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又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三点基本经验值得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

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围绕中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展开，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和脱离这个中心。

邓小平把凡是涉及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问题，都作为政治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在狭义的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1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建设，从一开始党和政府就没有把它仅仅看成是经济领域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创新实践。邓小平对此讲得最清楚：“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2 “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3在他看来，“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4 “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5作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不是仅仅限于生产和分配等行为，而是党和政府需要动员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力量集中精力做好的头等大事。邓小平理论这种独特的政治视角，对于正确定位中国经济建设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具有指导性。既然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经济建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不能脱离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另搞一套。我们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割裂开来，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开展民主政治建设。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际坚持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出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对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什么变革要求，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就要通过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满足这些要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30年的实践也证明，紧紧围绕社会发展主题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多元需求，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非常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1989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也相应地确定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6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主攻方向也随之作了调整。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主要强调了六个方面：一是保持宏观政治稳定，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二是加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建立并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是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创新，建立法治政府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需要。五是推进和扩大村民自治和城镇社区自治，发展基层民主制度，使基层民众真正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六是加强人权保障和司法保护，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民充分享有法制保护的权利和自由，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全面的改善。7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继续推进。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8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揭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拓展了人们对于发展内涵的认识。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统筹均衡发展，是持久的可持续发展。9这样的发展，囊括了中国发展的基本要义，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既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和深化，又要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10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正确理解“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1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基本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法治意识和人权观念的不断提高，人们在不断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民主参与的积极性也会随之不断提高。一个稳定和优化的政治体制在能够满足人民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同时，还能够通过制度创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与这种不断增长的、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需求和积极性相适应，实现人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既要做到“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12;并且在以下方面，也应该有所突破：一是加强党的执政制度法制化建设，把党的执政制度作为中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制度如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性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样，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法制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加强人权保障法制体系的建设。加快制定《最低社会生活保障法》、《医疗救治和救助法》、《公共环境保护法》、《住宅保障法》等项法律法规，落实和完善《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教育法》、《选举法》、《立法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扩大和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公民相关权利的法制保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将在适应科学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发展到新的更高的阶段。

二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为了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这种民主以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为本质特征，以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为实践路径，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民主是在继承和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有更高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民主在制度设计上要解决资本主义民主难以克服的两个问题：一是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的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不统一的问题。也就是国家权力在法律上规定人人平等享有，而实际上保障的是私有财产和资本自由的权利。资本和强势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和操纵是资本主义民主难于克服的痼疾。二是民主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解决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民主对权力的不信任、时刻提防政府管理权限的扩大伤害到公民个人权利，而市场经济社会又离不开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有效需求的供给。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保证国家权力始终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性质，又要解决权力无效率、滥用和腐败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公权力的效能，把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统一起来，真正实现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效率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两方面追求，是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个人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追求是实现最广大人民在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方面的真正的当家作主。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致力于保障最广大的人民真正享受和享有民主权利，反对国家权力和社会管理权事实上被资本势力、强势集团或少数人垄断；一是主张民主参与的全面性，不仅主张人民对于民主选举的参与，而且主张人民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全面参与；一是主张民主实现的真实性，认为民主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不首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就不能真正实现和保障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民主的实现不单单是政治领域的事情，而是与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些条件相关联。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组织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没有一个对广大人民负责的、能够团结和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整合社会各方利益和要求的政治领导核心，国家和社会就会陷入争斗和混乱，结果只能是四分五裂，无法摆脱统分循环、积贫积弱、发展不平衡等历史痼疾，带给人民的只能是痛苦和灾难。像中华民国初期，中国试图搞多党制，结果军阀混战；“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结果是十年动乱。所以，在中国，若想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有一个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先进的领导力量。在这个领导力量的组织和带动下，通过各方协商，在共识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凝聚人心，循序渐进地把中国的民主政治推向前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13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但是建国以来，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国深刻反思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得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法制的民主不可能建成真正的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不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需要法制，人民当家作主更需要法制。法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好的民主制度和形式，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民主政治实践和制度创新中不断完善和丰富，形成民主制度的长效机制和稳定的民主文化和生活。一方面避免党和国家的政策因领导人的变化和领导人个人意志以及注意力的转移而变化，防止个人专断；另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需要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完备的制度规范和约束，防止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混乱。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上述经验作了高度概括，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4 “三统一”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集中体现。努力实践“三统一”，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就能够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追求的“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效率”、“民主与公平”、“民主与法制”的高度统一，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展现出来。

三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宏观政治制度框架不变下的制度发展和制度创新过程。是一个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丰富民主实现形式的过程。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选择和制度重构层面的问题，还是原有制度不够完善和实现形式不够丰富层面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认识。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有些学者，否认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把中国作为权威主义国家或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国家。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不认为世界上的民主模式是唯一的，我们主张世界民主的多元发展。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只有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择和决定本国的政治制度形式和政治发展道路，才能造福于本国人民。目前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经验虽然证明民主的实现形式在许多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并且只有相互吸收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但民主制度的阶级性质、特色和优势仅仅存在于各国民主政治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存在于各国的民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中，无法用统一的发展模式来概括和推广。15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不存在一个新的民主价值的选择或制度重构问题。民主政治价值层面的问题，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已经做出了选择。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大陆进行了38年的实验（1912—1949），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中国人民最终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做出的选择。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五十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不断总结，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好、发展好这些制度。”16

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本质上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7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是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丰富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宽民主的实现渠道，不仅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求，也满足人民政治参与不断增长的积极性的现实需求。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制度，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和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同时还要进一步优化和改善我国的政府行政体制、司法体制、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机制、权力监督制度和机制。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以及相关制度和实现形式，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也证明了这些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有巨大的优越性，不仅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基础。当然这些制度的实际运作，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要通过改善政治体制、鼓励制度创新，把经过实践证明的能够反映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维护人民权益的制度创新和实现形式，用法律和制度确定下来，使我国民主政治不断地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实践路径。

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经基本明确，目前关键是能否按照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里要点主要也是三条：

一、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避免仅仅从狭义的政治民主出发，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割裂开来。

对邓小平广义的政治观和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人们在理解上会产生一些疑问。从狭义的政治民主需要出发，实现人民民主，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设计，落实人民在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方面的民主权利，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为什么还要附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条件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条重要原理告诉我们：“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8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它的真正的社会发生动因是什么？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人民对政治权利或政治参与的需求？如果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因，仅仅限于狭义的政治民主，而不涉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经济建设这个广义的政治领域，那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不应该附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条件。而事实上，在国家层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一以贯之的动因，始终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19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和“人民在现实中的根本利害”20。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判断：无论是整个国家或某一个地方，如果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绝不能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割裂开来。

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不是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一样，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单方面的或者脱离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虽然可以暂时地调动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热情，如搞民主选举试验、民主监督测评，民主决策论证会，建立民主管理和理财小组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民主实践，不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提出的必然需求，不是人民政治参与和保障民主权利的现实期待，而是领导个人的意愿或想搞成民主建设政绩工程，那么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不具有长久的可持续性。经验证明，凡是不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需要相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凡是不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到头来都是不能长久的。往往是人在政存，换了领导人，先前搞的那一套也就停止了，所谓“人走政息”。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的提出和发生动因，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要，一定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才能可持续发展。

另一种倾向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对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提出了迫切的改革和建设需求，如经济社会已发展到必须建立新型的干群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才能使政治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协调，而现有的体制机制已不能满足人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需要，但我们的有些干部和领导者仍因循原有的体制机制，直到工作无法开展，各种矛盾激化到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才被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种被动的改革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变被动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为主动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要敏锐地洞察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求，敏锐地洞察人民不断提高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的期待和诉求，敏锐地洞察人民对于权利保障的需要，恰如其时地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和民主制度创新，真正做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如何看待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提出的“权力高度集中”、“家长制”等问题？至今仍然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1980年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基本没有改变”。21 “党政不分问题有某种曲折和强化趋势。”“党内个人集权的问题并未从实质上加以解决。”22如果抛开中国经济社会关系发生的深刻变革，单纯从某个单位和个别地方而言，上述的判断也是事实。但这个问题要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个大背景和历史进程中来认识。我们要看到，以下变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民间社会因素的大大增长，已经使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主法制化建设的历史性进步，党和国家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行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的不断扩大，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不断增强，也使执政党的权力职能有所分解和优化；在一些经济社会比较发达和民主政治建设先进地区，在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制度落实得比较到位的地方，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已不是过于集权的问题，而是探索如何在新形势下有效发挥的问题等等。总之，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已经使权力高度集中、家长制这一在改革开放初在政治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发生了较大变化或转化为新的问题。如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公共需求供给不足的矛盾上升，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分化问题的加重，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突出，等等。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要针对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二、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反对把这三者分离、割裂、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

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最集中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是三要素，而不是一个要素。党的十六大报告讲得很清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3党的十六大的这一结论，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追求人民民主所进行的百年奋斗历史的经验结晶。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保持党的领导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法治性，从执政的视角就是如何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就是坚持和发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党的执政决策保持正确；民主执政就是坚持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坚持为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依法执政就是不断推进党的执政法制化建设，使党不仅正确的领导立法，而且模范地遵守法制和保证法制的执行。24确立把科学、民主和法治贯穿于党的执政过程，这样高的执政目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是做不到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各种类型的执政党的本质区别。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要求。能否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能否真正得到保证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党的执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好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才能得到切实的保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障最广大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切实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不仅需要在政策上加以扶持，更应在制度建构上加以完善和创新。目前，党和政府对发展中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和利益分化已经引起高度重视，提出了“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建设服务型政府”25等目标和措施。科学发展观从宏观政策上对贫富分化和利益分化的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缺位和非均等化26等作出了回应，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抑制资本和强势利益集团对权力的侵蚀和主导，保障国家和政府权力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和公正发展，还需要党和政府做更多的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带来政治上的依附。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政治上就很难实现平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创造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条件，为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想打下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还面临三种倾向的挑战：一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之名行无政府主义之实。把人民当家作主单纯地理解为一切都由自治组织说了算，什么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统统抛在脑后。认为只要绝大多数民众决定的事情，无论党和政府是否同意或是否符合法制，都可以做。把自治组织的局部利益与党和政府代表的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利益对立起来，把自治组织的自治行为与国家法制规范对立起来。这样的“人民当家作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追求的人民当家作主，实质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其结果也往往是人民的权力被社会少数强势集团控制和垄断，人民当家作主徒具形式。一是以强化党的领导之名掩盖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之实。我们党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和集中的结合，民主和效率、民主和公平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但是集中不能成为某些个人或少数人搞专断的口实。有的人以“集中”为名，不顾及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无论在决策环节、还是执行和监督环节，眼中只有少数所谓社会精英群体，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变成少数所谓精英人物和群体实现权利诉求的舞台。有的人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用党委决定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垄断用人权和决策权，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还有人以依法治国之名，倾向于搞西方宪政主义之实。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无论“民主法制化”还是“依法治国”，归根到底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为了使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不是搞脱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共享发展成果，而不是为了只实现对少数人的私有财产、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

三、坚定不移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反对按所谓“普世价值”的“统一发展模式”另搞一套。警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负面影响。

能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实践检验对人民共和国理想的历史追求和现实选择，否定或动摇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仅是对先辈为之奋斗的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意志背道而驰的。历史上的任何改制都是由于当下的制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对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无能为力，不改制原有的制度就无法维持下去。还没有哪个国家和执政集团，在当下的制度不仅能够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能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实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就莫名其妙地放弃原有的制度体制去另搞一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连续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解决目前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可期待的愿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不仅为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而且为人民不断提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权利诉求提供了制度平台和疏通渠道，通过大灾大难的考验不断体现出优越性和发展潜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非要全盘否定，全盘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拿13亿人的前途和命运作赌注，这是绝对不行的！

目前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提出的最大挑战莫过于“普世主义”和“民主发展模式趋同论”。美国学者福山1989年撰文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这是意识形态的终结点，也是历史发展的终结点。27断言资本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已获得最终胜利。印度人阿玛蒂亚•森在1999年也发表题为《民主作为普适价值》28的论文，论证20世纪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这种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主义，对中国学界的误导性影响甚大。

基于西方社会政治实践总结的民主知识，对人们认识西方民主的一般性或共同性有一定帮助，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与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有本质区别。《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色概括为四点：“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民主。”29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基本制度、实现路径、发展动力和发展道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阐述，30尤其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揭示，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们认为，不仅主张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言论可以休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日益深入人心，也必将给“普世价值”民主讨论划上一个终结号。

实践层面的一些现象也反映出，抽象一般的西方民主理念，乃至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把民主政治建设仅仅理解为普选权的落实和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实行，一些地方进行的民主政治实践，总是在选举方面做文章，把选举和授权作为民主实验的唯一选择；一些地方进行民主政治创新，不注重如何充分利用现有体制的制度资源，不在如何完善基本政治制度上下功夫，不坚持在法制框架内进行民主形式和机制创新，而倾向于抛开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和资源，进行与现有体制冲突的探索；一些地方政府改革，把许多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对最广大人民责任的职能，统统地推向市场，淡忘了在中国各级政府前面还有“人民”这样的限定词；还有的把民间社会因素的发育与党和政府的积极作为对立起来，认为党和政府就应该从正在发育的公民社会退出来，建立完全自治、政府权力和党的领导不能进入的自由社会等等。这些做法和认识，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影响痕迹和误导。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在现有基本政治制度之外另搞一套。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和从所谓的“民主普世价值”出发进行实践，在中国这块社会主义的土壤中，是不会扎根成长的。我们要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中国有生命力的民主只能扎根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现代的大地上。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大成就是通过总结经验、实践探索，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某些势力企图否定、挑战这条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的各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的伟大政治实践中，不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经验和制度形式，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挑战，更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荣使命。

注释：
1. 邓小平指出：“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相关讨论参见陈红太《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概念、总结与探索》，第68～6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5～4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 参见陈红太：《回应三大挑战，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
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6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科学发展观首先是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来的。不久，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发展的根本指导原则在各项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的高度。
9. 关于科学发展观内涵的详细解释可参见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和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0.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1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13.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第9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14.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5. 相关讨论参见《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人民日报》主办的《内部参阅》，2006年第24期。
16.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3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7. 对这一结论作出规范表述的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但早在1998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83页、第687～688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 当然这一判断并不排除在个别地区政治参与的诉求和保证权利的需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动因的客观事实。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 胡鞍钢等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第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2. 参见王贵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第10～1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4. 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26. 公共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上学、就业、治病和住房难的问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待于实现——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别、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别等；有利于民生的社会管理不到位——食品、药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管理，突发事件的管理，政府的再分配职能的强化等等。
2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1989.Vol 16.p.3。1992年福山又出版《历史的终结》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西方自由民主取得最终胜利的观点。为西方民主的普适价值作了系统的论证。
28. Amartya Sen ,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July1999.Vol 10.
29.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第9～10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30. 这些内容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经验”已做了较充分的阐述，此不重述。
作者：初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市，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