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1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也同样如此。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他特别指出：“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2毛泽东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继承的。

一、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

在毛泽东看来，要执好政，关键是要把党建设好。全国执政的地位使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党将经受着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我们党在理论上、政治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统一，组织上更加巩固，作风上更加纯洁，有这样一个好的党，是我们事业获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指明党的建设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这就是说，党的建设必须围绕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进行，使党能够胜利实现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他根据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明确规定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他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事业，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苏共二十大后，针对国际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思潮，他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不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后来他又一再重申：“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3这就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认为，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使党能够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同近代中国依据自己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选择适合自己发展所需要的社会主义道路分不开的。正是这一选择，从根本上扭转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展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明前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朴素的真理，是中国人民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探索得出的科学结论。既然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唯一可能、唯一正确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它是以往历史上不同剥削制度更替的变革所不能比拟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核心，是要建立和发展公有制，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些不但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对立，也是农民阶级不可能提出的，而同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则是相一致的。也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都不可能是自发的，而是要通过自觉的行动，依据历史发展的要求，战胜艰难险阻和一切敌对力量，才能逐步走向胜利。因而社会主义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才有可能坚持和发展下去。这样，始终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失去了或忘记了这一点，也就必然会失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

二、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全党，倡导进行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恩格斯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4这一新的科学的观点，就是由《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就是它的完整的理论形态。这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立党之本。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这个“很大的优点”，是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的根本保证，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毛泽东一再指明：“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5他一贯强调，要坚持党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就必须认真读马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武装全党。1956 年他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就把继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的重要保证。 1957年，他号召全党都要学习唯物辩证法，并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还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下苦功”。在关于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6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直到晚年，他还号召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正因为这样，使我们党能够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一旦在工作中出现了错误，只要认识了就比较容易回到正确的方面来。

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苏共20大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 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7在这里，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的提出，是对他一贯倡导的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发展。

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过程。现在，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党的面前，毛泽东敏锐地提出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毫无疑义，这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这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战略思考。究竟应如何实事求是地反映毛泽东倡导的这第二次结合的内涵呢？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东欧、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像毛泽东在这时探索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就是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现实出发，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工业化道路提了出来，并据此确立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后来明确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应当说，这条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确立，对于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是具有典型性的意义。这表明，毛泽东提出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外国经验。他在提出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同时，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被变质的思考，力求要探索出一条能够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毛泽东一再指出并力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虽然在探索如何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对此始终保持的清醒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诸如要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要防微杜渐、拒腐防变、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等等重要思想，这对于党的建设来说，仍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指导意义。

所以，20世纪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是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大探索。而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的两大战略任务，它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

三、要切实发扬党内民主，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高度，强调了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8

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在他看来，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他十分重视民主对集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切实发扬党内民主。这是因为：只有实行很高程度的党内民主，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真正的党内团结，共同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才能集中全党的智慧，集中全党的正确意见，这种先民主，后集中，使我们能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才能更好地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作为执政的党，党内民主的状况如何，对人民民主关系极大。

毛泽东主张党内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这不仅表现在党内要有健全的民主制度，而且在实际上党内要广开言路，让人讲话，形成浓厚的民主气氛。他说：“党内民主的实际，就是容许任何不同意见的提出与讨论”。9这种形式上民主同实际上民主的统一，体现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特点。他特别指出，领导者要创造条件让群众敢于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他说：“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10他提出：“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11他严厉批评那种不让群众讲话的恶劣作风，他说：“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12

毛泽东重视从制度上健全党内民主。他说：“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13他曾设想过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来扩大党内民主。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所以，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进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14这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制度、发扬党内民主的好办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党委制，是民主集中制要求的一种领导制度，它也体现了民主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它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断的重要制度。他反复强调：“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15他认为，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和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16他特别指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他认为，在党委会中一切由第一书记说了算，是一种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不正常的现象。他说：“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17同时他还提出，在坚持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使个人的智慧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这样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

毛泽东在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在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他认为，党没有民主不行，但没有集中更不行。没有集中，就不能形成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政策，统一的计划，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行动，一句话，就没有集中统一的党，革命和建设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他强调党内要有铁的纪律，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对于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特别指出，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这就是说，中央要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和意志，以自己正确的路线来体现这个多数。

在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上，毛泽东还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建设目标。这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18

四、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如何保证老一代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具体措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就在这次讲话中，他还具体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当具备的条件。随后不久，他又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19他要求全党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实际上把培养接班人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要求培养造就出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骨干。虽然毛泽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还留有“左”的痕迹，但从总体上说，他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确是指明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至关重要的根本大计，是防止“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保证。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特别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不仅具有长远意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紧迫任务。

毛泽东还总结了国际的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要具备的五项条件。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条件，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要求，是对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骨干的基本要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是革命接班人条件的核心内容。马列主义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需要马列主义作为指针，因为马列主义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有正确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只有依靠马列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才能明辨是非，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十分强调青年人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观点，“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所以他反复教育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马列主义的，不搞修正主义。第二，强调要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后，毛泽东充分意识到在执政的条件下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不断告诫全党要警惕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危险。而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也是估计到新的一代的生长环境，有可能淡忘和背离老一辈所培育的革命传统。所以，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他在1963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时就说过：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过去的困难，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要靠老一辈的人把过去的经历告诉他们，对他们进行教育。在毛泽东看来，是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第三，特别提出革命接班人还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这主要是善于团结大多数人，有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这对一个领导骨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应当说，毛泽东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思想，以及相应的要求条件，对于党的事业，对于干部队伍的新旧交替，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五、要重视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监督机制

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从制度上加强和完善党的监督工作。他在领导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曾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20章程就是制度，这对于党及其监督工作来说，同样是这样。他从党能否在执政条件下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先进性，能否顺利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的高度，引导全党认识党的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及制度建设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21他特别指出：“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22他强调党内同志之间要互相监督，这样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进步。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专门写道：“党依靠这样的大会制定路线，监督中央”。

八大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指出党的监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是党内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邓小平说：“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要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所以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毛泽东在强调发挥党的和群众的监督作用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他说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他特别指出，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门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把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一步肯定了这一方针，并强调：“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24他曾风趣地对党的高级干部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我们共产党有“二怕”，一“怕”农民，二“怕”民主人士。这里所说的“怕”，实是宛如君子之冀得诤友。这充分反映了这时毛泽东是真诚地希望得到党外的监督，意识到民主党派的监督对于执政党的重要意义。这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互相监督，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多一点监督，做起事来，总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25应该说，通过民主党派的监督，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性，是毛泽东党派互相监督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这里还要指出，毛泽东在探索能够保证党和国家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时，也同样重视制度建设的问题。1965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同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讨什么是井冈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时候，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得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当有人提出现在工厂有工会，农村有农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毛泽东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他特别提出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的问题。由此可见，毛泽东这是从制度上思考拒腐防变的问题，在这里，他仍然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权力的主体来考虑的。

六、要高度重视执政条件下的党风建设，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

及特权思想，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把在执政的条件下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看作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他指出，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完全违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同党和人民政权的性质根本对立的。毛泽东根据执政的特点和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为防止党和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始终把反对官僚主义及特权思想、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执政条件下党风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常抓不懈，并指明这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任务。

早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实际上指明了党将长期面临着胜利后的执政的考验。这时中央领导集体也一再指出，一些共产党员在执政后由于经不住考验而变质的危险，认为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特权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是个人的专利、专权，它不但会表现在漠视群众疾苦甚至欺压百姓的工作作风上，而且也会表现在以这种特权来谋取个人的私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再要求党的干部要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他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是一种高级趣味。他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他说，官僚主义作风，“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26他强调官僚主义对党的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严重损害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根本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它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严重阻碍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正常发展；如果听任官僚主义滋生和蔓延开来，势必会最终毁灭我们的党和党的事业。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27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28他对那种依仗权势，高高在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等官僚主义的恶习深恶痛绝，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敢于挺身而出反对官僚主义。

毛泽东认为，要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就要建立起良好的党群和干群关系，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全国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他强调，要根治官僚主义，重要的是要扩大民主，特别是要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29这就是说，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使党和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权思想的滋生。

毛泽东认为，要防范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滋生，还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进领导方法。为此，他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他认为机构庞大，部门重叠，人浮于事，势必为官僚主义滋生造成一个有利的条件，主张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党政机构要进行大精简；又如，认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他说，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他并为此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再如，对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也有所察觉，曾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的倾向，提倡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他认为，干部的下降，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又利于实行领导班子的精简和调整。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曾身体力行地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并考虑在将来适当的时候也不再任党的主席，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出于对领导职务任期制的考虑，认为领导职务不能超过两届，等等。

执政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是实践中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课题。虽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使党的建设受到了损害，但应当肯定，他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使党经受住执政的严峻考验，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毫无疑义，毛泽东关于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继承的。


1.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3页、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4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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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 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8.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8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5~40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0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7.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4~29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 《人民日报》，1964年7月15日。
2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1.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2.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3.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4.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5.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5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27.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8.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1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9.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单位：梁柱，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编：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