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11-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政党政治：模式、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美、德、法、瑞典、新加坡等国的专家学者共50多人参加了会议，提交会议论文30余篇。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王一程研究员作了主旨发言。大会交流论文12篇，30余人次作了大会发言、评论和研讨。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就政党政治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论、国外政党政治现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同时增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学术交流与合作。

一、关于政党政治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论

研究政党政治，首先需要搞清楚研究的目的，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有学者指出，政党政治是当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运作分别具有各自的特点，每个国家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运作的特点都是由本国的具体国情，包括基本政治制度、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决定的。因此，对各国的政党政治模式、理论与实践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这有助于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有助于相互了解和学习彼此的长处，有助于借鉴和汲取别国的经验和教训，完善适合本国国情和本国发展需要的政党政治。

有学者指出，政党政治发源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已发展成为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的运作形式。但是，由于各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阶级阶层关系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因而，各国政党政治的制度模式、理论和实践规则各不相同，也不可能相同。所以，不论哪一个国家，试图全盘照搬别国的政党政治模式，都不会取得好效果；反过来说，不论哪一个国家试图让他国全盘照搬自己国家的模式，也行不通。但是，各国都有通过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逐步完善本国政党政治规则的智慧和办法，这其中也包括来自认真学习、借鉴别国经验，注意汲取别国教训而增长的智慧和达成的自我完善办法。所以，我们从事政党政治问题研究的原则是，一、不迷信照搬别国模式；二、也不拒绝借鉴吸收别国经验。既不可搞东施效颦，也不可固步自封。

有学者强调，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和全国政治学界有责任加强政党政治问题研究，包括各国政党政治理论和实践比较研究方面的科研工作，通过形成更多有理论建树和实践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关于国外政党政治现状
与会专家学者就国外政党现状，尤其是政党制度和执政模式问题，分别从区域、国别和比较研究的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研讨。

（一 ）西欧政党政治问题。有学者指出，21世纪初的欧洲政治更加右转，极右翼政党组织的声势进一步上升。
有学者认为，在西欧，政党为获得执政地位，纷纷修改党章和调整党的纲领；组织精干的专业化的竞选班子，挑选有竞争力的候选人；采取灵活多变的竞选策略；扩大选民基础，中间阶层尤其是新中间阶层成为各政党竞相争取的对象。

有学者认为，在西欧各国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中，虽然各党都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但具体政治倾向和政策各有不同。社会党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三种情形：一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完全断绝，甚至宣称社会民主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相并列的一种学说，只承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或者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些部分或某些观点；三是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而将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社会民主党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走所谓“新第三条道路”。其中，在党建方面，它们主张从纲领党进一步转变为选举党，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现实需要和选举需要制订政策，以争取更多的选民。在选举中，它们赖以依靠的群体力量主要是传统工人、小业主以及计算机、文化和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
还有一些学者从国别的角度，探讨了九十年代以来意大利的左翼民主党争取执政的历程和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经验。

有学者指出，从原意大利共产党演变而来的左翼民主党已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社会民主党，它领导组建的以“橄榄树”为标志的中左联盟已成为意大利两极替代政治格局中必不可少的一极。值得关注的是，意大利右翼政党在2001年大选中击败左翼政党，并同极右翼政党联合执政。这一政党格局的变化引起欧洲政坛的不安，有待进一步观察。
有学者认为，瑞典从欧洲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成先进的工业国，成为世界公认的“社会福利橱窗”。这些成就应主要归功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在长期的执政中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并用自创的“福利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及“基金社会主义”等，试图限制或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负面和破坏作用。尤其要注意的是，该学者对瑞典社会的性质作出判断，认为“瑞典在向现代社会主义发展”。

（二）东欧政党政治问题。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政治冷漠，加速了苏共政权的灭亡。
有学者指出，苏东剧变后，东欧国家从原来的“一党制”急剧转向多党制。按照东欧社会的普遍预期，是希望通过建立多党制，实现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政治参与。但事与愿违，多党制实践更多导致的是政治上的混乱，政党不稳定，形形色色的政党多如牛毛，政纲不清，立场不明，许多政党成为少数野心家满足其表现欲和进行政治冒险的工具。这样的政党体制使选民压倦政治，许多选民远离政治，对政治持较为冷漠的态度。

该学者认为，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是当代东欧政党政治最显著的特点。执政党的联合形式，既有左右翼政党的分别联合，也有左右翼政党之间的联合。但是，由于无法形成稳定的政党制度和政府，造成选民无所适从，政党虽多，却犹如一片“空白”，造成所谓“政党真空”的局面。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是由东欧剧变后形成的政治经济格局决定的，主要是由于左右翼政党都没有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纲领，在竞选中淡化意识形态，以及一些外部制约因素的影响。

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展望东欧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其政党政治中的混乱局面将逐步得到改善，左右翼政党将逐步趋向成熟。而且，随着政治资源的集中，左右翼政党中的大党的力量将会加强。但是，左右翼政党总体上的力量对比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左右翼政党轮流执政的现象将会长期存在。

（三）墨西哥和新加坡的“一党独大制”。有学者认为，从１９２９年至２０００年，墨西哥实行的是革命制度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总统制。革命制度党之所以在2000年的大选中失败，主要原因是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经济社会政策失当，贫富差距加大；缺乏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党内腐败现象严重；党内派系斗争激烈，政见不一；加之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反对派等。革命制度党大选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一个政党必须为广大民众谋利益，而不是为少数特权阶层谋利益；政党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应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目的。针对21世纪初墨西哥的政党政治制度从革命制度党一党长期独霸过渡到由原反对党出任总统、三个主要政党鼎立的情况，该学者强调，这一变革及其引发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变化，有助于墨西哥资产阶级程序民主的进一步完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和局限性。

有学者认为，新加坡的政党模式为一党独大、多党竞争，这既不同于典型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制。

也有学者认为，在执政方法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不以执政党的名义发布号召、文件或命令，也没有在政府体制外建立和保留强大的政党组织，党的领导人发表讲话也是以政府角色出面。对人民来说，忠于政府就是忠于执政党；对反对党来说，不管是否拥护行动党，都必须执行政府的决定，因为政府不是一党一派的而是民选政府，这就减少了推行行动党路线的阻力。

（四）国外政党政治中的“新政治”（New Politics）问题。一位来自法国的学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城市中政党政治的变化，介绍了“新政治文化”(New Political Culture)理论，并根据其所调查的城市中政党政治的情况认为，公民与政党的距离在不断加大。其具体表现是，在强大的政党体系中，公民很少参加市政管理，政党控制选举，通过挑选候选人和阻止公民推选其他候选人等形式来窒息公民的参与，并鼓励支持者参加新政党或代表其利益的民间组织。他就此认为，一种“新政治”出现了。这种“新政治”的特点是，政治更多的是靠忠诚来维系，政党凝聚力下降，党员人数减少；选民尤其是青年人对政治冷漠，厌倦等级制度和选举；在政治生活中，政党已不是唯一的选择，而只是可供选择的对象之一，公民选举投票率下降。

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指出，这种“新政治”还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动员作用的下降，政党政治渐趋衰落。

有学者评论说，青年人对政治的冷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缺乏的表现，但我们对此不应过于忧虑和担心，可以给他们时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逐渐关心起政治和参加选举投票的。

此外，有学者强调，对待西方政党的执政方式，既要看到它所呈现的一定历史进步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一般特征，同时更要看到它所承载的是西方国家的权力运作规则、西方国家的国情和党情。我们既不盲目照搬，又不妄自尊大。应在认真总结自身经验和汲取世界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执政模式。


三、关于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和当代台湾地区的政党问题

（一）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民国初年，在建构民主共和政体的过程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传播乃至移植西方政党政治思想和政治模式，进行政党政治的尝试。这一时期的政党政治思想和政党政治的历史命运，成为研讨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的两党制思想与革命党人如宋教仁的政治思想取向不约而同。不同党派对政党体制选择上的认同，促使当时的人们对民初政党进行整合重建，努力建立两党制。

有学者指出，中华革命党的党建原则和方法，并不能说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时期的党建思想发生了“蜕变”和“大倒退”，因为中国国民党改组时实行的委员制的运作形式，实质上仍然是“领袖独裁制”，在建党理念上，也与苏俄式的革命政党有着本质的区别。

有学者认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遗毒尚未消除，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官僚大军阀袁世凯的野心、狡猾和狠毒。革命党人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对造成这次历史大倒退的发生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该学者还指出，在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传统的中国建设一个民主化的国家，较之别国，困难会更大，道路会更曲折。而且，不论是议会斗争还是武装斗争，也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斗争都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反袁斗争的胜利，显示了辛亥革命后民主已成为我国人民的愿望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证明了政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当代中国台湾地区的政党问题。有学者认为，国民党自身及台湾地区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为竞争性政党体系在台湾的产生和发展酝酿了充分的条件。这就是，国民党统治“法统”延续的危机；经济、社会发展为新政党的产生打造好了社会基础；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台湾在国际上的日趋孤立，对国民党的统治造成很大冲击，使其不得不走向强化内部正统性—一本士化，并将在体制外成长起来的反对势力纳入体制内，结果加速了反对势力的组织化发展；选举的频繁举行，导致选举逐渐脱离国民党的操控而发挥出自主性的功能，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化、经济及政治结构的改变，成为瓦解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推动力，使台湾由一党专政的政党体系进人到两党竞争的政党体系。

该学者还认为，现阶段影响台湾政党体系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一是政治路线，主要是对台湾前途的主张；二是政党领袖；三是政党所拥有的可分配资源。各政党在这三方面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台湾地区政党体系将朝着两党制或多党竞争两大政党联盟的方向发展。

四、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

（一）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多数学者认为，“三个代表”的核心和灵魂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不可能成为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的联盟，也不可能成为某个利益主体的代言人，否则就不叫共产党了。

有学者认为，全面贯彻和真正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从政治关系、政治体系、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的角度，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代表根本利益”与“代表具体利益”的关系、“党代表”与“国家代表”的关系、“代表利益”与“实现利益”的关系，做到由“代表着”到“代表好”。

（二）社会阶层变化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有学者认为，这一阶层结构包括四种基本阶层类型：一是基础阶层，主要是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党政官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等。它们是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二是新兴阶层，是指随着新的经济形式或新的产业兴起而从基本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社会利益集团，主要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科技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新兴社会阶层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直接产物；三是复新阶层，包括个体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它们是当代中国极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四是“边缘阶层”，主要是退休职工阶层、城乡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它们是当代中国社会过渡性和交叉性的阶层。

该学者以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影响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个体分化，受社会阶层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影响，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二是区域分化，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对中央提出了不同的利益要求；三是阶层内部的分化，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产生了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这种条件下，要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必须纲领明确，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制度创新，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民意表达顺畅，建立健全一套充分发掘民力、科学集中民智的利益表达和民意表达机制；重视民生，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尤其必须固本强基，保障工农两大阶层的权利，把工人、农民作为党执政的最根本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进一步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同时，又要反映和体现其他社会阶层的合法利益，不断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多数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从形式上来说，不是一党制，也不是两党制、多党制，是融一党制、多党制为一体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也区别于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多党制。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政治功能上的独特性表现为，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在共同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上多党合作共事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多党合作制。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党执政、多党参与制，也即是各民主党派承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中国共产党尊重、信赖各民主政党的前提下共同参政、议政。第三，这样的政党制度能够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保障广泛民主权利的行使以及党派监督机制和统一战线中坚力量的形成。
有学者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改进与创新。

也有学者认为，在党的执政方式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党民关系、党政关系以及权力与监督的关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四）村民自治中“两委”关系问题。近十几年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倍受国内外关注，尤其是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并成为村民自治研究中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有学者认为，村民自治中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之所以发生“党村冲突”，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基层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他以为，“村”的运行已纳入法治轨道，有法可依；但“党”的运行却只能依照“领导核心”这一原则规定，无法可依。正是这种运行模式的不协调造成的碰撞，导致“党村冲突”大面积发生。解决这一冲突的途径在于，将党的活动也纳入依法运行的轨道。

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学者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浙江省村民自治中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村级权力结构和村庄治理，尤其是村级党支部向何处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村级选举影响农村资源、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改变着乡村领导人的政治行为，并影响着村级政治结构，促使党支部也与村民委员会一样通过选举产生，导致村庄治理更趋复杂化。该学者就此提出五种村级权力结构类型：一是党支部书记控制型，即强党支部弱村民委员会；二是党支部成员与村民委员会委员交叉任职型；三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会主导型；四是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权力共享型；五是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冲突型。

该学者还强调指出，在村民自治中，党支部的民主化旨在与经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相抗衡。如果村党支部抵制民主，单靠制度和来自上级的保护，以应对来自基层的民主需求，就会进一步衰萎，并有可能改变其党的性质。

对于这种观点，多数学者持不赞同态度。他们认为，基层党支部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基层党支部权力合法性的宪政基础；二是党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这是基层党支部权力合法性的社会政治基础。因此，选举并不是基层党支部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党支部实行民主选举，不仅不会改变党的性质，而且是党内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此外，在研讨会上，还有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意见、观点和主张，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关注，并保持清醒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合法性正面临挑战。为此，党既要巩固已有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合法性”以及“政绩合法性”，又要与时俱进，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时代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执政党的现代化包括思想、组织和功能的现代化。还有学者强调，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研究，推动党自身的现代化。

有学者认为，在进入21世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要继续长期执政，就必须用“形式民主”的合法形式来重塑正义性的合法性基础，继续用经济成就来巩固有效性的合法性基础，用新型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社会认同整合功能作为上述两种方式的有效补充。

有学者认为，由于市场经济的导入，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的关系一体化格局向多元化格局转变，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的市场化价值取向、文化价值取向和利益价值取向中，市场化价值取向应是第一选择，其执政方式创新要从封闭型向开放型彻底转变，从强制型向契约型转变，从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

还有学者指出，没有关于政党的立法，就无所谓“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国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中国政党法》。而且，我国政党立法应吸收外国政党立法中有利于民主政治运行、有利于政党严格自我约束、有利于公正廉洁等方面的规定。

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