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我国政治学的发展迎来了春天。1979年初，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 1980年底，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这成为我国政治学在新时期得到恢复的重要标志。作为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先后经历了恢复重建、初步繁荣等阶段，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西方政治思想是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开展政治实践的思想理论总结，具体表现为各种政治主张、政治观点、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2]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深受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主要成就包括如下方面：
（一）学科体系逐渐完善
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设了“西方政治学说史”课程，这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在新中国诞生。[3]但直到70年代末，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才逐渐恢复自己的学科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4]第一阶段从1978年至1985年，是学科的恢复重建阶段；第二阶段从1986年至1989年，是学科的初步繁荣阶段；第三阶段从1989年至1991年，是学科的价值定位阶段；第四阶段从1992年至今，是学科的深入发展阶段。
学科的恢复重建阶段，恰逢改革开放的初期。1979年，天津师范大学招收了第一届中外政治思想史专业（西方政治思想史方向）研究生。1980年，由徐大同和朱一涛两位先生合作撰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分三期连载发表，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5]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重建是在拨乱反正、确立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这赋予其鲜明的时代性。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加之老一辈学者精心营造的学术环境，共同成为培育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成长的沃土。
学科重建的具体步骤包括，1979年天津师范大学招收中外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开启了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1981年，复旦大学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北京大学、吉林大学随后恢复了政治学专业，西方政治思想史从而获得了学科依托。1982年，天津师范大学举办了“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为学科发展培养了高校师资和科研骨干，有了一支专门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研究的学术队伍。1985年，“中外政治思想史研讨会”在苏州召开，国内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学科发展与建设问题。在学科恢复和重建阶段取得的突出成就是，由徐大同先生担任主编，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教师参与编写的国家教委统编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出版。[6]该书是学科恢复后由专业人员编写的第一部教材，也是建国以来由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发展的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的深化带来了思想领域的日趋活跃和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在此期间，学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满足国内学者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需要，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众多政治学名著中译本陆续问世，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等为繁荣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对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深入，国内出版的教材趋于多样化，相关专著与读者见面。其中包括，《国家学说史》，《欧美政治思想史》，以及《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和《从马基雅弗利到尼采——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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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发展的第三阶段，国内学者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自由化倾向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政治学学科进行了价值定位。研究者逐渐达成共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可以多元共存，但政治导向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原则，学术工作必须有利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8]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明确提出要为中国研究西方，即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纲》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概论》相继问世。[9]但国内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并未止步不前，《西方政治思想史》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考察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变迁。
邓小平于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动力，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活力。同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出版，它比较全面地界定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概念，明确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标志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学科点建设方面，天津师范大学于1996年被批准设立中外政治思想博士点，成为国内唯一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为主的博士点。2007年，该校政治学理论专业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为深化国内政治思想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学科队伍方面，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已经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诸高校的政治学专业扎根，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教学科研群体。在学科交流平台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交流学术观点的重要窗口。在学科知识积累方面，由徐大同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于2005年推出，初步建立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通史体系。
（二）指导理念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以救亡图存为目标，以中体西用为原则泛泛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原则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逐步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在政治思想史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学术研究的基本方针。张友渔先生就此指出: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10]由于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知识积累较为薄弱，采取了模仿苏联的研究模式，学术研究与我国存在国情脱节现象和教条主义倾向。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不仅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密切联系改革开放的客观实践，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政府发表《人权白皮书》后，有关西方公民权利政治思潮、财产权理论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在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确立科学发展观后，有关西方生态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又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这表明，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已经与我国的政治发展之间形成了互动关系。
（三）通史体系初步建立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队伍不甚完整，科研基础较为薄弱。由于深受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被归入“国家与法的理论与历史”的范畴。相当一部分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者是法学学者，长期从事法律思想史研究。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政治思想研究往往被糅合进法律学说研究中，没有形成独立的话语体系和知识结构。20世纪80年代，国内出版了数本《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11]它在显示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具有同源性的同时，也在事实上说明，政治思想史并未确立自身的专业地位，尚未摆脱对其他学科的依赖。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开始尝试从政治学的角度建立西方政治思想的通史体系，概览自希腊、罗马以来，经由中世纪，直至近现代政治思想的逻辑演变。西方学者对政治思想的通史性研究，主要以萨拜因和施特劳斯为代表。[12]在《政治学说史》中，萨拜因以人类活动空间和思考对象转换为背景，将西方政治思想的演变区分为“关于城邦的学说”、“关于世界社会的学说”和“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在《政治哲学史》中，施特劳斯则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研究诸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与上述两种模式不同，国内研究者既要突出社会形态的更替对政治思想变迁的重大影响，又要考察政治思想自身变化的内在规律性。从1998年开始，以徐大同先生为组织者的研究群体历时七年，推出了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该书体系完备，结构宏大，凡250万字，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以时间为经，思潮与学派为纬，人物为逻辑单元，将西方政治思想错落有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该书涵盖了西方所有重要的政治思潮和流派，系统论述了西方政治思想从自然政治观到伦理政治观、再到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的演变历程。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部多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著作，它初步构筑了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通史体系，为进一步开展专题研究创造了条件。
（四）专题研究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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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考察主要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作为分期依据，逐次论述各思想流派、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随着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如何将西方政治思想史从宏观研究转向中观和微观研究便提上日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思想史研究的趋势之一是，不同于教材编纂模式的专题研究日益普遍。首先，国内西方思想史研究的重点长期停留在近现代，而对于中世纪断代政治思想、尤其是基督教政治哲学鲜有问津。《在上帝与恺撒之间》的出版改变了这一状况，它从基督教二元政治观的基本内容入手，系统论述了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与近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13]此后，中世纪的基督教政治思想、自然法理论逐渐受国内学者的重视，涌现了一批严谨平实的著作。[14]其次，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主要限定在英、法、美等主要西方国家，而对于加拿大等外围西方国家关注不够。《马赛克文化中的政治发展探索——加拿大主要政治思想流派》的出版，填补了国别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空白。[15]再次，在具体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方面，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既有中世纪人物的专题研究，如《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研究》；也有近代人物的专题研究，如《休谟的政治哲学》，《一种中道自由主义——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还有现当代人物的专题研究，如《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哈贝马斯政治思想研究》。[16]其中，《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的视角较为独特，作者选取美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黑人领袖作为分析样本，以其政治思想的形成作为切入点，揭示非裔美国人政治思想变迁的过程与特征。[17]最后，国内学者对西方主要思想流派的专题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具体内容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等。其中，自由主义研究成果较为突出。国内学者在客观梳理自由主义思想流变的基础上，对其基本价值进行深刻的学理批判。《自由主义》细致地阐述了自由主义产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史，解析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18]以此为基础，《普遍主义的贫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批判》，详细讨论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普遍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考查了它的论证形式及其变种，从而得出普遍主义缺乏过程意识、条件意识和历史意识的结论。[19]
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前沿课题
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改革开放的进程。国门打开之后，中国逐渐摆脱封闭自守的状态，西方各种价值观念、思想流派蜂拥而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区分西方政治思想的精华与糟粕，比较中西政治思想发生形态、演化特征等问题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改革开放作为富民强国的基本国策，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率导向，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效应逐渐显现。国内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各种新兴阶层、群体的出现，社会价值观念日渐多元化，社会冲突趋于增加；国际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面对上述国内外形势，如何从学理上批判自由主义的价值倾向，考察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如何吸收西方民主理论的合理元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整合社会多元利益，便成为西方政治思史研究的前沿课题。
（一）中西政治思想比较
国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关注，源于中西两种政治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比较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与共性，不仅有利于加深对西方政治文明的了解，而且有助于借鉴吸收将我国传统文化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国内学者对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对中西政治思想基本内容的比较研究。《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视角出发，立足于政治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分别就中西历史上的政治思维方式、权力分配、公民地位、治国理论等重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重点分析了中国的德治与西方的法治、中国的子民观念与西方的公民观念之间关系等问题。[20]其次，对中西政治思想核心范畴的研究。《中西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礼和正义》中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是礼。礼具有自然和人为的双重起源,拥有本体意义的崇高地位,是维系传统社会的统一尺度。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是正义。正义的具体含义处于历史变迁中，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将正义与私有制、契约论相结合,以此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21]再次，对中西政治思想总体特征的研究。徐大同在《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指出，中西政治思想都带有阶级性和社会性，都具备民族性和交汇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形态、地域结构等原因，中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具体包括，中国政治思想表现出较强的务实性，强调知行合一，西方政治思想表现为唯理性，强调逻辑思辨；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组织和管理国家，而西方政治思想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人类为什么要参与政治生活；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较强，而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则经历了不同政治观的演变。[22]再其次，对中西伦理——政治思想共通性的比较研究。《中西政治思想中的伦理际遇》声明了比较研究的正当性，他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比早期儒家的伦理王国，以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对勘早期儒家的民本观念，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照早期儒家的平等主张，并得出结论认为，在中西文明史的进程中,政治建构对于伦理道德的依赖,是一个通贯的文化景观。[23]
国内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一般特征是，研究者主要关注两种思想体系的特殊性及其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侧重于传统而非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比较。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既在于考察两种思想体系发生形态、演化机制的不同，也在于确定合理的参照对象，选择明确的切入点，秉持“深入、比较、借鉴”的原则，实现两种文明、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平等交流与对话。
（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
作为完整的政治观，自由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转变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唯一正宗的传统，在主流政治思想内部存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争论，在主流政治思想外部存在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1）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争论
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争论的研究，首先，以自由主义为参照，系统论述共和主义、特别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基本内涵。《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一个思想史的考查》，概述了共和主义的中心内容：共和主义认为人性包含社会性或者说政治性的道德目的；共和主义依据自治来理解政治自由的含义,自由意指保持政治共同体的独立和实现对共同体的自我治理；共和主义的理想政治制度是混合政体或平衡政体。古典共和主义的诸多遗产为自由主义所继承,它突出地表现为对绝对权力的强烈敌视。[24]其次，在分析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融合的基础上，评述共和主义的思想变迁。《试论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从以美德为基础表达政治主张到以宪法为基础进行政治设计；从小国共和到大国共和,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引入联邦制；从主张直接民主到实行代议民主；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从混合均衡到混合均衡基础上的分权制衡。[25]再次，讨论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局限。《反思共和主义的复兴：一个批判性的考察》认为共和主义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改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试图超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法，重构人们对自由的基本观念。但限于现代性条件下平等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压力，将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方案并不可取。比复兴共和主义更为紧迫的是,将自由主义丰富的思想传统从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在创造性的发展中为其注入公民政治的活力。[26]
国内学者对共和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在梳理经典文献的基础上评述共和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价值倾向。进一步考察共和主义演变的思想轨迹及其与自由主义消长融和的关系，不仅有利于认清西方主流政治思想演变的复杂性，而且有助于发挥政治参与和公民美德在现代政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2）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作为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重大突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西方科技文明裹挟的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国内流行，有关经济效率与社会分配之间的讨论也不断增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争论的研究，主要是在追溯两种思想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论述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超越。首先，从历史背景的视角考察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争论与沟通的缘起。《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认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因应工业社会的变革而产生,最初都是以抗争、批判的面貌出现,它们所要对抗的都是当时非人道的社会制度。近两百年的世界史,集中表现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上的竞争、对话和互动过程。其次，从两种思想体系价值对立的视角，论述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对另一方的借鉴。《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新考察》指出，19世纪中期以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是围绕自由、平等和团结三个观念展开的，它们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普遍主义的团结和特殊主义的团结等问题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27]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萃取了对方维护社会公平或尊重法治秩序的合理价值。再次，国内学者并没有放松对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其方法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在《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冲击》和《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历史主义的兴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通过把发展变化思想和情境条件意识引入人的观念中，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传统，冲击了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意识。[28]在方法论上，自由主义从超时空的前提出发追求普适性的制度模式。而马克思主义在反思普遍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论证了社会实践的动态性和情境性，揭示了历史主义方法和普遍主义方法的重大区别。[29]
值得一提的是由徐大同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百年来在方法论、价值观、经济与市场、民主政治，以及两种思想体系争论在中国的表现与影响等方面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了两种思潮的论争，并发表出版了专著、论文和译著等一批有影响的中期成果。
（三）西方民主理论的基本形态及其借鉴价值
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它还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随着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愿望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客观的经济形势与现实的政治需要，都要求国内学者加强对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首先，考察民主形态的演变历程。《西方民主史》根据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阐述了西方民主的渊源、近代西方民主理论、近代西方民主运动、西方民主制度的确立以及当代西方民主的基本特征，并认为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过程中，难以根除经济权力对民主实践的危害。[30]其次，在叙述西方民主理论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批判民主价值的局限性。《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从民主与法治对立统一的角度论述了西方宪政民主的内在张力。民主从社会和集体的角度整合公民意见，但不可能做到个人与共同体的完全一致。为了避免民主失败，以法治规制民主，并使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均衡成为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经验。[31]此外，受国外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国内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了民主实践的经济效应。《民主的经济理论》等著述中指出，在现代西方政治学的语境中，民主意味着竞争性选举，握有选票的选民同试图谋求公共权力的政治家之间存在交易关系。这种选票与公共政策的政治交换是代议民主运转的常规机制，但它将导致财政赤字、利益集团寻租、经济周期性波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32]再次，国内学者对代议民主、多元民主、精英民主等流派开展了深入研究，其中有关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借鉴价值已经成为讨论的热点。《协商民主和民主化》指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强调政治参与和协同治理，这不同于突出竞争与对抗的选举式民主，它有利于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建设性合作关系，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为中国的民主化道路提供借鉴。[33]
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坚持从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我国现有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政治实践的基础上，推进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比较中西方协商政治的指导原则与运行机制，能够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34]
三、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领域日渐拓展，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暴露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学科基础地位不稳固，学术研究和方法缺乏创造性。
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基础不稳固具体表现为，在学术队伍方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较少，学者间难以形成稳定的分工。这一问题在高校规模不断扩张的形势下显得尤其突出。在学科点建设方面，国内中外政治思想的硕士点、博士点主要分布于综合性重点大学和少数师范院校，且主要集中于东部省份。在学科点总数逐步增加的同时，其分布结构失衡现象日益凸现。在学科依托方面，国内专业性政治学期刊相对较少，不能适应我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国内学者缺少思想交流的平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版了近百本教材、专著和辞书，但学术含量并不尽如人意。学术创造性不足具体表现为，重复研究较为严重，难以在学科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国内出版的教材为例，相当一部分采用思想家社会背景介绍加代表性著作解读的模式编写，缺乏总体性结构设计。再以发表的文章为例，30年间国内有关洛克政治思想的研究发表论文约250篇，大部分是对《政府论》（下卷）的一般性解读；研究视野有待拓宽。在关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主流政治思想的同时，应加强对非主流政治思想（如保守主义、合作主义）、前沿思想流派（如共和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西方政治家（如克伦威尔、拿破仑）思想的研究；[35]研究方法尚需更新。方法论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必须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之下，科学借鉴西方学者的理性主义方法、文献学方法和历史语义学方法。[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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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建、高春芽，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市，300073)
(责任编辑：林立公)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18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第1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高建：《面向21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载《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第24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有关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分期，本文参照了林尚立和杨海蛟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见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杨海蛟：《中国政治学30年》，《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2期。
[5]杨海蛟：《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与展望》，第12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6]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邹永贤：《国家学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绍贤：《欧美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岳麟章：《从马基雅弗利到尼采——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杨海蛟：《中国政治学30年》，《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2期。
[9]李振海：《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纲》，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邹永贤：《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0]张友渔：《张友渔文选》（下），第149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1]谷春德、吕世伦：《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
[14]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刘素民：《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常士訚：《马赛克文化中的政治发展探索——加拿大主要政治思想流派》，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6]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胡勇：《一种中道自由主义——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季乃礼：《哈贝马斯政治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7]王恩铭：《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8]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马德普：《普遍主义的贫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0]徐大同、高建：《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1]范明生：《中西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礼和正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2期。
[22]徐大同：《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3]任剑涛：《中西政治思想中的伦理际遇》，《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24]刘训练：《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一个思想史的考查》，《学海》，2006年第5期。
[25]陈伟：《试论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26]刘擎：《反思共和主义的复兴：一个批判性的考察》，《学术界》，2006年第4期。
[27]童世骏：《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新考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28]马德普：《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冲击》，《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9]马德普：《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1期。
[30]应克复等:《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1]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2]杨龙：《民主的经济理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3]何包钢：《协商民主和民主化》，《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2007年第4期。
[34]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制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
[35]浦兴祖：《有关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
[36]丛日云：《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50年》，载杨海蛟：《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与展望》，第13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