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0年12月24日在北京成立的全国性的中国政治学会,是中国政治学研究得到恢复的重要标志。20年过去了,中国政治学的补课工作,其中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对于西方政治学理论成果的介绍,以及对于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现实问题的研究等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创新,也就没有20年来政治学的发展。如今,人类即将迈进新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所提出的现实要求,都为新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展望未来,中国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更需要不断开拓、创新。

1995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研究班上也强调: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奥秘所在。同样地,要使我们的政治学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其灵魂和奥秘也在于创新。

那么,目前政治学创新,就我们研究者层面来说,究竟面临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创新呢?初步考虑到以下九点:

一、政治学“理论创新”所包含的主要内容

我所讲的政治学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主要是指在学术上进行理论体系的创新。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之一。

“从理论到理论”的方式在目前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中仍然占据一定成份。我们都知道,从对既有理论的深入思考的过程中产生某种灵感是可能的,但真正的理论创新则需遵循“现有理论—政治现实—理论创新”的研究过程。科学的实证研究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政治学研究应当在对系统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认识。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具有借鉴意义,如社会学、人类学对田野调查的重视及其技术手段(访谈、问卷、甚至参与生活)对于获取更真实的原始资料提供了比较有效的途径。为了更进一步地获取现实政治生活的“真相”,还应注意档案文献资料与口述资料的差异所提供的重要信息。
二、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往往具有一定广度的适用性,但它却难以脱离其产生的社会生活背景。比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于马克思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深刻反思,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则产生于韦伯对其所生活的德国相对落后状态的深切关怀。

我们知道,现代政治学的创立与发展是在美国实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政治学研究秉承欧洲传统(即德国国家学说传统和英、法等国的历史主义方法);此后,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传统研究的挑战逐渐加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注重经验研究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取得迅速发展,出现了系统理论、结构—功能理论、沟通理论和比较政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综合性理论,实现了对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变革。政治学研究在美国的创新性发展是其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美国国内政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关注,对于形成具有美国特色的现代政治学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的形成需要大脑的深度思考,但它却不可能是凭空思考的产物。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和理论都是思想者对所处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并积极思考的结果。因此,实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解释属于中国自己的问题。

为了实现理论创新,政治学研究应当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政治学学者应当积极面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只有抓住了问题所在,才能在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帮助下实现理论上的有价值的创新。

三、要关注政治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注意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是简单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的问题。如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确具有其一定的解释能力,但这种基于欧洲国家与社会发展历史而产生的理论是否能够直接涵盖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现象呢?中国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对这种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及相互作用的学说形成了哪些挑战呢?这需要我们进行认真而审慎的思考。

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运用流于形式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涵研究不够。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如何运用,研究不够。

最后还有对“问题”意识的关注与深入研究不够的问题。

四、要处理好“讲新话”与既有理论传统的关系

在我国政治学研究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与如下几方面的关系:

首先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基本原则不能放弃,“老祖宗不能丢”,但应充分注意到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特点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其次是与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关系:许多学者主张在研究中将来自西方的理论体系“本土化”。“本土化”研究强调以中国的本土特色来应用和修正西方的理论体系,这是必要的。但中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应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创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最后是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及分析方法的关系:要摈弃其不合理的成份,吸收其有价值的内容。如应研究德治与法治如何“双管齐下”的问题,同时还要关注“德治”思想与“人治”传统的内在关联以及其对制度化建设的阻碍问题等等。

五、要注重基础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基础理论的突破,会带来该学科或相关学科的繁荣或兴起,这对政治学也不例外。在新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下,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操作层面的东西作出科学的阐析,怎样认识在新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面对的种种挑战,这些都构成了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

六、要丰富研究方法

从学科发展来看,研究方法是否合理或完善,直接影响到一门学科是否成熟。从20多年的政治学发展历程来看,我国政治学者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初步借鉴了当代科学研究的各种新方法,增强了研究的活力。所以,今后政治学研究要继续注意多种方法的综合开发和运用。

七、要立足现实实践

政治学发展,无论是外源发展还是内源发展,都离不开政治理论的指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政治学的发展也离不开火热的政治现实。政治生活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政治学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政治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国内层面而言,我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为政治学研究设定了大量的研究课题;就国际层面而言,经济全球化及和平与发展的复杂态势,也向政治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政治学发展的新契机,也为政治学的创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八、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我国的政治学发展,不能割断历史,要对中国的某些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同时也不能盲目排外,要对国外的政治学流派进行批判的借鉴,这些我国政治学界已充分注意到了。但是,“夜郎自大”和“食洋不化”的现象都仍然存在。从20世纪80年代起,政治学界翻译了大量的国外政治学专著,这对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促进国内的政治学繁荣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在我国政治学界引起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至少在政治学的话语系统里,充斥着许多玄乎的不知所云的辞藻,有些政治学论文就是这些辞藻的演绎(当然,我在这里不是一概反对运用国外的新术语)。我感到,在对传统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同时,也有必要对国外的一些概念和理论进行本土性的转化。不仅如此,还要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力求创建出新的理论体系来。我国政治学界有许多学者正在这样做,而且做得颇有成绩。

九、要关注基层现实

政治学不仅仅关注政府、政党等组织的运作,它同样要关注市场和社会;政治学也不仅仅关注社会上层,它同样要关注基层和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因为任何政治体制的运作,政治活动的展开,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在基层,基层的政治状况、政治关系和执行能力的强弱直接关涉到政治的大局。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是基层民主政治研究,众多政治学者对基层倾注很多的热情,所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由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等方面的关系都在基层交叉汇合,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各种矛盾也层出不穷,所以,基层的变数很大,问题也非常多,这些都为政治学的创新提供了现实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