题虽然会有许多困难,但却是我国学者必须完成的任务。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建有中国特色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这是我国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专业人员在新世纪的一大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恩格斯曾经说过:“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⑤我们审视古今中外各个时代,各民族和国家的各种政治思想,不论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何不同,研究方向、具体内容有何差异,也不论各种思想表现的形式、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如何,其性质无不是反映社会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理想、政治要求,或设计一套政治方案、或为实现其政治统治出谋献策,总之是为其夺取、维护和发展社会政治统治服务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各种政治思想的认识前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科学、准确、客观地研究和评析各种政治思想,包括西方政治思想。

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问题,包括的内容很多。我想除了进一步挖掘、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具体材料,扩展各时代重要思想派别、人物的研究,包括翻译其著作,整理其思想(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不论历史人物或当代的派别、人物有许多我们还知之不详,甚至不知)等方面外,更要突出对国别、时代、流派、人物的专题研究,以期对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特点、内容和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另外,各种政治思想无不是时代的产物。它不仅受当地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而且思想家具体所处的生活条件、环境等都会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我们必须改变研究其思想与其所处背景脱节的现象,而应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再者,在评价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再搞那种“贴标签”、“戴帽子”的陈旧作法,也不能只是“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各种思想都应给予科学的分析、实事求是的评价,最后得出公允的结论。尤其要努力摆脱“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那种形而上学的的思想方法,对各种思想都应进行深入的分析。

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比较”问题。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由于所处的条件不同,形成了形式各异的民族文化,于是产生了色彩缤纷的各种文化体系,当然也包括政治文化。各民族政治文化由于受其形成的条件制约,不仅形式不同,而且都各有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⑥因此,我们在研究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体系时,不能褒此贬彼,或贬此褒彼,应该科学地进行比较,探寻其各自存在的理由和利弊得失,以便得出应有的结论,进而推动自己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的发展。如关于民主问题。西方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存在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更是其主流思想和制度。而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长期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⑦但我们也还应看到,“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已成为我国流传几千年的传统思想。⑧确实,重民不是民主,在重民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制度也不是民主制度,但是以“爱民”、“教民”、“养民”、“恤民”等为内容的重民思想,却是任何政治统治、政治制度、政治机制下所不可少的原则。我们就是要在这种比较中看到两者的不同,也找到两者各自的利弊。一方面我们要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则应继承我国历史上重民的优良传统,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爱护人民,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毛主席曾说过“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认识更深刻,才能使政治学这门学科更好地为我国政治发展服务。

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借鉴”问题。由于各民族的历史条件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文化体系。但在民族交往过程中必定产生文化的交流。在开放社会如此,封闭社会也不能例外;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即已如此,在当今信息社会则更是如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肯定要发生撞击和渗透。这种交流、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只不过是先发展民族的一些成果、经验、教训总会更大程度影响后发展民族。这里就产生了吸收和“借鉴”的问题。科技如此,经济建设如此,文化建设如此,政治建设何尝不是如此。当然,借鉴的基本原则是从本国国情出发,“为我所用”。我们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不仅是求得学科的完整,更重要的是更好地认识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提高我们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的水平,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服务。仍以民主问题为例。西方国家民主思想和制度都有其久远的历史。但是民主思想和制度是没有统一的模式的。由于各民族、国家条件不同,民主思想和制度也都各有其特点。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内涵也是有所发展变化的。英、美、法等国的民主思想和制度有很大差异,当今西方民主思想也与19世纪有很大不同。认真深入研究借鉴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在吸收、借鉴中首先必须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其次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因此吸收借鉴绝对不是“全盘照搬”,我们必须“知己知彼”,紧密结合我国实际,认真细致地分析、筛选,真正做到“为我所用”。如前所述,任何政治思想无不是为夺取、维护某种政权服务的,且具明显的民族色彩。当今,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思想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把西方政治制度认为是“最好”的,有人甚至作为“标准”企图推向全球。对此,我们在研究、吸收、借鉴中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决不应受西方某些人意图使我国“全盘西化”的影响。

以上是我对新世纪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如何向纵深发展的一些看法,供学界参考。不当之处请多指正。我真诚地希望新世纪里我国不仅造就一批政治思想研究者,而且还能涌现出我国自己的政治思想大家。

注　释:①　1952年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被“砍掉”。但政治思想史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史学界依然存留着,进行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学说)史研究在法律系作为独立课目开设。不过由于受当时大的政治气候影响,该学科并未得到正常发展。因此我以“阴霾”形容。

②④　关于政治思想史学科20年的成就、问题和展望可参见2000年7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杨海蛟主编的《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与展望》一书中刘瀚、杨海蛟、吴大英、王惠岩等的文章。特别是丛日云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50年》对西方政治思想史50年来的研究状况、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都有详细的论证。

③　《邓小平文集》,第2卷,第18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

⑥　关于政治文化民族性问题,可参阅徐大同:《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载《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⑦　《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332页。

⑧　以“民为邦本”为代表的我国传统重民思想,学者们一般都称之为民本主义。我国民为邦本思想是要统治者重视“民”的作用。所谓“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这种思想的主体是统治者“君”、“皇帝”,是君如何待民的问题。它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统治者的态度。民主与重民不同,它是一种政治制度,主体是民,民是国家的主人,由人民当家做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为邦本”、民本主义。为了分清二者的区别,我认为应称为民主主义和重民主义,二者都是民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