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12日—13日,由中国政治学会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及研究机构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价值定位、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题、如何深化与加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

     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价值定位

    有学者详细回顾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历程。近代以后,西学走进中国。最初,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是以翻译西学经典为主要形式,其目的在于启迪民智,资政育民。20年代后,中国学人开始系统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逐渐出版了一些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新中国建立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进行,后来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材不下十多种,还出版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从而大大深化了国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了当前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

    第一,由于种种原因,真正具有创新性、启迪性以及比较系统反映该学科理论前沿问题和当前研究动态的文章和著作尚不多见。

    第二,有关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专题研讨和学术交流较少,没能发挥出这一学科研究者的群体优势。由于沟通与交流的缺失,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严重,学术观点之间也缺乏碰撞和融合的机会。这样,既不利于促进学术的提升,也不利于学科的建设。另外,中国学者的国际交往较少,缺乏与西方学术同仁的平等对话,只能借助文字,通过网络,跟着西方学者跑,容易被“西方中心”式的思维范式牵着走。

    第三,当前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队伍薄弱。西方政治思想史本身不是显学,不易进入主流政治话语,而且其研究起步虽早,但发展较慢,再加之市场因素的影响,因此,尚未形成一个活跃、成熟而强壮的研究群体与梯队。这些都足已构成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的羁绊。

    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定位问题。学者们认为,首先,它有利于发展和完善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西方政治思想史与中国政治思想史一样,是政治学专业的基础学科,是政治学学科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学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利于我们科学而准确地认识西方文明的发展历史和社会政治现实,有利于汲取和借鉴西方
政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和合理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中,急需要进行符合我国发展需要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而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创新,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继承中国政治文化优秀传统和借鉴西方政治文化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长远需要来进行。在这方面,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是会大有作为的。

    (一)重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当代政治生活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应该着重解决三个问题,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先搞清思想家讲的是什么,弄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讲,才能准确地认识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取其所长,为我所用。应该看到,任何政治思想,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离开了时代,政治思想就失去了生命力。换句话说,任何政治思想都是针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而言的,所以只有把一种政治思想体系、政治理论学说、政治意识形态还原为特定的社会政治问题,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才能够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它。

    也有学者认为,通过回顾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历程也可以看出,人们总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去解读政治思想,去寻找政治思想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人们研究思想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应时代的需要而研究。关注现实,是社会科学学者的时代使命和理论责任。因此,回顾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应该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出发点和指导原则。

    (二)突出对西方政治思想家的思维过程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要分析和阐释西方政治思想家是如何思考政治现象和解决政治问题的,就要重视考察他们的思维过程、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其实,所谓“政治思想”本身就包含思维成果与思维过程(思维方法)的双重涵义。当前学术界所进行的研究,对思维过程的关注还很不够。纵观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理论学说的发展,并不只是思想资源积累的结果,更主要的是借助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思考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结果。视角的变化,方法的更新,既拓宽了人们的理论视野,也扩充了理论容量,使政治研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从而实现思维范式的转变。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一般都伴随着思维方式的转折。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中思维方式或研究范式的一个重大变革。

    有学者注意到理性主义思维传统对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认为,理性主义体现在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上。从本体论上讲,理性主义就是认为人本质上是一个理性动物;从方法论上讲,理性主义就是重视能够体现理性的形式逻辑在理论研究中的作用;从价值论上讲,理性主义就是强调理性的价值和培养理性的重要性。然而,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在这三个层面上理性主义的观点都是有缺陷的或片面的。特别是涉及价值问题时,理性主义的方法常常是无效的。这也是历史主义方法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加强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一致认为,比较研究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在政治思想研究中,比较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当前有关中西政治思想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前景来考虑,拓展和深化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是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也是创造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政治文化的紧迫要求。

    有学者认为,中西政治思想的差异性十分明显,在政治思想形成的基础、切入点和侧重点、研究主题和旨趣、思维方式和方法,乃至概念和名词术语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这些差异是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原动力,但同时也给比较研究带来了相当的困难。对西方学术话语中的一些范畴与概念,人们甚至很难在中文词汇中找到一个相对应的确切词语。克服这些困难,需要我们倾注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国内已有的一些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成果,多是从宏观的视角审视中西政治文化,如“一”与“多”、整体本位与个人本位、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西政治思想的相关特点。但这种对应是否确切,这些内容是否精当,能否概括中西政治思想的内在特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四)促进学术信息的沟通、交流与共享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国内的学术沟通较少,交流渠道不够通畅。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提出“沟通信息、交流成果、深化研究”的口号,倡导人们重视在国内乃至国际研究群体内互通有无的必要性,并呼吁更多地举行类似规模与形式的学术研讨会。

    对于与西方学术界的沟通与交流,也有学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自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开始向全世界传播,东方一直处于被动应战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方文化把个人从整体中释放了出来,个性发展与个人权利的保障也带来了进步与繁荣,但其后果往往是社会的解体。如果说当代西方文明在未来的某天消亡了,那么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与平等主义的发展很可能就是始作俑者。因此,面对西方的思想成果,我们在学习的同时,也要持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让怀疑、警惕与学习共存。

    三、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研究主题这涉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也涉及我们在研究中应该如何选择和取舍思想资料,以及如何把握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问题。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人们比较认可的是将国家政权问题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要内容。不过,有的与会学者认为,虽然国家政权(或政治制度)是西方政治思想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实际上还涉及更为广泛的问题,例如人与国家、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许多政治思想家不仅相当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还对此提出了许多深刻和精辟的见解。他们关于和谐的政治生活和理想的国家形式的构想,无一不是从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角度进行阐释的。

    还有学者把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思想家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国家权力的范围问题,这实际涉及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范围问题,也即国家应该干什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主要是集权主义和有限政府观念的对立:另一个是国家权力的性质问题,也即何者为国家统治者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主要是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对立,即一人(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的对立。

    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围绕第二个问题的对立应归结为专制主义和宪政主义的对立,也即人治和法治的对立。因为,虽然在思想史上存在着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共和制等政治理想的纷争,但是从实际生活来看,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都是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只有宪政主义对法律统治地位(法治)的确立,才能真正避免专制主义的为所欲为。当然,学者们也指山,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与政治情境的不同,政治思想家们研究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另外,西方政治思想家对政治制度的探讨和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也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经验。

    四、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一)传统课题的深化

    自然法、自然状态、民主与法治、权利的保护与权力的制约,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课题,学者们对其仍然怀着浓厚的兴趣。有学者认为,自然法作为立法的准绳和价值判断标准,是对立法的限制。合乎理性、保障人权和遵从民意是限制立法的三个维度。还有学者论述了新自然法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特征。有的学者揭示了自然状态说在近代初期盛行的原因,认为自然状态在作为对人类历史或现实状态之描述方面的失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政治思想转换论证方式的重要原因。还有学者论证了契约理念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实践意义与探索价值。

    有学者从民主与法治的冲突和均衡的角度,来描述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演进模式。还有的学者在古罗马的法律文化中寻找孕生权利保护与权力制约的理论因子。另有学者通过探讨自由主义两大传统(即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差异,以及这两个政治传统之间的对立与融合,揭示自由主义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

    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历史主义传统是过去较少受人们关注的一个课题。有学者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主义在西方思想舞台上的兴起,是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事件。它通过把发展变化思想和情景条件意识引入西方人的观念中,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传统,强烈地冲击了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意识,并迫使自由主义采取了新的理论形式。作者还对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作了区分,认为真正的历史主义是兼顾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方位思维,是最少教条、最少形而上学也最具包容性的思维路线。

    (二)当代动态的把握

    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些新动向与新态势,学者们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有学者探讨了当代西方多元主义政治思想在对“一”与“多”关系的认识上的两种倾向,即主张建立差异政治的激进多元主义,和主张多元之间对话与整合的温和多元主义;同时分析了一元和多元之间的辩证关系。

    还有学者对目前西方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进行了探讨,揭示了这一思潮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强调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主张差异的平等和反对同质化,提倡差异群体之间的对话、协商与合作等。

作者:马德普、庞金友,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市,30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