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国际上存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内存在不同阶级、阶层，就会存在意识形态斗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国家走向了消亡，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才会最终走向彻底终结。”[1]现阶段，国际上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国内也存在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国际和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国内意识形态斗争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反映。本文主要考察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国内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和应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挑战。

一、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背景

（一）国际背景

人类社会的发展处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是曲折的、复杂的、也是相当漫长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类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苏联曾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了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之一，在世界格局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20世纪末叶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多个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这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会像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不停地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它们四处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策动颜色革命，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巩固和加强西方霸权体系。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正是资本主义本质所决定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是西方霸权体系的延续和发展。这一霸权体系始于五百多年前欧洲国家向世界各地殖民扩张。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是西方大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构建霸权体系的重要标志。此后，这一霸权体系不断加强，向世界各地延伸。到19世纪，西方殖民列强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为特征的霸权体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一体系可以说达到巅峰。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的俄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西方霸权体系受到削弱。随着苏联的发展壮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兴起，殖民帝国纷纷瓦解，西方霸权严重削弱。但是，西方霸权并未消失。苏东剧变后，美国主导的西方霸权又有所加强。

在过去五百多年间，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曾以各种方式剥削和掠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数的财富，公开抢劫的和以各种方式掠夺的，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国家。在西方霸权体系下，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大国仍然能以各种方式，来掠夺广大发展中国家，财富源源不断地继续流向这些国家。财富流动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但是，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壮大，建立在西方霸权体系之上的不公正不合理秩序的状态已经、正在并将不断改变。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日益强盛，延续了五百多年的西方霸权格局必将最终被打破。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愿看到和难以接受的，它们必将采取一切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甚至搞垮中国，以图继续保持其霸主地位，从而维护其“既得利益”。西方国家致力于推进以西方为霸主的单极世界秩序，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致力于打破西方霸权，构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这一矛盾必将会反映到意识形态斗争中来，最终必然会表现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较量。

（二）国内背景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特殊时期，一个问题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一方面，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另一方面，也依然存在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将不断涌现新情况，出现新问题，面临新挑战。特别是要注意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不断发生变化，可能引起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外资影响不断加深，而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比重却呈下降之势，这必然导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逐步发生变化。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难免会出现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今天，我国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达了一个关键点，在这个关键点，我们的确面临着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进一步减少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是扭转这一趋势，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关系到我国经济基础的性质。当前，有许多人担心如果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势必引起我国经济基础发生质变；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还要进一步减小公有制经济比重，扩大民营经济包括外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坚持不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实际上成了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也是斗争的核心问题。

二、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这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决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走封闭僵化老路的错误言论，但当前最大的危险无疑是鼓吹走改旗易帜邪路的错误思潮。近些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主要不是反对改革开放和坚持改革开放的较量，而是关于如何进行改革开放的较量。根本的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还是将改革扭转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照搬西方模式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近年出现的一系列错误思潮，极力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从2006年的“西山会议”的主张到2007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热潮，再到2008年的“普世价值”热以及所谓的“零八宪章”，都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主张搞资本主义。有的人甚至直截了当地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实行西方多党制模式。

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十分复杂。许多涉及根本政治方向的问题却以学术分歧的面目出现，宣扬错误政治主张的活动往往以学术讨论形式出现，极力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却戴上了“改革者”的面具。那些公然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容易被人们识破，但打着改革旗号极力鼓吹私有化的错误观点则具有很大迷惑性。有些人以“改革者”自居，高举“改革”旗帜，以各种方式巧妙地兜售私有化主张，以图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我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鼓吹私有化的观点近年越来越公开化，越来越堂而皇之。目前，鼓吹私有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国有企业进一步私有化或曰“民营化”，一是主张土地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思潮在我国学术界影响颇大，甚至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也产生着重要影响，鼓吹私有化、以“渐进的改革”方式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今天仍有很大市场。

鼓吹私有化、鼓吹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观点是与中央精神相违背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2]中央精神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改革要“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但是，一些人闭口不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却大谈深化他们的所谓“国有企业改革”，其目的，不是为了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而是要改掉国有企业，瓦解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

三、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杂音噪音制造者

当前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音噪音制造者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种人。一是一些在西方国家就职、满脑子西化经而又常回国活动的人。二是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中一些极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学者，有的还在居于领导岗位掌握着一定实权。三是一些年至耄耋，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痴迷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有的还是老党员，曾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任过要职。另外，还有一类人是党政部门中持错误思想认识者和那些尚未被清除的腐败分子以及社会上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不公开制造杂音噪音，但与以上三种人一样，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主张实际搞资本主义。下面对前三种人中的三位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概要考察，以便读者了解和认识这些杂音噪音制造者的主张。

（一）陈志武观点略考

陈志武现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曾在国内大学担任特聘教授。此人是极力鼓吹中国搞私有化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两年尤为活跃。其言论传播甚广，网上俯拾即是。
2008年7月9日，在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召开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年经济问题点评会上，陈志武发表演讲称：“加速私有化，老百姓的收入才会更多” [3]。
2008年8月13日，陈志武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中国富强呼唤私有化》一文，开宗明义地讲：“在实现进一步增长方面，中国拥有一个未经开发的巨大来源：其庞大的国有资产，包括企业、资源和土地。将这些资产私有化，会释放出财富效应，并推动国内消费。这种改革将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型转为国内消费驱动型。这将降低中国对工业的过度依赖，并刺激其服务业。在此全球经济放缓之际，这样的改革适逢其时。” [4]这里陈志武把私有化作为中国富强的前提：中国要富强，就得私有化。

2008年8月24日，和讯网新闻根据《东方早报》消息报道，陈志武在接受《理财一周报》记者采访时，主张为刺激国内消费，将国有企业股权平均分给13亿人。他说：“将全国的财政收入股权化，让所有的公民都能分得属于自己的一份。中国可以把国资委转变成国民权益基金会，将国资委掌握的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都转化成国民权益基金会的股份，再将这些股份平摊到13亿百姓的头上，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刺激中国内需的增长。” [5]陈志武利用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之机，打着增加公民收入、刺激内需的口号，鼓吹平分国有企业股权，用意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

2008年11月19日，陈志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政华采访时，发表题为《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的谈话。他说：“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这里，陈志武特意把“国”与“民”对立起来，把“政府”与“老百姓”对立起来，蓄意挑拨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财产就是人民的财产，国家富了，也就意味着人民富了。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执政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此，陈志武闭口不谈。陈志武在访谈中再次鼓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主张：“民主宪政制度改革”。“民主宪政”是近年国内学术界某些自称“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口头禅，其真实含义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目标模式取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6]

近期，陈志武又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农村土地私有化后果不会比现在糟》的文章，极力鼓吹土地私有化。他说“阻碍农民致富、阻碍农民享受公民待遇的障碍之一是现存的权力结构，而土地公有不仅没削弱官权，反而加强了，使官权掌握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如果是这样，减弱官权的答案之一，不就是把土地权还给农民自己吗?”“如果能通过土地私有，那么那些官权就少了牵着农民鼻子走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了。而土地又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求着官权，就不会有‘还权于民’。有了‘还产于民’才会有‘还权于民’。但如果像在一些地方试验的那样，只有名义上的‘私有产权’而同时行政权力不受限制的话，那么真正的‘私有产权’会很难，因为行政权力可随时侵犯你的产权。” [7]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陈志武不仅鼓吹土地私有化，而且把土地私有化视为所谓“还权于民”的前提，意思就是现在权力不在人民手中，而是在执政的共产党手中，共产党并不代表人民，共产党的“官权”损害了农民利益，“阻碍了农民享受公民待遇”。为了削弱共产党的“官权”，就要削弱其“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土地公有”。

陈志武曾以鼓吹“全盘西化”而崭露头角，并因此得到国内外某些势力的青睐。早在2004年，他在香港《信报》发表的《全球化下中国“单极”与“多极”秩序的选择》(《参考消息》2004年7月21日第16版转载)中宣称：“过去一百多年，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思想指导下，以为全球化带来的东西真的像超市买卖一样，你只挑你想要的东西，结果如何呢?是我们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怎么也没弄对。这些血的教训应该已经告诉我们：要么就不碰全球化，要么就得一揽子接收——这是套餐。” [8]这个“一揽子接收”无疑就是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陈志武这类杂音噪音制造者实际上已自觉沦为和充当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工具。不幸的是，这类人物在国内还很有市场，其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也曾招致部分拥趸。

（二）张维迎观点略考

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鼓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可以说是鼓吹民营化的急先锋之一。近年，在鼓吹国有企业民营化这一点上，张维迎尤为活跃。面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张又借机大造舆论，极力诋毁国有企业。

2008年2月24日，在百度公司举行的讨论国有企业利润问题的会议上，张维迎做了主题发言。张说：“我们与其争论国有企业利润应该不应该上缴，是交给财政还是留给国资委，或者留给企业自己，不如争论国有企业应该不应该存在，国有企业是不是应该退出，如何退出。”“我总的意思是说重点应该放在持续地推进国有企业退出，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包括大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国有企业太强势，民营企业就很难生存，只好选择退出。” [9]

2009年1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张维迎说：“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利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即实施民营化改革。讨论竞争力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如何退出的问题。” [10]

张维迎总是期盼国有企业出现危机，他讲：“变革经常发生在危机之中，有了危机才有变革，没有危机就不会有变革。每一次国有企业改革都是因为混不下去才开始的，现在盈利这么高的大型国有企业就没有改革的动力。我相信未来仍然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大的国有企业还要继续改革。我知道在国有企业管理者中一些人很有优秀企业家的潜质，但是国有企业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要培养真正的企业家，就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而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就是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 [11]

2009年2月8日，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九届黑龙江亚布力年会上，张维迎提出了几点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主张。其中第一点是：“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刺激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他宣称，经济学是研究国民财富的，不是研究国家财富的，“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办法之一是将国有企业股票分给老百姓。并说“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建议，我很赞成。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回一部分分给老百姓。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老百姓持有资本收入，等于给他一个会下蛋的母鸡，而不是只给一个鸡蛋。” [12]

张维迎这番主张彻底搞掉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国有资产的高论出现在网上后，引起热议和强烈抨击。一位名叫刘拓的网民发表评论说：“在我看来，这是变相地走苏联私有化之路，是在借机鼓噪肢解中国国有经济。大家都知道，苏联如此这般实践的结果，只是实现了一时的表面公平，最后结果不是老百姓都有了鸡，而是国有经济被此策完全搞跨，加速资本向个人集中的进程，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经济倒退。对中国来讲，这样做可能后果更严重，外国资本会借机大量进入，操纵中国股市，鲸吞中国国有资本。最后一定是，这些‘不懂经济’的老百姓手里的鸡，被大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连蒙带唬地低价骗走。” [13]

这位网民讲出的道理并不难懂，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也心知肚明，但屁股决定脑袋，只能认为他所要的就是这种结果。当然，持同样立场、支持张维迎高论者也有之，据了解也包括某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例如，《重庆商报》报道：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陈万志表示将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支持张维迎提出将国有企业股票分给老百姓的建议。[14]

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的演讲中，张维迎先生强调：“当然，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从以上考察，读者们不难断定张维迎先生所谓“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是什么含义。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成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是连同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理论也要被“彻底埋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总之，在张维迎看来，国有企业和国家宏观调控都一无是处，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张维迎有多年国外留学经历，为什么就视而不见：世界上几十个最不发达的国家有几个不是搞资本主义，而且都并没有多少张维迎先生所反对的“万恶不赦”的强大国有企业，为什么却总是处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是因为国有企业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恰恰相反，因为没有强大的国有企业而在经济上、政治上严重依附和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

（三）谢韬观点略考

谢韬乃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翁因其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上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而“名声大振”。该文的主旨和原题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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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长期在国际社会流行。其核心思想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反对公有制主体地位，主张以私有制为主体；反对一党制，主张多党制。在今天的中国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目的就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谢文混淆视听，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方向。”“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15]

谢文主张中国以瑞典为榜样，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并异想天开地声言：“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16]不知这个“新航道”是什么?如果推行民主社会主义，以私有制为主体，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必将出现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又必将导致社会动乱。这将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而不是什么“新航道”。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谢韬却极力贬斥中国共产党，主张改造共产党。在《共产党组织转型的思考》一文中，他讲道：“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现代政党，必须实现从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先锋队组织到开放型的群众性组织的转变。后者的工作重心既不是理论灌输和思想改造，也不是以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方式颠覆政权或者维持一党专政，而是广泛吸纳党员，联系尽可能多的选民，在竞争性选举中赢得胜利。”这里，谢韬明确主张实行多党制，共产党作为一党参加竞选。谢韬还要求共产党向国民党学习，走国民党的宪政道路。他宣称：“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已经经历了从革命党到专政党再到宪政党的转变。1948年‘行宪’后，本来国民党就应当向宪政党转化了，由于在内战中失败，国民党先是在大陆后来在台湾实行了四十年‘戒严状态’，延误了组织转型。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国民党走过的宪政之路。觉悟越早，转型越及时，对于党的未来发展就越有利。” [17]

谢韬老翁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他肆意否定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意义，肆意夸大革命与建设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和挫折，其目的无非是根本否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主张中国搞全盘西化、资本主义化。谢韬这类“过来人”早年曾顺从历史潮流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但他们一贯以知识分子和“精英”自居，自视比工农大众高贵、比普通劳动者聪明。尽管他们对西方社会并无多少切身体察和真实了解，灵魂深处却从未放弃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天堂”的痴迷。只要其参加革命后经历过一些挫折或遭遇过一点不幸，一旦机会来临、气候形成，他们就按捺不住地顽强表现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本来面目，情不自禁地忏悔当年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诋毁自己也曾为之付出过努力的社会主义事业，不遗余力地美化和推销西方制度模式，鼓吹只有资本主义或改良的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并摆出一幅无所畏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架势。在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这种人和这种事出现并不奇怪，但却可以证明和提醒人们，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斗争客观存在，并将反复不断地较量下去，直至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和实践给予其最终裁判。

（四）特殊群体与杂音噪音

近年，杂音噪音不断且呈上升趋势有其特定社会背景和原因。党政部门中尚未被清除的腐败分子以及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杂音噪音制造者的后盾和共谋。这类人并不一定直接制造杂音噪音，但极力在知识分子中寻找代言人，给他们提供平台，制造舆论。特殊利益集团谋求构建维护其私利的上层建筑，党政部门中的腐败分子期盼中国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使他们通过不法手段牟取的非法利益合法化。腐败分子和特殊利益集团与主张搞私有化的“自由派”学者思想政治观点是一致的，都企图搞垮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因此，他们与扮演吹鼓手角色的前三类人结成了有形和无形的盟友关系。这是一种蓄意干扰和误导改革开放的危险联盟，对改革开放的实际走向可能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不能没有警觉和提防。

四、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思考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各种文化相互渗透，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这要求我们极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由于在现阶段国际格局中的西强我弱，西方对我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加上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近年来杂音噪音愈演愈烈，大有演变为“主旋律”之势。一些鼓吹私有化的学者自称或被人们称为“主流经济学家”，就是一个特别发人深省的问题。

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全党要重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把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2008年1月22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宣传思想工作只能不断加强，不能忽视削弱；只能继续前进，不能止步不前。”近期，中央又反复强调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中央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精神是非常明确的，关键是各级政府、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如何贯彻落实好中央精神。笔者认为，当前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要特别地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创新，加大宣传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理顺人心。一是要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要深入研究和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是要深入研究和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防止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虚无主义蔓延。四是要深入研究和阐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东西，使人们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认识资本主义，能够更深刻地领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腐朽的东西揭露批判不够，这不利于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利于我们推进改革开放。正如陈晓明等学者指出的，“在坚持加快经济发展、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既积极吸引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有效抵制西方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必须始终注重解决的问题。” [18]五是要深入研究和阐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揭露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尤其要揭露其在国际关系中热衷于推行霸权主义、维护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秩序的行径。六是要深入研究和阐述当前的国际秩序中的不公正和不合理性，弄清我们面临的各种难题和挑战。七是要深入研究和阐述国有企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关键是要搞好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骨干企业。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强调国有企业的历史功绩和伟大作用，着力研究如何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要正视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全力加以解决，不能因为存在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国有企业。要警惕蓄意搞垮国有企业的行为。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尤其要重点研究和阐发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当前，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音噪音制造者，应该说其中不少人还只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这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认为中国能够走出一条资本主义强国之路。这需要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阐述，说服持错误观点的人端正认识。邓小平同志曾经反复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谆谆告诫：“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 [19]小平同志还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20]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21]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我们党几代领导人所反复强调的，是实践已经证明和仍将证明的真理。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反复讲。要结合新形势，对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进行新的阐发，用正确的理论理顺人心。同时，还要进一步研究和阐发在当今世界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推进理论创新。

第二，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要大胆启用一批敢于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干部。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22]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中央精神是明确的，关键是看意识形态领域各级领导干部如何贯彻落实。近年，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出现杂音噪音，重要原因就是相关部门和单位有的领导干部不得力，对错误思潮缺乏敏锐的辨别能力；还有的不敢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抵制，甘当好好先生，采取姑息纵容态度；个别干部自身也存在着政治方向上的问题，为杂音噪音制造者提供平台。打好意识形态仗就必须努力培养和大胆启用一批政治可靠、头脑清醒、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干部。

第三，要着力培养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在一个时期受到学术界忽视。近年，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带动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得到了新发展。成立了一批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机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培养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但是，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现象不同程度上仍然普遍存在；部分人甚至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所以，在新的历史的起点上，我们要更加重视培养敢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决不能把敢于批评、敢于斗争视为“左”。一个时期，不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而被视为“左”，甚至被批评为反对改革，这种现象使一些同志不敢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面对错误思潮，采取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态度。

第四，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产业不能搞市场化，要加大国家投入，巩固和加强意识形态阵地。搞市场化，就会出现谁更有钱，谁就更能影响和操纵舆论的局面。这样，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就会向资本和富人倾斜，甚至逐渐被资本和富人阶层包括外资集团掌控。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舆论机器就被外资集团所控制。[23]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意识形态产业基本上控制在富人手中。即使你是穷人出身，一旦成为富人，就是资产阶级的一员，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说话，这是一般的规律和现象。资本主义国家报刊、电视、电台等新闻媒体的老板以及出版商们，都是富人，尽管在利益上也有竞争、矛盾和分歧，但总体上会站在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这就是为什么在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社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舆论往往会出奇地一致。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魔力的一种表现，这种魔力就是：只要你是富人，或认为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富人，你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政府一边。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产业牢牢掌握在富人手中，更确切些说，是牢牢掌握在资本所有者阶级手中。

第五，要着力调动和发挥广大网民与错误思潮作斗争的积极性。近年，一些错误观点一经在网上炒作，许多网民就自发挺身而出进行抵制和批判，往往比报刊杂志上的反应更敏锐、及时，分析更深刻、理论性更强。在网络战场上，确实有许多“民间散打高手”，正是他们的积极斗争对杂音噪音制造者形成了有力威慑，也正是他们的积极斗争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有关部门对错误思潮的关注，使对杂音噪音的批判走上报刊、电视、电台。事实说明，在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千百万网民的民心可用。有关部门应支持、重视、引导和保护网民对错误观点展开批判，为正确思想政治观点宏扬展示提供更多平台和空间，打好网上意识形态交锋和价值体系较量的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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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顺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市，100006)
(责任编辑：田改伟)
[1]梁建新：《穿越意识形态终结的幻想——西方意识形态终结思潮评析》，第1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5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http：／／big5．ce．cn／gate／big5／blog．ce．cn／html／88／154388-145416．html
[4]中国经济学人网：http：／／chinaeconomist．org/archives／267．html
[5]http／／news．hexun．com／2008—08—24／108334522．html
[6]http：//chenzhiwu．blog．sohu．com／105080070．html
[7]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969
[8]参阅张顺洪：《世界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2期)对陈文的分析。
[9]百度财经网：http：／／finance．baidu．com／n／finance／review／zdtxs／2008-03-05／19545369556．html．
[10]新浪博客：http：／／biog．sina．com．cn／s／blog_52df813b0100c2mv．html
[11]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df813b0100c2mv．html
[12]九鼎网：http：／／www.jiuding．org／Anicle／Class8／plwz／200903／1295．html
[13]人民网论坛：http：//bbsl．people．com．cn/postDetail．do?treeView=1&id＝90612021&view…
[14]http：／／finance．qq．com/a／20090302／002395．htm
[15]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16]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17]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6227(本文原载《领导者》2008年第2期)。
[18]陈晓明、周宏、孙强：《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第14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0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2]《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据有研究显示：“发达国家垄断了世界上几乎全部的文化市场。目前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西方七大国垄断。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西方异质文化的大量涌入对民族文化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如果不加控制或控制不当，会引起文化领域混乱，严重的会导致统治危机。”(陈宪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斗争》，《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