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些国家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波澜壮阔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但是，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在所难免会有一些瑕疵和不成熟完善，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社会主义民主事业也遭受严重挫折。在这种形势下，某些西方国家把矛头指向中国，图谋用和平演变等方法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使中国重蹈苏联东欧的覆辙，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在竭力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观，以“多党制”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议会制”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三权分立”否定民主集中制。

与此同时，国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大肆鼓吹、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攻击中国的民主理论和制度，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伟大成就。有少数知识分子、干部和群众，被这些论调所迷惑，盲目崇拜西方民主模式，不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揭露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和虚伪性，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定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念，同心同德，共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制度，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则是资产阶级专政

民主(Democracy)一词的本意是多数人的统治。在国家的制度设计中，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是指人民主权或者人民当家作主。因此，评判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好坏优劣的重要标准，主要从国家形态上看主权实质上是归属于人民还是归属于少数统治者，看民主的主体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看人民在国体和政体中的宪法地位和实际地位及其权力(权利)状况。在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且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社会和民主的主体，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

在旧中国，各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根本没有民主和人权可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人民获得了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在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依法享有和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各项权力(权利)，人民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人民享有生存权和发展权、人身人格权、民主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广泛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成为自己新生活的主人。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从制度建构和法律关系上，保证了人民与国家的一体化，保证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都由人民所享有，人民不仅是国家公共权力的主人，也是宪法所确认和保障的民主权利和其他政治权利的主体。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人民不再是国家的奴仆，而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不在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的异化力量，而成为实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根本保障。在经济上，亿万中国人民掌握了生产资料，根据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享受劳动所得，成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人。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保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国人民的经济解放，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中可以略见一斑。1949年，城镇居民人均年现金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50元；到2002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加到7703元和2476元。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每人80元提高到 2002年的城镇居民8265元、农村居民2399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8.6亿元增加到8.7万亿元。在大力发展经济、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国家致力于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来，共解决2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使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3％左右。1999年，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行全面研究后发表报告指出：“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贫困人口普遍增加的时候，中国是个例外。”“中国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人民的政治解放与经济解放结合起来，人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结合起来，民主政治与人民主体结合起来，从根本上确立并保证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多数人的统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

人民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规定。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人民依法享有各项人权和自由，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依法对敌对阶级和敌对势力实行专政，保障国家政权不被颠覆、民主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公开宣布对敌对阶级和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真实性的体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由人民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从反革命的专政那儿学来的“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

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人权)相对立，国家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成为压制社会、侵犯人权的祸首。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矛盾，是其经济基础、经济关系的必然反映，也是西方政治学者在理论上始终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在经济基础、尤其是财产所有权制度方面，资本的私有化使劳动主体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资本的所有者与管理者相分离，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相矛盾。在分配制度方面，按资本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机制，残忍地扼杀劳动人民对于实行按劳分配的诉求。这种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以及“按资分配”制度导致的两极分化，使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富人的民主、资本的民主。
然而，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总是把他们的民主描绘成所谓的“纯粹民主”、“全民民主”，竭力掩盖其民主的阶级性和资产阶级专政本质。对此，列宁早就进行过揭露。他说：在无产阶级革命面前，“资产阶级不得不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针对美国民主的资产阶级专政本质指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邓小平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予以了详尽地揭露。他说：美国有50多种对于选举资格(例如对于财产状况、居住年限、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社会威望等等)的限制，美国的“选举税”和“人头税”经常剥夺了广大贫苦的劳动人民和广大黑人的选举权利。1942年，美国年满21岁的黑人仅有10％列入选民名册，而参加投票者仅有 1％。美国如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在本质上也是一样，它们的候选人通常要缴纳大量税金，负担选举费用，这就使得穷苦的人们和富翁在候选人的提名方面处在完全不平等的地位。除此之外，资产阶级还利用金钱，采取贿赂、进行政治买卖及其他各种舞弊的办法，以达到其包办选举的目的。由此可见，西方的民主制度，只能是以保护资本的剥削制度和民族压迫制度为基础，而绝不允许人民有真正当家作主的权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又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这种民主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专政。

毋庸讳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出现了某些变化，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广大人民群众逐步享有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西方民主政治在实现形式和运作机制的某些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如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取消选举权的财产、教育程度、居住期限、性别和种族等的限制，选举制度和人权保障有所改进，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有所加强，公民参与政治的范围有所扩大等等。但是，西方国家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仍然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贫富两极分化仍在扩大，国家的统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大资产阶级、金融寡头及其代理人手里，统治者做出的重大决定总是以维护其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依然未改变。据资料显示，美国的贫富差距与经济同步发展，1％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财产的40％，而80％的美国人只占有全国财富的16％；1979年5％的收入最高家庭的平均收入是20％收入最低家庭的10倍以上，到了1999年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 19倍，居西方民主国家首位；1992年，美国最大公司的老板们的收入是其普通工人的工资的100倍左右，到了2000年他们挣的钱是普通工人的475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03年的报告指出，美国贫富差距之大为近70年来之最。美联储的一份报告显示，1998年到2001年，美国最富有人口与最贫穷人口之间的财富差距扩大了70％。美国政府的某些政策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美国智库环境工作组2003年的报告称，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使大农场主得到超过70％的政府补贴，大农场主与普通农民的收入差距扩大，迫使许多农民濒临破产。美国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在《民主的嘲讽》一书中，把美国富人民主的状况描述为“精英民主”，即“治理美国的是精英，不是民众。”这些精英的阶级背景是：“大多出自富裕、受过良好教育、声望卓著、名流、白人……等等社会集团。他们出身于上层阶级，即那些在工业、商业、金融、教育、军事、交通、市政机构、法律等社会团体中占有或控制着比其人数多得多的份量的阶级。”资产阶级精英统治下的西方民主，是少数人富人的民主。这种精英民主根本背离了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的基本原则，简直就是对民主的绝妙嘲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与民主本质是统一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则以形式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

民主的实现形式与民主的本质相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其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其民主是在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型民主，具有实现形式与本质相一致的真实性的特征。

表现为：（一）从国情出发，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的民主制度，保证了民主实现形式与民主本质的统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是由社会主义法治所确认和保障的。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明确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重要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的制度，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制度，依法行政制度，司法独立，公正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这些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集中体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障。

（二）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相一致，宪法和法律绝不允许存在只享有权利而不履行义务、只拥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的公民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拥有制度和法律之外的特权。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三）国家为实现人民民主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和法律保障。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和实现形式、实现程度，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加强而不断健全。

选举是实现民主的重要形式。在我国，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有99.97％的18岁以上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参加选举的情况来看，全国的参选率基本上一直保持在90％以上。在全国县乡选举中，选民参选率1953年为85.88％，1981年为95.82％，1993年为93.58％。1999年全国第七次县乡选举，参选率最低的省份为87.85％，最高的省份为97.05％。总体而言，1989年以来中国的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始终保持在93—94.5％之间。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与中世纪封建专制统治相比，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长期以来，西方民主仅仅在形式上、法律上赋予人民平等的权利，在有限的条件和范围内使劳动人民获得了民主和自由。西方这种民主政治的特征，一是以劳动人民不得危及资产阶级统治为限度，否则将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镇压；二是用“金钱民主”取代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等级特权，但仍然是以资本的统治为基础和条件的；三是形式上、法律上的民主及其权利常常被资本所限制和剥夺，从而使民主蜕变为少数有钱人所享有的民主。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西方民主往往只是一种装饰或者摆设。

选举被西方政客标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纵向民主的起点和消灭非正义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但是，西方民主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常常被金钱、媒体、黑势力、财团等所影响和操纵，蜕变成了“富人的游戏”和“钱袋的民主”，从而常常成为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使民主发生变异。在西方，金钱与选举的胜负有密切关系。例如在美国，没有金钱，就不可能敲开通往白宫的大门。美国总统大选，1860年林肯总统花了10万美元，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时，两党共花了1100万美元，1996年总统选举花费膨胀到9亿美元，2000年则达到30亿美元。据美联社2000年11月9日对美国金钱与选举胜势的关系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1999年竞选获胜当选的81％的参议员和96％的众议员，他们所花的钱均超过了竞争对手。另据美联社报道，2004年美国“民主的代价”(指美国大选)的总费用将高达4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计票、投票工作人员以及选举律师们的人工费用。如果再加上由各州和各地方政府承担的费用(这些费用将在选举完全结束后统计)，其耗资还将增加数亿美元，甚至可能增加10亿美元，使2004年大选费用超过破天荒的50亿美元。金钱可以操纵美国的民主选举，所以有专家指出：“只要在联邦大选委员会那里查一下筹集资金的帐户，就可以在大选之前知道大选的最终结果。”

参选率是评价选举民主程度的重要指标。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国家民众对于各种选举的积极性普遍下降，用消极的不投票方式抵制其选举制度。以美国总统大选为例，1960年的投票率为64％，1964年为63％，1968年为60％，1972年为56％，1976年为53％，1980和1984年均为52％，1988年为50％，1996和2000年均为49％，2004年大选投票率超过了50％。美国大选总体投票率低的原因主要是：

(1)有相当数量的选民对总统选举失去兴趣，民主意识逐渐下降，对金钱民主失去了信心，例如2000年大选中有25％的青年人不知道总统候选人的姓名及相互搭档关系。

(2)一些社会群体对旷日持久、宣传多于务实、许诺多于落实的选举产生逆反心理，例如，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产业工人、修鞋匠、清扫工、社区服务者等社会弱势群体，基本上不参加投票。

(3)在选举中存在着歧视现象，有不少黑人被取消了选举资格，少数民族如华裔、拉美裔等也不受重视。

(4)归根结底，美国的民主选举本身就是一些垄断财团的民主，是美国诸多利益集团争夺政治权利的舞台。

在总统竞选中，美国已有上千由跨国公司、垄断财团、专业组织等组成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行动委员会”除出钱资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外，还相互攻讦，暗中做手脚。对这些出过力、花过钱的幕后老板，美国总统在选举之后又必将实行“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政党分赃。1800年美国第四任总统杰克逊的拥护者形象地论证了政党分赃：“在政治上要像在爱情上、战争上一样公平，战利品属于胜利者所有。”政党大选获胜的回报就是政府的职位和权力。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中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可以任命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委员会主席。入主白宫的政党则可以在行政部门任命3000多人担任高级职务。克林顿在连任选举中，曾得到美国多家军火商的资助，他当选之后即在推动科索沃战争等方面，为军火商尽了一把力。据美联社2004年11月18日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共有246人每人为布什筹集的助选资金超过10万美元。布什当选以后也对他们予以回报，其中1／3的赞助人本人或其配偶进入布什政府，有的成为美国驻欧洲国家的大使，有的当上了一些政府委员会成员。例如，加利福尼亚州银行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前财政主管霍华德·利奇被任命为美国驻法国大使。至少57名赞助人本人或配偶被任命到一些委员会。还有3名主要赞助人进入了内阁，他们是商务部长埃文斯、劳工部长赵小兰和国土安全部长里奇。在议会制下获胜的政党，可以同时掌握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英国，约有100名执政党议员能够获得内阁和高级行政官员的职位。政党分赃一方面可以拉拢或者回报执政党的党员和其他支持者，另一方面也可以奠定执政党的组织基础。

显而易见，由资本私有化的经济基础所决定，资产阶级民主在理论上标榜代表社会普遍利益，而在实践中却代表和维护资本的特殊利益；在政治领域宣扬人人平等，在经济领域却允许或者放任两极分化的发生；在法律的形式上规定人的普遍人权和自由，却用资本的特权将这些权利和自由变成虚幻的光环；在国家政权形式上实行权力分立，在实际上则将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在世界范围内宣扬“全球价值”、“普遍利益”、“人权共同标准”，推行全球化、民主化，实际上却借机谋求一国私利和金融、军事以及政治霸权。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则实行三权分立

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国国家机构的基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有利于集中和体现人民的整体意志和根本利益，有利于实现民主与效率的统一，保证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的结合，有利于强化民主监督，防止权力腐败。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和运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它以制度的形式体现人民的意志。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普遍、平等的民主选举制度，直接或者间接选举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大产生“一府两院”。各级人大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大分别是国家和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一府两院”必须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这样，就形成了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当家作主的政体形式。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无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是重大事项决定权)，以民主方式制定法律、法规，把人民意志汇集起来，转化为国家意志，并以普遍规范的形式表达出来。“一府两院”作为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实施机关，只要做到严格依法行政和独立公正司法，就可以将体现为法律法规的人民意志付诸实现。人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各种形式和途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国家权力的主体始终是人民，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始终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立法权之下运行。民主集中制的这种制度设计，既保证了人民的当家作主，又实现了国家的管理效率。

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目前，我国共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近5万个，人民代表330多万人。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各地区、各民族及各个阶层、各种团体都有自己一定比例的代表。2002年选出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共2979名，其中，工人农民551名，占代表总数的18.46％；知识分子631名，占代表总数的21.14％；干部968名，占代表总数的32.44％；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480名，占总数的16.09％；人民解放军268名，占代表总数的8.98％；香港特别行政区36名，占代表总数的1.21％：澳门特别行政区12名，占代表总数的0.40％；归国华侨38名，占代表总数的1.27％。代表中，中共党员2178名，占代表总数的72.99％。少数民族代表415名，占代表总数的13.91％，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妇女代表604名，占代表总数的20.24％。21各级人大代表在中央和地方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

如何协调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历来是民主政治体制建构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既可以保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挥民智，反映民情，汇集民意，维护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力和权利；又可以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统筹各种需要，做出正确决策，步调一致地实现人民意志，因此民主集中制是保证民主与效率相统一的有效方式。

“三权分立”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来的政体组织原则，是指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三种权力之间相互分工，彼此制约。三权分立原则首先在美国宪法中得到了体现，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根据本国的国情在其政治制度中实践了这种原则。“三权分立”从产生时起，理论学说就不尽相同，制度形态也各异其趣，如美国实行的是三权并列型的分权，英国实行的是议会至上型的分权，法国实行的则是行政优越型的分权。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三权分立”原则对于否定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即使在今天，“三权分立”原则所蕴含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某些监督原理和机制，仍然具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是，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组织活动原则，“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工。正如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把“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资产阶级是从来不会把统治权分给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在实践操作中，就连西方政治家也不否认“三权分立”的弊端。曾任国会参议员的富布莱特在指责美国“三权分立”体制的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今天运转起来非常不灵。……在民主党控制国会而总统是共和党人时，宪法规定的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内在抗衡就要大大加剧。……国会常常不能就预算达成一致意见，也不能有效地削减财政赤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我们政府权力分立体制所固有的行政和立法之间的抗衡。”概括起来说，“三权分立”存在的主要弊端是：其一，“三权分立”没有解决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基本矛盾，难以形成人民和社会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制度化机制；其二，在“三权分立”之下，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和民主的主体，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形成对立状态，公民权利经常遭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同时也成为抵抗国家权力的力量；其三，以权力制约权力为特征的“三权分立”，互相掣肘，互相扯皮，降低甚至丧失了效率，使国家机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其四，“三权分立”在现代西方的政治实践中正在发生嬗变，主要表现为行政权的扩张，立法权的式微，司法权的政治化等。

议会制被西方政客标榜为民主政治的中心。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一院制的议会，还是两院制的议会，都被所谓社会精英所把持，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往往被排斥在议会之外。例如在美国，“精英中的精英是在议会，在众议院、参议院和其他立法分支机构里。”“参议员和众议员很少由群众产生，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受过良好教育、信誉卓著、较有影响的上层或中上层。”除了经济地位和家庭出身，教育、种族、性别等也是决定能否当选议员的重要条件。“在美国，国会议员属于受到最好教育的人，他们的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他们所代表的群众。他们的这种教育水平反映在职业背景和中上层血统上。”1991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中，分别有律师63人和184人，居各种职业之首。如果按照人口比例，黑人在众议院里应当有43名议员，在参议院应当有10名议员，但是在1991年，众议院仅有24名黑人议员，参议院则没有黑人参议员。妇女占美国人口的一半，但在国会中只是极少数，1991年众议院仅有25名女议员，参议院有2名女议员。据1994年4月统计，美国参议院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议员是百万富翁，众议院也有 11.5％以上的议员是百万富翁。难怪《华盛顿邮报》1994年4月17日的文章说，美国国会是“富人的国会，富人的统治，为富人谋福利”。由此不难看出，在西方国家，议会是富人的权力场和讲坛，平民百姓无缘跻身其间。

西方国家总是宣扬议会民主，但这种民主常常是以牺牲效率和高昂的经济成本为代价的，它使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变成了“清谈馆”。例如，美国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对不同意某项法案的发言时间未作限制，参议员就常常利用会期结束前的一段时间“以冗长演说阻碍法案通过”，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位参议员持续演说5天、来回踱步75公里的辩论纪录。在美国参议院，“反面权力的玩耍者们的首要战略，就是利用阻挠议案的长篇演说或引起争论的修正案使法案陷入困境。实际上每一位参议员都会偶尔使用这种妙法来使他所讨厌的议案陷于停顿。”在其他西方国家的议会中，相互攻击，使用拖延战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现象也比比皆是。

此外，西方议会为政党所操纵和控制，把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图和利益用民主议事权力机构的招牌遮掩起来；西方议会为“院外集团”通过游说、贿赂等所影响、操纵或者控制，变为资本财团或者其他政治团体的工具等等，已成为连某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也不得不承认的严重问题。美国会参议员克拉克曾于1960年代批评说：“国会的麻烦在于，它对其所控制的领域行使着消极和不公正的权力，而美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同意。……麻烦的核心在于权力不是被多数人控制，而是被少数人所行使。”时至今日，美国国会的这种情况仍有增无减，美国总统大选所暴露出的问题，就是冰山一角。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则实行资产阶级轮流坐庄的“两党制”或“多党制”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统一战线理论从实际出发所创立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世界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是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后，人们曾经醉心于多党政治，一度出现政党或政党性的政治组织数百个，可谓形成了“多党制”的局面，但大多数很快就分化瓦解。后来，这种“多党制”完全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所取代。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法令，对共产党和其他抗日民主党派采取“消灭异己”的政策，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平等合作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但被国民党顽固派悍然拒绝。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各民主党派，也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政策表示愤慨，纷纷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从速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实行民主宪政。但是，民主党派的要求多次遭到国民党拒绝，它们的公开活动也遭到禁止。在国共两种政治军事力量尖锐斗争中，各民主党派为了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先后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正是在这种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

在我国的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按照“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原则，建立了新型的党际关系。民主党派作为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监督。截至2003年，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14万多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全国人大代表480名，占代表总数的16.09％；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全国人大常委38人，占委员总数的23.8％。截至2003年底，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近9000人担任了政府领导职务。一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受聘为国家和地方的特约检察员、特约监察员、特约审计员、教育督导员等。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由各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等组成，其成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来自34个界别，其中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占全国政协委员的1343名(其中各民主党派成员666名)，占60.01％。在全国各级政协委员中，民主党派人士有32万多人。政协组织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评价一种政党制度的好坏优劣，只能是实践的标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党制度，就是人民需要的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够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党制度，就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依靠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结成联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砸碎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从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国家强盛，社会稳定，人民富裕，民主发展，法治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80年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的成功和必要，证明了这一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在社会主义中国，如果离开了我们的国情和具体实践，背离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任何政党模式的制度设计都将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西方，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种类繁多，政党的名称各异，但也有共同特点：(1)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2)由一些熟悉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游戏规则，党务经验丰富的资产阶级政客为中坚而组成，这些人实际上控制和操纵着政党组织：(3)以组织选举和争夺权力作为主要政治活动；(4)组织体系比较松散，在选举活动之外很少有全党统一的政治活动。这种政党制度，主要是两党制和多党制。两党制是指在某些西方国家内存在若干个政党，其中两个政党居于垄断地位，它们通过定期选举，长期有组织地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在台上的党被称为“执政党”、“在朝党”，在台下的党被称为“反对党”、“在野党”。实行两党制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党制是指在某些西方国家中，同时存在多个政党，通常由两个以上的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制度。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瑞士、日本等。

西方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多党制，是资产阶级革命及现实斗争的产物，其实质是资产阶级通过其政党对人民的统治。表面上看，西方资产阶级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轮流执政，相互制约，似乎很民主。其实，不管哪个党执政，都是以阶级内部的权力转移来确保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质不会因为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换位而改变。其弊端在于：其一，不能真正代表和反映人民的意志。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竞选，实现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对政权的控制。在竞选阶段，资产阶级政党常常迎合民众的要求和需要，做出各种许诺，但其目的是为了获取选票，一旦其代表人物当选后，就会背弃诺言，转向为支持其当选的大公司财团等效力。卢梭早在 18世纪时就已说过：“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这种现象至今依然未变。其二，经常受到资本的操纵，金钱就是西方政党政治的母乳。在选举阶段，“金钱主宰着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在掌握权力以后，推行政党分赃制。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指出：“正是在美国，……两个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美国的政党制度如此，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易为反动势力所利用或者导致其他严重后果。当年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是利用西方的政党政治和民主选举的制度攫取了最高权力，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我国台湾的民进党利用国民党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的所谓民主化，通过竞选把国民党赶下台，控制了台湾军政大权，要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前苏联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推行照搬西方模式的民主化改革，搞多党制，在其他一些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导致了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按照西方民主模式推行所谓的民主化，实行多党制，结果给民族、国家或者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灾难。殷鉴不远，当引以为戒。

结 束 语

我们讲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意味着排斥人类政治智慧创造的其他文明成就，拒绝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民主文化精髓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并不意味着这种民主在它的实现形式、运作机制、实现程度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已经完美无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它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既坚持特色又不断发展完善，这也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旨在超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现成的成功模式可以照搬。我们要“立足中国实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努力学习，大胆借鉴，锐意创新，积极改革，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展，更充分、全面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课题组。
2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9月15日)。
3朱镕基2003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2001年10月)，载《中国政府白皮书》(3)，第418页，外文出版社，2003年版。
5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列宁：《论民主与专政》，《列宁选集》，第3卷，第6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参阅邓小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载刘政等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全书》，第109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9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参阅《200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0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11《卫报》，2003年1月24日，转引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3年美国的人权记录》。
12美国广播公司2003年10月9日报道，转引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3年美国的人权记录》。
13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民主的嘲讽》，第1、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4详见刘智等著《数据选举》，第161—1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转引自2004年11月2日16：55中国新闻网。
16《200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0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17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第47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18“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各类由总统任命的官员，全日制的或非全日制的，实质性的或荣誉性的，加起来约有8000人左右。”见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第1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9 2004年11月19日11：18，中国日报网站。
20参见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第6版，第218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21见2003年2月28日16：15新华网。
22参见李林《立法机关比较研究》，第75—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24—2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4威廉·富布莱特：《帝国的代价》，第4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5参阅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民主的嘲讽》，第328—33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6见《参考消息》，1994年5月6日。
27赫德里克·史密斯：《权力游戏》，第9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8约瑟夫·克拉克：《国会：枯萎的枝叶》，第22—23页，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64年英文版。
29李铁映：《论民主》，第405—406页，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0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25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31参阅《200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0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3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9月15日)。

钟 明 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课题组)


作者：钟明瞩，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