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18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和国际合作局联合举办的“中俄政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俄两国政治学界的首次双边学术会议。来自中国社科院相关领域的学者与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央编译局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同来自于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远东所等研究所，以及俄罗斯外交与政策国防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与会学者围绕着中俄政治发展的主题、深化与加强中俄政治改革研究以及民主政治发展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双方普遍认为这是一场中俄政治发展道路上理论与实践的生动对话。这次学术研讨广泛地涉及到政治学许多领域的内容，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俄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王一程对新中国50多年来的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的发展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地概括总结。指出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政治在理论上的反映。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状况，反过来又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发展。新中国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同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少挫折，如1952年前后对政治学整体上进行简单化的全盘否定，上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以及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等。经过对动乱的反思，许多学者开始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然而，也有许多学者视西方政治学为正宗政治学，仍然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错误认识。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他还列举了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些前沿和重大问题，并介绍了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学科的学术发展趋势，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任重道远，需要有一支真正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学者不断的努力。

（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学研究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学研究情况是多数中国学者感兴趣而又比较陌生的领域。与会学者回顾和反思了俄罗斯走过的艰辛的探索历程。

苏联解体前后，激烈的政治变革和政治动荡引发了俄罗斯社会许多力量投入到政治学领域。90年的中期，俄罗斯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人员主要来自以下几个学科和专业：一是历史专业，特别是世界现代史专业；二是科学共产主义专业（即科学社会主义）或苏共党史专业，一般以高校教师居多；三是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专业；四是国家与法专业的某些研究人员；五是来自部分新闻专业或原苏共政治领袖的秘书、助手等。

在研究方向和方法上，90年代以后，与俄罗斯社会的改朝换代相适应，西方自由主义一度甚嚣尘上、成为时髦的“学术主流”，一些人原苏共理论家也纷纷抛弃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开始照搬西方政治学理论和话语体系。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苏共党史等纷纷改名，教师纷纷改行。政治学、社会学研究杂志充斥西方话语的文章。90年代末期，随着叶利钦自由主义西化改革的失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潮上升，俄罗斯政治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开宣扬走西方道路，鼓吹西方民主自由模式的声音越来越弱，且不得人心，一种主张探索俄罗斯自主道路的“欧亚主义思潮”影响越来越强。近两年来，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学者逐渐增多，一些高校教师由过去不敢引用马克思理论，变为公开宣讲。莫斯科大学等高校的一些青年学生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组织。
此外，双方学者还探讨了“二战”以后世界政治学的新发展、新成果，认为应该在坚持正确立场的前提下，对符合本国利益的政治学成果有条件地吸收、采纳。但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学，包括它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渗透在其中的西方的价值理念。

二、中俄两国政治进程比较

（一）中国的民主道路

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从解读中国式民主的目标，中国式民主的实质，中国式民主的形式和中国式民主的实现道路以及判断中国式民主的标准入手提出，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三位一体”的中国式民主的实现形式，是中国经过长期的探索已经逐步找到了的一种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种民主政治的模式。中国在短短几十年所创造的发展奇迹，充分证明了中国创建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民主政治结构，集中体现了中国式民主的基本特征，其对于中国民主的重大意义，丝毫不亚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体制。
关于完善中国的民主制度，王一程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实质上比西方的民主政治更合理的、更进步。由于发展时间很短，受经济社会条件所限，在一些运行的规则上、程序上很不完善，要实现这方面的规范化、程序化，可以借鉴一些优秀的政治文化成果。

（二）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内容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继宣教授指出，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我国政党制度有明显的特点和显著的优势，但是它现在的这些特点和优势还没有完全充分显示出来。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阶段及目前发展水平的限制造成的。关于政党与政权中的竞争性参与问题，王一程指出竞争性参与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形势下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这个问题不能绝对地孤立地看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所宋月红着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及自治能力建设。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区域自治形成一定的挑战与考验，论述了从经济社会管理上加强民族区域自治能力建设的观点。

与会论文中也涉及了关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公民政治参与、反腐败等重要内容，如贠杰论述了当代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结了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取得积极成效的基本经验。清华大学王传利通过大量史实和文献，对建国初期的中国腐败频度作了一定的研究。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黄卫平、陈文通过深圳市公民政治参与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对我国政治发展渐进模式作了现实解读，提出在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通过“立法吸纳”、“组织（机构）吸纳”和“行政吸纳” 等多种方式来逐步推动。

俄罗斯学者对所关注的中国民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德·斯米尔诺夫研究员将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概括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化，依法治国、社会生活的民主、整个管理过程的一些民主化等几部分。此外还阐述了对中国新的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以及保留香港和台湾多党制会对中国全国范围之内的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等问题的思考。
有关中国新兴企业主阶层的问题，中俄双方学者各抒己见，不乏交锋与争鸣。德·斯米尔诺夫认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出现社会贫富的分化，新出现的阶层以及这些阶层所代表的利益引起的一些矛盾，是中国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有俄罗斯学者研究认为，建立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应是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邓小平改革使国力的增强，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的一个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对此，房宁指出要以一种现实的态度对待中国社会出现的分化，同时强调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不能够改变。

（三）关于俄罗斯的政治改革

关于20年来苏联－俄罗斯政治改革的历程，俄罗斯政治学会第一副主席威·斯米尔诺夫和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树华做了分析。

威·斯米尔诺夫介绍了民主政治神话在俄罗斯的破灭过程。首先是在“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下，戈尔巴乔夫推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导致了苏联的垮台和苏共的解体。而后的叶利钦政权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俄罗斯改革旨在全面拆除苏联的社会体制，实际上像是一场“反革命”。而随之搭建起来的是一种介乎于法国的总统制度和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之间的政治体制，他将其概括为“新封建主义”体制，并指出这种改革的后果是“公民的部分人权和公民权利受到了很大的侵害和损害”。他列举了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发生的大规模的权钱勾结现象，描述了各地分离势力的膨胀，认为俄罗斯陷入了如亚、非、拉美一些国家一样的发展“陷阱”。普京上台时，俄罗斯畸形体制已经定型。普京着手进行调整，提出新的国家观，着手加强权力上下的垂直关系，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法院审判体制，规范调整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地方自治等。但改革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张树华研究员将90年代以来的俄罗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你死我活”的“政权大革命”阶段、“你争我夺”的“财产大革命”阶段和普京开始的治理和整顿阶段。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表面的“民主与进步”掩不住实际上的政治混乱和衰退。经过10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体制转轨，俄罗斯在宪法上明确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取消了一党制，承认思想领域的多样化和言论自由。然而由于多年俄罗斯政局动荡、冲突不断、腐败盛行，再加上经济困难和社会治安混乱，人们开始怀疑“民主派”宣称的“民主制度”的真实性，怀疑“西方式民主”能否解决摆在俄罗斯社会面前的众多难题。在上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休克疗法”后，俄罗斯社会陷入各种危机之中，一些领域甚至濒临灾难境地，经济领域倒退十几年。

三、关于民主化及民主的道路等问题

（一）民主化问题上的误区的反思

民主问题是一个经久不衰又倍受关注的话题。张树华研究员分析了中俄民主发展观与中俄民主发展之路的差异以及共性的问题。他在比较90年代中俄两国改革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的民主发展观与科学的政治发展观两个新概念。他认为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应该有四层含义：即政治发展进程，经济发展进程、社会发展进程以及文化发展进程应该是一个社会和谐的统一的发展进程；政治发展本身的概念包含政治进程的发展、进步，与政治的衰败与倒退两个意思；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进程一样，或者社会进步的进程一样，是可以衡量的；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包含三组和谐的、协调的、共同的发展的指标体系。他还列举了在民主化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主要表现为将民主简单等同于现行的西方政治模式，将“民主”口号化；将民主概念过于片面化、“意识形态化”；过分强调民主的普遍性，忽视民主化的多样性、现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将民主抽象化、庸俗化，将“民主化”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患民主形式崇拜症，特别是将普选与民主化进程同起来、将民主绝对化等。他指出，正确的民主发展观主要包含有以下几个基本思想：（一）民主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民主必须是因地制宜的，要符合社会政治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二）民主不能强力输出，完全照搬是有害的。（三）民主有其成长的现实阶段性。（四）民主的发展道路是多样的，形式是多彩的。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改革的成绩持赞赏态度，认为政治改革要谨慎，在赞成中国改革的道路与顺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民主内容上除了政治自由政治民主之外，还应包含经济民主、社会权利等新观点。

近年来，俄罗斯在民主问题上出现了“有效民主”、“可控民主”、“主权民主”等概念引起了与会学者关注。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以西方为模式建立的民主体制、多党制，既不能代表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还造成了国有财产的大量流失，实质上成了装点寡头资本主义体制的门面，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普京对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反思后认为，过去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社会的民主超越了现实，是偏激和年幼的，并开始寻求了一种“有管理的民主”，与会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有管理的民主。

而“主权民主”的出现则是对外是应对西方愈演愈烈的民主化攻势、对内为了避免俄罗斯国内发生类似于“颜色革命”的危险而提出的。普京认为，当今俄罗斯加强国家权威与维护民主、保障自由两个方面并行不悖。对此，普京着力整顿政治经济秩序，通过改用地方首脑任命制、调整中央地方间财政分配比例、联邦主体合并等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此举得到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威·斯米尔诺夫教授认为，这从客观上也反映出俄罗斯民众出对以往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的怀念。

与西方学者对普京“新政”的批评不同，张树华研究员充分肯定了普京时期的政治发展。与会者提出，由于俄罗斯在主权民主问题上还面临着挑战，在走向民主和民主发展之路的问题上，中俄两国学者应该多交流、多对话，增强自信，增强两国学者在世界上的声音。

（二）关于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等问题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是联合国在50年代最先提出的，它强调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关于公民社会问题，俄罗斯学者指出目前俄罗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表现在实践中，普京提出建设俄罗斯需要的公民社会，提高国家对矛盾与冲突的承受力、保障转型期的社会稳定。他还下令成立社会院，负责监督各级权力机关施政情况，并担负社会监督任务。但也有学者对社会院的作用提出质疑，认为它仅是一个精英组织，不能真正代表公民的利益。

关于非政府组织问题，两国学者各自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罗斯学者指出，在俄罗斯不同部门对非政府组织有不同意见，如俄司法部与人权委员会的意见就相左。此外，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学者看法也存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符·冈申介绍了西方国家对原苏联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的控制情况。指出这一情况使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职能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不是协助解决发生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问题，而是操纵社会舆论，传播西方价值观，培相现行政府的反对派，发动“颜色革命”，威胁社会的稳定。他认为中国政府采用的是一种较为严格的控制，使组织的作用不是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成为批评者，而是作为补充，起到辅助作用。对此，他认为中国方面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师泽生、梁磊将中俄两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应当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为根本出发点，紧紧围绕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时刻注意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遵循法治原则，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等重要原则。

四、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是中俄学术界长期以来都十分关注的课题，也是本次会议讨论频度最高、最热烈的议题之一。与会的俄罗斯学者都认为，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给俄罗斯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而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双方都有一些深入的有见地的和有新意的认识。

多数俄罗斯学者认为，是苏联领导集团当中有一部分背叛了社会主义是导致苏联垮台的原因。威·斯米尔诺夫就指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是所谓的权贵和社会大众之间的矛盾。勃列日涅夫后期社会垂直流动停下来之后，苏联所谓的权贵到后期完全丧失了和社会老百姓对话的能力。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口号不仅没有付出实施，甚至走向了反面，导致政权和民众之间严重脱节。也有学者对此持有疑义，符·冈申认为1985年商品短缺非常严重，民众对戈尔巴乔夫不满意，结果导致了革命，而在此之前党和人民是一致的。有学者比照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对巩固民族的团结互助，维护祖国的统一，指出苏联时期很严重的民族问题发生了危机，是解体的主要诱因。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高级研究员叶·彼沃瓦洛娃认为苏联解体主要的原因是搞“公开性”，苏共对待历史问题出现严重失误。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符·费德罗夫则从另一种立场上描绘了当时苏联解体的情景：（一）苏联的体制在后期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能够进行自我改革，而且改革之初也没有设计出一种完整的改革模式。（二）苏联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了正确前进的能力。（三）叶利钦所谓的主权化的过程。（四）到1985年的时候，俄罗斯共产党已经完成丧失了对大众传媒的控制。（五）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全民选举，极大的弱化了权力基础。

（六）到1990年，国家手中资源严重不足。

中国学者也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合执政党对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作用，王一程认为，苏联解体主要在于党不能坚持自己的性质，坚持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指导思想，不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社科院马列所副所长吴恩远研究员针对当前社会上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几种流行观点，如苏共严重脱离群众、干部队伍出现腐败，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僵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苏联社会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对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发展的影响和阻碍等说法，进行了一一检讨，评价了苏联解体的悲剧性后果，批评了目前学界流传较广的关于“苏联解体造成俄罗斯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性的”、“俄罗斯出现的种种困难是转轨必然付出的代价”等错误认识。他认为在分析苏共历史上弊端的时候，还要注意到其取得的成就，需要辩证地历史唯物主义地研究问题。他指出，导致事物发展的各种因素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至关重要；只有找到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才能真正汲取其教训，否则不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就是“缘木求鱼”。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看领导人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如何发扬成绩、兴利除弊，把握国家的前进的方向。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既没有保证苏联的《宪法》不被破坏，也没有维护国家的完整，因此应对苏联解体应当承担的责任。

五、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时期政治的分析与反思
如何分析和反思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俄罗斯的改革历程是当代中俄政治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也这次会议中俄双方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威·斯米尔诺夫提出，90年代初期俄罗斯企图照搬西方宪政体制，但实际上形成的是一种寡头资本主义的体制。他认为，在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构架有两个特点：在形式上十分完备，宪法所规定的条款，如人权、制衡反对派的条款都是相当先进和完善的。但在事实上，这种体制导致了国家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从民意上看，“民主”这个词对绝大多数俄罗斯来讲已经带有了负面色彩，结果是失败的。

对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威·斯米尔诺夫认为，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通过引入政治竞争和选举取代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非常致命的。如何一开始就把党作为一个重要的管理机构消除掉的话，也就意味着对官僚体系的监督消除，从而导致了国家的混乱和腐败。

威·斯米尔诺夫指出，叶利钦改革时期，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的一部分人是持相当乐观的态度的。但事实上，叶利钦的改革使俄罗斯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封建主义的官僚体制：由于缺乏监督，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迅速集中到高层官僚手里；地方割据倾向也十分严重，联邦宪法所规定的条款和义务，在地方根本无法得到执行；经济上的持续恶化，拖欠工资现象的普遍存在使俄罗斯社会的公民权和人权受到严重侵害；这种条件下，不但宪法的条款根本得不到执行，在对发展市场经济和人权方面、遏制腐败方面也是不利的。国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斯米尔诺夫将普京总统上台后的改革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恢复重建垂直权力体制以及恢复法制。主要包括：通过对选举立法以及《政党法》进行修改，以及采用政党原则来任命总理、政府及地方行政首脑的措施来提升政党的地位和作用；通过修改立法，重新分配中央地方财政比例；提出寡头应该和政权保持同等远的距离的同时，对行政管理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改革，将上层的精英整合到自己周围，开始对统治阶层进行重新建构。普京改革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针对腐败问题、司法体制等问题进行改革。即通过组建社会院使绝大多数人能够参与到政治经济决策及决策执行的过程当中来。把总统直属的人权代表改组成为人权委员会、常设委员会等举措，建立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加强监督来遏制国家管理机构当中的腐败。

纵观俄罗斯近20年改革的历程，与会学者对此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张树华认为，将民主化的进程等同于现代西方政治模式，忽视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必将使政治改革陷入了不发展的陷阱。在这点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民主改革是历史的倒退。而普京总统的改革则取得了政治的发展。吴恩远总结到，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归根结底应坚持看它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是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彼沃瓦洛娃主任研究员指出，除政治民主外，经济民主和社会权利也应得到应有的关注。王一程认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关键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应该保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政治制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应该促进经济发展，能够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维护国家的稳定，能够维护国家的稳定，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这样的制度才是民主的制度，才是个好制度。

六、政治学比较方法与两国政治学的交流问题

如何对中俄两国经济政治改革道路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点内容。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与俄罗斯西化激进的改革模式相比，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之路。俄罗斯学者分析认为，无论从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还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讲，俄罗斯跟西方的模式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一步到位式的改革给国家、社会造成非常巨大的损失。中国则是对原有体制的一种循序渐进的改革。相对于中国来讲，俄罗斯的改革是不成功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验在今天的俄罗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德·斯米尔诺夫从俄罗斯的视角对比研究了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高度肯定了中国改革所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的领导等原则。符·费德罗夫指出，在中国，国家不是作为一个“更夫”的角度，而是作为一个助手来帮助经济发展。这一点非常值得学习。而对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彼沃瓦洛娃痛心疾首，认为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骗局。她指出，戈尔巴乔夫改革，私营化使国家资源最后彻底被分解了。中国是采用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发展，这种民主化的路径是正确的，普京在内外政策方面实际上借鉴了中国的一些做法。

关于学习和借鉴成功经验问题，俄罗斯学者以其民族一句谚语“对俄罗斯人是好的，对德国人就是要命的东西”，说明要考虑国家的具体的一些实际情况，而不是根据别人的现成的理论模式来进行改革。德·斯米尔诺夫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改革方法、改革前提改革的后果做了一些比较，指出如果不顾本国的国情和本国的特点照搬西方的民主体制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此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当代中国历史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符·博罗季奇对中俄两国政治转型问题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采用一种“理论方法论”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政治转型。他认为，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不应用同一种研究构架。并且提出，如果采用政治发展的理论看待中俄两国政治变化的话，俄罗斯发生的是政治变化，中国所发生的是政治发展等富有新意的观点。此外，他还提出要加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如对新出现的阶层的分析。

中俄两国有着类似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经历。过去中俄有着许多共同点，现在也面临着许多相同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一直对俄罗斯政治改革给予密切关注。面对国际社会的话语霸权、舆论霸权、文化偏见和政治歧视的挑战，以及“颜色革命”爆发以来对国际民主化带来的冲击，中俄双方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对于两国政治学发展，对于增进双方学者间的共识，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次研讨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与会者怀着对政治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力图客观公允全面辩证地评价中俄政治发展上的得与失。双方学者还表达了希望在多方面加强合作的愿望。会议还提出双方政治学会将进一步加强交流，并决定选取与会优秀论文结集在中俄两国出版。

作者单位：政治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