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13日至16日，“中国政治学会2002年年会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在新疆石河子大学召开。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著名政治学专家中国政治学会顾问王惠岩教授、徐大同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王一程研究员、王邦佐教授、刘德厚教授等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石河子大学的有关领导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议期间，与会8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政治文明的涵义、特征及其在社会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没、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民主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司法改革、统战工作、政府职能、政治文化、公民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和对策，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对政治文明的讨论和认识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江泽民总书记在“5•31“讲话中再次突出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思路，对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因此，需要加强对政治文明问题的理论研究，科学地界政治文明的内涵、把握政治文明的特征、揭示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

    (一)政治文明的涵义。学者们在对学术界关于几种政治文明概念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文明通常是指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具体说，政治文明是指每一种社会形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发展的程度或水平，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而政治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具体体现，就是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政治制度的设置和管理(统治)方法的运用。也有的学者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不仅要关注政治文明的静态部分，而且应该为政治文明概念注入动态的内容。认为，所谓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还有一种观点，不仅将政治文明与整个社会文明联系起来，而且将人类所创造和积累的政治成果区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部分，认为积极成果才属于政治文明。并强调指出，政治说到底是人的政治，因而人的政治素质的提高、政治观念的变革、政治行为的理性化、政治关系的协调等如同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统治方法的逐步科学一样都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因而，政治文明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和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所有积极政治成果和与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

    (二)政治文明的特点。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要科学地界定政治文明的内涵，进行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揭示政治文明的特点。大家在普遍认为政治文明具有复杂性、动态性等特点的同时，重点讨论了政治文明的阶级性和民族性问题。认为，尽管政治文明是整个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有些内容可以相互借鉴。然而，政治文明作为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阶级性是它的本质属性。任何形态的政治，都是统治阶级主导的政治，政治文明体现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建立什么样的运作机制，倡导什么样的主导价值观念，构建何种政治制度，其宗旨都是为了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合法化、固定化。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几种历史类型的政治文明，都严重地带有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色彩。任何复杂的政治文明都可以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予以剖析和说明，抹煞了政治文明的阶级性就等于舍弃了政治文明本身，使政治文明成为无法认识，难以科学说明的现象。因而研究政治文明问题，必须十分清楚地把握不同历史类型政治文明之间最根本、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阶级内容不同；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在注意其形式变革、机制完善、理论创新的同时，更为主要的是要把政治文明建设的注意力集中于巩固政治文明的阶级基础上。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政治文明最为主要的就是要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此外，政治文明总是受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特征的影响，深深地带有民族的鲜明特征。因而各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寻找自己的模式、途径和道路，决不可照抄照搬，东施效颦。

    (三)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与会专家学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1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利于把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性质和正确方向。具体而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是我们的政治优势，也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质。2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利于更广泛、更深刻、更具体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3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利于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政治文明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化与发展过程，在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中具有可替代的地位。只有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才可能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政治文明建设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它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法制保障，创造安定和谐的秩序。还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政治文明，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和现实反复警示我们，如果忽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可能会遇到来自政治领域的障碍而难以顺利进行，甚至会延缓现代化的进程。

    除此而外，有些专家还提出了通过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命题。认为，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应在全面总结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实现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重心的转变。逐步实现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政治发展转移到通过政治文明建设促进政治发展的轨道上来。

    二、中国政治学者视野中的全球化

    (一)与会许多学者指出，“全球化”首先并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它描述的是贸易、金融、投资等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的全球化。有学者将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归纳为如下几方面：贸易自由化的范围迅速扩大，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程度加深；金融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投资全球化现象日趋明显，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生产网络的全球化体系逐步形成，国际分工水平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作用不断加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物质基础，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则为经济全球化建立了技术平台，二者共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当然，伴随着经济过程和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以及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国在政治、文化、观念等方面的交流、碰撞和相互借鉴和影响不断加深和拓展。在这样一种宽泛意义上存在着所谓“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复杂问题。正因为如此不少与会学者主张，应慎用“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类提法，对于政治等领域的国际交流现象，应提“多样化”更为准确和恰当。

    (二)有些与会学者明确提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同质化”、“同样化”，即使在经济领域，也不存在“同质化”，因此有学者认为“经济一体化”这一提法也不够妥当。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无论是从现实运动还是发展趋势上看，更是不存在“同质化”、“同样化”现象。虽然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各国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和共同遵循的规则，如联合国宪章，WTO规则等，但这些共识更多的是一种妥协或让步，而不意味着“同质化”。还有学者指出，目前世界各国政治民主化的趋向也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同质化，趋势不同于模式，各国对民主的理解不同，发展情况也不同，不存在全球统一的民主模式。各国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民族特点、历史传统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只不过是借鉴和参考而已。

    (三)虽然与会学者中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已有百年历史，有人将经济全球化回溯到15世纪，甚至更早，但大多数专家认为，目前谈论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会多数学者还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一种发展趋势，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伴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一种客观现实。经济全球化虽然确实有其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进程的一面，但经济全球化进程很明显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为追求其战略，主要的是通过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巩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维护其优势，防止任何具有挑战力量的国家或集团兴起。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就从一种经济发展的客观过程变为一种观念的过程，变成了政治家的战略，变成了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手段。

    (四)与会许多学者都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导者，而且是主要的受益者。从有关国际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规则主要是依据以美国为代表的拥有大量资本的国家的利益和影响来制定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这些国家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

    但也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单一向度的同质过程，各国在冲突中寻找和平和发展。经济全球化正由此转向一种新的扩展方式：民族国家和区域组织为单位主动参与。不赞成此种看法的一位学者对发展中国落后的焦虑和对快速发展的渴望而采取主动拥抱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表示担心。认为不能对经济全球化寄予太多的期望。以为经济全球化提供的不仅是发展的机遇，更是一条捷径，可以借此解决因落后、贫困所造成的种种问题的观点值得商榷，需要进一步澄清。他认为，目前在对经济全球化的学术研究上存在这样一种倾向，以为什么问题都与经济全球化有关，这不仅造成了不少学术“泡沫”，而且掩盖了对许多更深层次问题的研究。

    三、对经济全球化以及加入WTO对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的看法

    (一)与会学者一致赞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有利于加快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又易于被西方发达国家以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甚至是军事威胁手段，迫使其纳入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压制了这些发展中国家自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体对中国而言，有学者指出，中国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但同时我国已经并将继续受到经济全球化负效应的冲击，这主要体现在：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经济震荡和压力；经济全球化的文化传播所引发的负面的社会问题：原本是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因经济全球化而易于受到国际社会的牵制和干预。这些负面效应，在我国综合国力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尚处于非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难以避免的，同时又是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应对的。

    (二)一些学者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加入WTO，从积极的方面看，一是由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二是世贸规则所蕴含的法治观念和契约意识，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民主理念，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思想文化基础；三是由于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调整政府与社会、企业、个人的关系，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四是由于我国政府、企业、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法律化。而从消极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以及入世，一是由于使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紧密，易于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感染，入世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会造成社会结构和利益的进一步分化，进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二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行制定了对其有利于它们的国际规则，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使我国可能在经济乃至政治方面的主权受到控制和削弱；三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凭借其经济和科技强势而获得的文化强势，逐渐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消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归属感，进而影响我国政治发展的走向；四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张扬，可能消解民族认同感；五是可能容易引起激进主义的反应，引发非理性行为，从而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

    总之，经济全球化增大了西方价值观念的传播机会，“西化”的威胁性加大，对我国主权构成现实的威胁。

    (三)也有少数学者不同意上述分析。强调要区别开“西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认为前者涉及霸权主义问题，而西方文化则只是一种区域性文化，其中包含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成分，同样有利于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因此，不能因为一些理念源自西方，就将其拒之门外，这样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其中有的学者还认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削弱国家主权。其总的趋势是：世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来划分的合理性得到普遍尊重，而民族国家面向全球的开放能力及其程度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性条件。民族国家不进行自我限制就无法融入国际社会。参加国际组织而进行某种自我限制，这本身就是自我作主，而非服从他国。这种自我限制是否是“主权弱化”，是属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四、中国的政治发展应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一)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因此我们不能拒绝参与，而应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有学者认为，我们必须学习和适应国际活动的规则。并通过对话与交流，参与、影响、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忽视中国的国体。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巩固工农联盟，绝对不能淡化和削弱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有的学者提出，要通过改革和法治建设，逐步完善我国的各项政治制度。尤其要关注政治的法治化问题，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的法治化、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三)有学者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这包括：首先是经济改革，要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强化科技创新，进一步搞好政企分开，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其次是加强廉政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再次是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要不断强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水平。

    (四)更多的与会学者则专门谈到了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提出执政党建设要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入世后新的历史条件的挑战。有学者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做到“四个不能变”。即党的指导思想、领导地位、根本宗旨和传统作风不能变。同时要搞好“四个应对”。即党的组织机构设置和职能要应对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党的领导方式要应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党的作风建设要应对入世后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多元化的新形势；党的社会基础要应对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变化。

    也有学者认为，执政党建没问题本质上是使党适应时代的历史要求问题，即政治现代化建设问题。要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任务的变化，通过领导体制、执政方式的改革和调整，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强调应进行“意识形态创新”。根据新形势，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对各种理论遗产进行分析和扬弃，建立起适合我国社会发展进程，并符合人类文明总方向的意识形态体系。核心是重塑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执政权威。

    (四)有些与会者谈到要加强政治文化建设。有学者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要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注入人文精神，积极推进政治社会化进程，确实培育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也有学者认为，在全球文化发展和西方国家频频发动文化攻势的情况下，中国政治文化首先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否则就无法维系中国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的继承上，要兼顾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而在当代中国，这种内能接中国政治文化，外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就是中国的德政思想和“和合”精神；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建设先进政治文化，需要的不是中西政治文化的抗衡，而是对二者的双重超越。因为二者都有其局限性。要建设先进政治文化，就应当欢迎所有严肃认真的讨论，倾听各种发自内心的声音。政治文化要想不断进步，关键是要不断创新和超越，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中国还应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对全球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五)与会学者谈论最多的还是关于政府改革。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高缓和社会冲突和协调社会利益的能力，应当及时缓解社会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使全国人民都能在改革开放中普遍受益。为此，要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的政府权威。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可以通过强化和完善国家对收入再分配的宏观调控来实现。

    有学者提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入世的客观要求，首先，政府职能要由原来的“政府主体”的单元价值取向转变为“公民(社会)与政府主体相结合”的两元价值取向；其次，要理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国际组织，以及政府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再次，政府运行方式要由权力运作转变为法律和规则运作；最后，政府要重构其宏观调控职能，建立并加强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和信息安全的职能。还有学者提出，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应对加入WTO的挑战，政府改革需要更新观念，破除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庇护——依附”观念，树立起注意发挥中介机构作用的观念。也有的学者提出要重塑和建设一个服务性政府。认为这既体现了改革的精神，也适应了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更能揭示社会主义政府的本质。当然服务并不等于不要管制，而是要使管制服从于服务。

    (六)有学者特别提醒指出，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开放环境，使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而且，将一国国内问题“国际化，已经成为冷战后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在处理国内问题时，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另一方面要有敏锐的全球视野，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作出科学的解读和妥善的处理。建立灵敏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及时把各类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通过审慎地推进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积极稳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尽量避免其演变为国际问题。

    五、若干具体对策和建议

    (一)有学者提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目标确立必须考虑民族性和社会主义特色，同时，这些战略目标既要成为政治发展的方向，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可望而不可及。

    (二)有学者认为，为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就首先必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一是要继续强化人大常委会的职能，有必要增加人大常委的职数，根据需要增设一些专门委员会；二是要落实人大的监督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三是落实人大的财政权，建议在人大常委会设立类似国外议会中的拨款委员会那样的专门机构。
    (三)有学者在专门论述入世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时指出，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不能只是精简审批事项、规范批程序，还需要在政府管理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政府职能的设定和行政方式等方面，实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转变。在考虑履行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应立足我国实际，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寻求解决办法。而不能盲目、被动地按照西方的要求，照搬西方的标准。

    (四)还有的学者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注重国家宏观层面的政治发展的问题的同时，应当关注基层社会，特别是要研究县城的政治发展状况，研究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
    此外，会议还就与会议主题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