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国家主权

——评肖佳灵的《国家主权论》

林 尚 立

迄今为止，国家依然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组织空间。作为一种人类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存在于两层空间之中：一是一定地域范围的空间；二是全球的空间。在前一种空间中，国家作为对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与物的整合与配置力量存在；在后一种空间中，国家作为特定人口与地域权利的保障者和人类生活和全球事务的参与者存在。维系国家在这两层空间存在的根本力量，就是国家主权。国家主权决定国家在不同层次空间的存在，反过来，不同层次空间的结构与内部关系的变化，将影响国家的实际存在，从而影响国家的主权。人们可以从国家内部的空间来考察国家内部结构变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如国家结构形式或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变化对国家主权的性质与运行方式的影响；同时，人们也可以从全球的空间来考察全球社会结构与关系变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这种研究主要从国际关系或全球政治与社会出发进行的。冷战结束后，随着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蓬勃展开，如何重新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理论与实践的变化和发展，成为各国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研究者把握国家发展，调整国际战略的重要前提，于是，国家主权理论的研究在国内外重新兴起。在国内的学术与理论研究中，肖佳灵博士的《国家主权论》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学者对20世纪以来国家主权理论与实践的理解与认识。

主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支撑着现代国家成长。正如近代主权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博丹所说：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为一条船，主权者是船的龙骨，如果把支撑着船体首尾和甲板的龙骨抽去，船就没了样子。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是随着现代主权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然而，从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的历程来看，初始形态的国际关系无异于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主权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具有绝对的意义，因为，它是国家免受他国威胁和侵害的重要政治屏障，是平衡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政治砝码。然而，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强烈的殖民主义倾向下，主权在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维系力量的同时，也成为这些国家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政治依据，它们从霸权主义出发，赋予主权强权性和专有性。所以，在20世纪前，资产阶级学者普遍颂扬和肯定主权的价值与意义。

然而，进入20世纪后，一直被视为神圣不可怀疑、不可侵犯的主权，开始成为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争论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争论以及这种争论背后的含义是什么?这是《国家主权论》这本著作力图回答的问题，也是本书展开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显然，这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因而，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对理论本身的梳理，而且需要对国家利益和人类正义的基本关怀。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近代以来，“对独立主权的崇拜已成为人类的主要宗教信仰”。然而，在国际关系的空间中，这种信仰无时无刻不是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政治的“宗教信仰”成为各国普遍的信仰的条件下，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很快会转化为主权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国际间的对抗与冲突；反过来，主权之间的论争，在本质上并非完全是理论和信仰之间的论争，更多的是国家利益之争。20世纪前西方学者普遍颂扬和肯定主权，是出于建设现代国家、推行殖民统治的政治需要和国家利益；而20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否定和贬低主权的思潮，则在很大程度上则与西方国家力图维系既有的国家政治经济秩序，保持西方社会对全球事务的主导地位有密切关系。《国家主权论》正是在这样的价值与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和原则，体现了对人类社会民主与公正的追求与关怀。从国际关系的视野出发，全书从以下三大层面来把握20世纪以来的国家主权理论发展及其内在实质。

其一，从近现代历史的逻辑把握国家主权的实质与意义。作者十分强调主权的历史规定性与时代发展性的有机统一，强调主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有机统一。在书中，作者指出：“主权理论与现代国家具有魂与体的关联；作为历史范畴的主权，其政治哲学原理在于它是抽象性与具体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由于民族、民族利益和各国发展不平衡的存在，民族国家需要主权来表现国家共同体的实质；主权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整合作用及其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原则功能。”“主权思想曾经是引导欧洲社会由野蛮与混乱走向文明与秩序的一个理念指向，迄今，主权理论对于维持基本的国际秩序仍然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历史的逻辑不仅客观，而且充满力量，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任何理论的争论一旦放到历史的逻辑中考察，其背后的真实意义也就显露无疑。本书对20世纪以来的主权理论争论的分析就充分利用了这种历史力量。“总体来看，在整个20世纪围绕主权理论的争辩中，贬低、否定主权思潮的涌现，成为西方学术界关于主权理论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这股思潮先后掀起的三次高潮，以其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分别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冷战期间和冷战后时期。”在这历史的逻辑中，任何人都不仅能够看到不同时代对主权理论的挑战，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看到在这种挑战的真实力量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家利益需要。

其二，从维护国家主权在国际空间的生存来把握国家主权的运行与实践。在国际空间中，主权的实际价值与意义，一方面体现为其对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与作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对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外在的功能与意义。相对而言，后者决定前者。也就是说，国家主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生存与发展，将决定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结构形式、价值取向与发展空间。所以，评判国家主权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中是否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不能从一般的国际关系现象出发，而应该从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中生存与发展对主权的内在要求出发。这种内在要求体现为三个方面：即维护国家领土安全、保障国家经济繁荣、维护民族国家尊严。为此，“本书的第二部分在功能意义上，把完整、抽象的国家主权置于安全、经济、文化三个范畴中进行考察，通过分别论证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对于民族国家的安全、经济和文化的价值，说明安全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是民族国家的主权行为的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鼎足支柱。三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一损俱损，一伤俱殇。”

显然，作者在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讨论安全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并不是因为主权理论的这三个主题是现代国际关系中三大炙手可热的话题，而是完全从主权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要求出发。所以，作者能够超越学术的时尚，力求通过理论的力量和价值的关怀，历史地、客观地来阐释主权实践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以及富国与贫国之间在安全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三方面的立场分歧、利益之争以及理论分野。然而，寻求客观的目的不在于观察的中立，而在于寻求合理的态度与价值选择。作者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在关于主权与人权问题上，作者指出“在国际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关系的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承认人权与主权不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承认人权状况的发展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他受到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每个国家应根据自己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参加一定的国际人权公约，承担自己按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关于尊重人权及基本自由的义务；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沟通、对话与合作的方式，促使主权国家履行自己的人权义务，推动人权事业的实际进展；承认只有坚持‘维护人权、尊重主权、杜绝干涉、反对霸权’的原则立场，才能真正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国际法原则，使全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得到充分的尊重。”应该说，作者在书中就安全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所表达的类似态度，也有充分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其深刻性对于我国的外交战略制定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其三，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来把握国家主权的前景与取向。主权国家的出现，与资本流动的世界市场的诞生密切相关。所以，从主权国家产生与成长的历史来看，主权国家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形影相随的：经济全球化在近代的初始发展，孕育了现代国家与国际关系；而经济全球化在当下更深、更广层面的发展，则对现代国家与国家关系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可以说，在主权和主权国家问题上，经济全球化多少扮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然而，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国家在主权国家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在公认的权力力量下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这种人类组织形式，并不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出现而出现，经济全球化所孕育出的主权国家，只不过是改变了这种政治共同体的组织方式、内在结构及其运行方式。所以，当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虽然对国家主权以及相关的主权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国家这样政治共同体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组织方式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与必要性。于是，这种挑战很快就面临从国家原则捍卫主权原则的全球性的抵抗力量。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国家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的组织方式。因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主权之争，都可以从不同的原则出发寻求其合理性的基础。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从人类的整体力量，把握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前景与取向，就需要广阔的理论眼界和合理的价值关怀。为此，作者构筑了“利益——权威——秩序”这样的分析框架，力图从人类整体发展命运的高度，通过科学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来证明主权理论依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具有其内在的生命力。这是本书的理论与价值的归结点。对此，作者表述了以下基本看法：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协调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就是一个协调各国利益的过程。”“在民族和国家消亡之前，讨论国家主权命运的终结，为时过早。尽管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迅猛发展，要求民族国家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对传统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进行反思，并重新审视主权的理论内涵和实际价值，甚至不得不对主权的对内最高性和对外独立性原则的适应范围作出重新的考量，但是，这种挑战，对于主权理论和主权实践而言，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主权理论和主权实践必然要顺应历史的发展，但不能由此就断然对主权原理及其作用进行根本否定。”

主权的问题与主权的理论都是历史与现实的产物。作者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对国家主权理论与实践的上述三方面考察，一直保持在历史—社会—文化这个背景框架之中，即寻求主权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也寻求主权理论与主权实践的互动关系。在这其中，作者比较详细地考察了主权理论与20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互动关系，从而较为系统地揭示出中国主权观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基础。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如何看待主权，关系到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见解是正确的：即中国的主权观，要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发展的需要。

作者对本书主题的研究开始于1994年，可谓“十年磨一剑”。在这十年中，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作者不是“闭门磨剑”，相反，一直以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所具有的广阔视野和冷静心态，把握变化背后的意义与实质。正是这种视野和心态，使本书研究不仅有了时间的厚度，而且也有了空间的广度。



作者：林尚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