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初民（1889—1981），原名经喜，字昌权，湖北石首人。著有《国家论之基础知识》《政治科学大纲》《政治学》《新政治学大纲》《社会史简明教程》《中国社会史教程》《民主和理论》《世界民主政治的新趋势》《中国政治问题讲话》等。邓初民著作等身，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家。代表邓初民政治学思想演进的有五本著作，即《国家论之基础知识》（1929年）《政治科学大纲》（1929年）《政治学》（1932年）《新政治学大纲》（1940年）《中国政治问题讲话》（1949年）。这在学术上确立了包括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等内容在内的政治学研究体系。而在这五本著作中，邓初民于1940年由生活书店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其学术价值非同一般，尤其是在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政党理论等方面有突出的建树，突破了他此前三本代表作（即《国家论之基础知识》（1929年）《政治科学大纲》（1929年）《政治学》（1932年）以国家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体系，并总结和提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斗争的经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仅就该书中阶级论和政党论两方面试作解读，以纪念邓初民这位卓越的学术大师诞辰120周年。

一、在阶级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

邓初民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阶级的起源过程进行了探讨，确认生产力发展对阶级产生的绝对性意义。关于阶级产生的历史过程及在产生阶级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制约性因素，邓初民在著作中给予了这样的描述：

“第一，即当人类脱离动物界之时，他们还未脱去半动物的境界，生活是粗野低劣，仰赖自然界现成的食物以生活，完全受自然界支配。因而他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各家族之家长的社会地位也是平等的。至少在这种时候，社会上还没有阶级。这种状态，一直在后来的文化诸民族之原始的农耕共产体中，还是继续存在。在这样的共产体中，从最初起就有一定的共同事务存在，而这些共同事务，必须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委托一部分人去处理，而这部分人为完成其职务起见，又必须设有一定的权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有了自己消费之外的多余的生活资料；有了多余的生活资料，就要有一部分人专门负保管之责（通常是氏族中的长者），久而久之，等到生产力再进一步向前发展，而保管财富变成一种世袭的固定的职务时，阶级就告形成。复次，由于生产力的增大，个个共产体之间，又发生共同的或抗争的利害关系，因而以这种利害关系中心的共产体，就被造成为一个较大的全体；于是一种新的分工又成为必要，而保卫共同利益及防遏抗争的机关，就自然产生出来了。于是站在这样公共机关的人们，因为由偶然而变为世袭的缘故，便渐渐的特殊化而成为特殊阶级，遂至把自己提高到社会支配的地位，而各个支配者便结为支配阶级。这样看来，阶级发生的物质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即和上述阶级构成的过程相并着，又有着一种阶级构成的过程。农耕家族原始的分工，一到财富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能吸收家族以外的人们的劳动力，生产发达起来，人类的劳动生产力除了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资料以外，还能有多余的生产物，这时，既有可以维持较多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又有可以使用这些劳动力的工具，于是劳动力便取得了价值。而这种过剩劳动的来源，便是战争。战争所得的俘虏，在以前是被屠杀或被烹食的，到这时便把他们用着奴隶了。所谓奴隶制度，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奴隶制度实是社会的分工之最单纯最原始的形态。古代（希腊、罗马）之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就是在奴隶制度下的成就。”[2]

在对阶级产生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邓初民得出这样的结论：“阶级是历史的范畴，即它为特定的历史阶段所规定，而且随着历史一同变化。例如古代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奴隶和奴隶的主人，封建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农奴和领主，资本社会的基本阶级，则是工资劳动者和资本家。因为历史阶段的不同，即社会经济结构或生产关系的不同，便反映到阶级关系的不同，而阶级关系的不同，又直接表现在剥削、收夺的方法之不同中。”[3] 邓初民对阶级起源历史过程的描述，强调了生产力发展、生产品的剩余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社会经济变动的角度来理解阶级产生及阶级对立问题，而且又揭示了阶级的历史性特征及其与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关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

邓初民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性及社会演进的历史性结合起来，说明“阶级结构的历史性”决定了各阶级的历史命运，因而随着历史的进程各阶级的历史命运也就各有不同，这显现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之下的独特的研究视角。邓初民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以及阶级关系依历史转变的结果，所以各个社会经济结构下被剥削压迫的勤劳者的阶级运命，便也各有不同。自然，从所有这些阶级，都曾经和各种压迫他们的生产关系斗争过，即对于社会的创造都曾经尽过积极的任务这一点来说，一般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的所有者，都是站在生产力发展的利益上，为了扬弃生产力桎梏的生产关系而战斗的革命阶级，但他们的历史运命却各有不同。很明显的，古代社会的奴隶便没有能在新发生的封建制下提高自己为统治者，封建制下的农奴，亦没有能在新发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下提高自己为统治者。而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生产下面，即如现在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工资劳动者是已成为新社会的主人翁了。如果我们要具体的去理解古代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农奴，资本主义的工资劳动者，他们的历史命运之所以不同的理由，那就仍然是阶级结构的历史性决定了它。这就因为封建制的农业，亦即其社会结构，在奴隶制的社会结构中，以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封建制的社会结构中，都是自发的生长出来的；而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决不会在资本主义胎内生长出来。这样，阶级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身一样，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演变、发生、发展乃至被扬弃的。因而它有其发生的历史条件，也决不是要存留到永久的将来的超历史现象，所以把阶级看成自然秩序，把阶级的分化从个人间的生存竞争来说明它，或由生物学的要因，亦即优生学的观点来规定它，都不是科学的阶级规定。”[4]由邓初民以上的分析来看，他的基本观点是：阶级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演变的必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社会的阶级结构，社会的阶级结构又决定各阶级的历史命运，所以各阶级的历史命运虽然直接决定于阶级结构，但归根到底是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结构；而社会经济结构本身具有历史性的特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演进而变化，“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因而阶级本身依其历史条件的变动而变动，所以阶级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阶级，并不具有永存性。由邓初民的观点来看，他在考察阶级产生及阶级历史命运时，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运用得非常娴熟，既注意到生产力这一社会发展根本动因在阶级这一问题上的决定作用，又考虑到生产关系演变的具体情形及其给阶级的历史命运进程所构成的重大影响。

邓初民论述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对阶级历史命运的决定作用，那么阶级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在其演进的历程中，到底与社会的经济制度、生产手段、劳动组织等存在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呢？而这种具体的关系又使阶级在社会经济层面处于何种地位呢？对此，邓初民的回答是：“所谓阶级者，乃是根据它在那被历史规定了的社会生产体制内的地位，根据它在对生产手段的关系（大部分它被法律所确保和固定化），根据它在社会劳动组织内的作用，因而根据它在社会的财富之中所处理的那一部的获得样式和大小来互相区别着的多数的人类集团。所谓阶级者，乃是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内的地位之差异的赐予，可以私有他人的劳动的人类的集团。”正是根据这样的回答，邓初民得出这样的结论：“总之，阶级存在的首要前提，是特定历史发展阶级（段）上的社会生产体系内的各人地位之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标志，表现在每人对生产手段的关系之差异，即表现在生产手段的分配之中。因此，一方面没有任何生产手段或基本生产手段的人类集团，与他方面独占一切生产手段或基本生产手段的集团之存在，就是一切阶级社会结构的根本特征。”[5] 由此可见，邓初民认为阶级是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阶级，而阶级存在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是对生产手段的占有问题，亦即阶级的对立体现出经济的利益与经济的地位的对立。正是由于经济利益与阶级之间的密切关系，邓初民强调在对阶级划分时要有正确的划分标准，主张要从“生产本身来考察”阶级，如此“才能给出阶级的科学的规定”。他指出：“然则正确的科学的阶级规定是什么呢？很显然的当正确的科学的规定阶级时，就不许仅以生产物的分配（收入的源泉）或生产手段的分配为指标。生产物的分配是从生产手段的分配归结来的，但生产手段的分配又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生产手段的分配，虽然是决定阶级关系的特征，但离开生产本身来考察时，就不免要陷到考茨基的武力说去了。所谓把生产手段的分配与生产本身的发展联结起来考察，那就是要将社会的分工，社会的劳动组织放在这分配的基础上，即是说应在社会分工，社会劳动组织之上去求分配的基础。……这里的所谓社会分工，社会劳动组织决不是布哈林所说的企业内部的劳动组织，它是把所有关系上的阶级敌对，生产手段分配上的敌对之各种历史形态，都包摄其中的特定的社会劳动组织。这样，它便使各种历史上的阶级敌对形态，贯穿在那社会的劳动组织，生产的社会的体制之中，而生产物的分配经济上的剥削、收集，都是阶级关系的表现了。这样，才能给出阶级的科学的规定。”[6] 邓初民强调要从“生产本身来考察”阶级，“在社会分工，社会劳动组织之上去求分配的基础”，“把生产手段的分配与生产本身的发展联结起来考察”，正是在把握阶级与社会经济结构关系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邓初民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也予以评定：

关于地主阶级，邓初民认为地主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从属的阶级”，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依附性，但与工业资本家阶级也并非完全“不可调和”。邓初民指出：“地主在封建制下本是和农民共同构成基本的阶级，并且是统治阶级之唯一的特权身份。但在资本制下，他已不再是身份，而是资产阶级之从属的要素，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之一部分。虽然在地租的多少与农业品价格的贵贱等上面，不免与工业资本家也有利害的对立，决非在同一生产关系之下不可调和的。”[7]

关于小资产阶级，邓初民认为小资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一个从属的阶级，因而也是一个处于过渡阶段的阶级。关于小资产阶级，邓初民指出：“小资产阶级，是包括了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因为它的成员一面无产阶级化，而另一小部分则幻想能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所以在生活条件上是极不安定的，因而在政治上，也不能担负任何独立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因为它是小生产商品者小经营者之故，所以它反对那商品生产的桎梏即封建的支配，又因它是小所有者，所以它对大资产阶级也抱着反对的气息；同时，因为它到底是小所有者，所以异于无所有者而仍然具有所有者的心理。因此，它的心情与行动，总在中间层或上或下的摇摆。……村中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中农。中农随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大部分没落为半无产的贫农，更经过贫农而没落为农业无产者；小部分则发了迹变成有产者的富良。因此，它的生活条件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政治上的斗争也没有独立性，即在它参加民主革命的场合，因为它在封建制下，被那分散性的小领主的土地所束缚住，不能成为统一起来的为其自身的阶级，即‘自为的阶级’，所以如果它不和资产阶级或前期无产阶级的运动合流，是不会独立获得民主的。”[8]

关于资产阶级，邓初民认为资产阶级是“现代社会基本阶级之一”，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但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其革命性不能持久。邓初民指出：“现代社会基本阶级之一资产阶级，如前所说，在他代表发展途上的生产力对封建势力斗争上看，他是进步的，革命的。但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所以其进步为其阶级属性所限。自始就表现了他的两重性，一面要对封建势力斗争，一面又怕革命超过他们的利益要求以上。所以他的革命性，总是某种程度的不彻底，因之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总以对封建支配的妥协而告终；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亦动辄与其同伴——广大革命群众之较激昂而走到革命之相反的路线，即与国外的压迫民族——帝国主义，国内的封建势力妥协来绞杀革命。所以资产阶级即在民主革命上，一般的说，亦断然不是采取最彻底的态度的革命阶级。……因此有人认为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阶段，其领导权应属于资产阶级的见解，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参加民主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他和都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劳动者之间，并不一致。特别在劳动者以本身独自的要求出现时，更加明显。”[9]

关于无产阶级，邓初民在分析时通常称之为“劳动者”（亦有时称为“工资劳动者”），认为其已经达到“自为的阶级”的阶段，成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邓初民指出：“现代社会基本阶级之一的劳动者，在他以本身独自的要求出现时，即他由自在的阶级进入自为的阶级时，他们的革命对象是资产阶级，他们是代表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途上的新生产力来同资本制度斗争的。他们不仅是已达到于自为的阶级，而且他们的主体条件，真正的革命组织——政党亦已形成，其组织与结合性之深刻与广泛，出乎历史的任何阶级之上。他不仅在反对资本制度的抗争中，是最根本的要素，即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中，也是最根本的要素。他在参加社会革命的抗争中，是在直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敌对性，即在他参加民主革命帮助资产阶级革命以使资产阶级地位日趋稳定时，这也决不是把自己本身降于更不利的地位，反而是使他们对资本制度的抗争，引导于胜利的必然条件。”[10]

邓初民对近代中国的阶级格局也做了具体的研究，对当时中国社会中阶级的特殊性有较透的阐发。开展民主革命，就必须认识中国阶级的特殊性。邓初民对中国阶级的分析，一方面结合中国阶级的实际，另一方面结合中国所要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将中国的阶级的特殊性叙述清楚。譬如关于中国的地主阶级，邓初民揭示其封建落后性。邓初民提出：“中国当然也有地主阶级，并且他在农村中大都具有政治上、法律上的特权，武断乡曲，格杀庄佃，在中国历史上不断的被记载着。并且历代封建地主对于农民之残酷的压迫，实造成了中国民族落后及其历史发展的停滞。封建制度下基本的对立阶级，是地主与农民。中国农民是中国人民中最受痛苦的阶层，它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被地主收夺了去，此外还有赋役等封建剥削的残余形式。”[11]又譬如，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邓初民鉴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指出其两面性的特征，揭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欧洲一般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要求重视对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发挥。邓初民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他们要求打倒妨碍中国近代化——资本主义发展的两重压迫；不过在某种情势之下，即当革命运动势要超过他们的要求，或逸出他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他们便对革命开始犹豫，甚至离开革命。这里也表现一般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但是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遭遇空前危机，根本危及中华整个民族的生存，因而危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存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积极参加革命的，例如此次对日英勇的抗战便是。这是他们与一般资产阶级——欧洲资产阶级不同之点。”[12]邓初民揭示中国阶级的历

史特点和政治态度，是为了进一步阐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民主革命地位。

概括而言，邓初民对现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色：

一是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阶级是资产阶级和工资劳动者，其他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等处于依附阶级的地位，这不仅是符合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构成（工业无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分析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结构的分析有所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提出了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思想，但对于现代社会的其他阶级所处的“从属阶级”的情形并未充分地展开论述。邓初民不仅比较详尽地说明了现代社会其他阶级的从属地位，而且对两大基本阶级的对立关系用矛盾斗争的原理进行了分析。如邓初民就有这样的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如前所说是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法的矛盾表现为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两者又相互制约者，构成矛盾的统一。一般在矛盾的统一上的统一、安定，都是相对的；而矛盾、抗争，却是绝对的。矛盾的扬弃与克服，是矛盾向前展开的结果。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矛盾向前展开的是劳动者；要把矛盾努力抹杀，固执统一藉维现状的则是资本家阶级。”[13]

二是他在分析阶级结构的过程中，特别注重阶级“分化”的研究，以此来说明近现代社会阶级结构呈现的变动性的特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原理，近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处于变动之中，而阶级结构的变动则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亦即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所致。但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其表征是什么呢？这就需要研究阶级的“分化”问题。邓初民对阶级分化的事实予以高度的重视，试图通过对阶级分化的说明，来显现阶级结构变动的一个具体侧面和社会演进的趋向。譬如，邓初民对小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问题，有这样的具体看法：“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农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从属阶级之一，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断向两极分化，即一方面少数部分资产阶级化，富农化；一方面大多数无产化，贫农化。在政治的关系上，与其说在独立的斗争着，不如说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动摇。在各自场合，他们究竟是倾向于有产者方面，抑无产者方面，那是由有产与无产两阶级的势力关系，和政策决定的。不过在资本主义的害处发展，打破了小所有者的幻想，小所有者阶级独立性的外观，却在日趋消灭了。在他们受着日趋没落威胁着的现代，宁是同情于无产者的日益加多。但因为他们小所有者的心理和政治水平的低落，在没落威胁加剧的时候，也很容易急不暇择的为法西斯所欺骗利用。不过在资本主义的勃兴期，产业革命开始以前，城市小所有者在都市中占过人口的多数，起过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下层，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日趋无产化，他们便和手工业工人、城市劳动者、浮浪人等一同构成了‘都市平民的要素’。在一七八九——九三年的法国革命，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中，都市小资产阶级都尽了不少的任务。特别在法国那为雅各宾党所代表的都市小资产阶级，曾援助过农民和一般‘都市平民的要素’，亦即‘前期无产阶级’。”[14]又譬如，邓初民对现代社会的农民分化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考察了农民分化后各部分的态度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他提出：“农民——也可以说是农村小资产阶级，他在资本主义之下，正分化为农业资本家、富农、中农、半无产者贫农和农业劳动者。他决不构成为一整个阶级，但在农村中如果还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支配时，他们对于封建地主则仍然是构成一个阶级的。这就是说，对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抗争，富农是反对的，中农中立，贫农和农业劳动者则成为革命者的战友，其态度各不相同，而在清算封建土地所有的问题上，这一切分子则又表示完全出于一致。因此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封建制下的基本阶级——农民的意义非常重大。……即如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农民也与都市小资产阶级一样，提供了很大的力量。不过农民必须在民主革命时代与资产阶级联合，在社会革命时代与无产阶级联合，才能完成其政治任务。这就因为他始终因封建土地的束缚不曾发展为‘自为的阶级’之故。”[15]邓初民对阶级分化问题的研究，不仅揭示分化的事实，而且还对阶级分化的影响特别是对民主革命的影响予以充分的估计，这在当时的政治学著作中是很有特色的。

三是注重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剖析阶层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作用，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进一步深入。在邓初民看来，阶级之中是分层次的，即使是现代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不例外。“在工人阶级中，便分出：劳工贵族，普通工人阶级，苦力工人阶级，大工厂工人，小工厂工人，女工等。这在资产阶级中也是一样。它大约可分出：大资产阶级，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等。”[16]这里要指出的是，邓初民对社会上那些不构成独立阶级的社会阶层注重分析。譬如，邓初民对“流氓无产者”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进行了研究，认为：“所谓游离分子——亦即流氓无产者，有时虽然也很勇敢地反对现存资本制度，然而与生产劳动脱离关系，毫没有组织能力的他们，决不能在政治任务上起积极作用，……不过在这里我们还要知道：这种游离分子，对于政治任务不但没有积极的意义，在他们参加革命运动时，甚至是有害的，例如他们往往按日被人雇来施行反动的任务，做打手，做各种侦查工作，破坏革命就是明证。”[17]又譬如，邓初民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进行研究，剖析这一阶层在社会中的政治态度及对社会演进的影响。邓初民提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是互异其在生产关系内的阶级地位的，即它不构成一个社会阶级。一般的说，所谓知识分子者，是指在知识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分工存在着的社会中专门从事知识劳动的人。例如技术家、事务员、官吏、医生、学者、记者、艺术家、俳优、律师等等。以上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没有生产手段一点上说，是跟劳动者一样，但他们有的则被资本家以薄薪雇入，有的则在劳动过程中尽指挥任务，有的则成为下级官吏，一方面受其雇主或其上级剥削，也同劳动者一样；一方面又在帮助其雇主或其上级压迫劳动者及一般人民。到了少数上层知识分子，例如高级技术家、政治家、大学教授等等，则又不同；这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已极接近于资产阶级，甚至构成了资产阶级之一员，而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积极执行资产阶级意志，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极明显地被反映出来。”[18]值得注意的是，邓初民还提出了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认为对于知识分子，“就其社会任务方面来观察，以发展和传播社会意识为职务的学者，却看他所散播的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决定他是服务哪一方面的。卡尔、恩格斯被称为无产者集团的思想家，正是由于这种标帜。但不是学者、教授，即不专门处理意识形态的技术家或官吏等，却不能由其意识形态的内容来决定其所属的阶级。例如有一些高级技术家或官吏，即使他具有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他还没有站在革命的方面来反对其技术之所为反革命所利用时，他依然只是不革命的知识分子。但纵然是如此，对于知识分子，决不能有不正确之估计。”[19]邓初民关于社会阶层的具体分析，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对于当时的政治运动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研究阶级问题，不仅阐明了阶级的起源、发展与消亡的历史进程，揭示了阶级的实质与特征，在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依据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新情况，阐述了中国民主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并为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指明方向，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增添了重要成果。

二、在政党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

关于政党问题的研究，是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推进中国的政党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初民在《新政治学大纲》中对政党的产生及政党的基本内涵进行系统研究，揭示了政党代表阶级利益的实质，估价了政党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指导作用。在邓初民看来，政党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与近代社会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提出：“一切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产物。政党便是社会阶层对立尖锐化到了近代社会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因为一切社会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之最完成、最统一的形态，便是政党的斗争。”[20]同时，邓初民认为政党又不是一般的社会产物，也不仅仅只是阶级的一部分，政党在阶级之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强调：“政党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尤其是近代阶级社会的产物，因此党便是一定阶级之一部分。然而仅是这样说法还不充分，因为阶级之为物，就大体说来虽然是等质的、一律的、完整的，但就个个分子加以分析，则他们的智力、体力，及其阶级意识或阶级觉悟，总不免有许多差异。为使这个包含有种种不同分子的阶级，全体从事于有效的斗争，指导的部分便成为必要。不用说，这一负担指导斗争的一部分，必然是全阶级中最有阶级觉悟、最能团结，又最勇于为本阶级利益奋斗之一部分，这一部分便是政党。”[21]邓初民还提出：“所谓政党，是一定阶级之一部分，且是全阶级中最有阶级觉悟、最能团结，又最勇于为本阶级利益奋斗之一部分。概括言之，他便是由全阶级中之先进分子结集而成之指导社会斗争的组织。”[22]邓初民在对政党概念的阐述中，强调的是政党在阶级之中的先进性和中枢地位；即，政党不仅是阶级利益的代表，而且在阶级之中是具有先进性的部分，并且成为所代表的阶级从事阶级斗争的领导者。这样，邓初民给“政党”下了一个具体的定义：“政党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的指导部分，打一个比方说，他便是阶级的头脑，阶级的先锋。这一政党的概念，不仅是适用于某一阶级之政党的概念，而且是适用于一切阶级之政党的概念。”[23]邓初民的政党定义，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强调了政党的阶级性（政治性），即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是阶级利益的代表和体现，就此而言不存在全民政党的问题。二是强调政党是社会的产物，即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会产生政党，因而“政党便是社会阶层对立尖锐化到了近代社会所产生出来的东西”，这是说政党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就此而言，所谓政党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三是强调政党在阶级中的特殊地位，即政党虽然是阶级的一部分，但不是某阶级中的一般部分，而是“阶级的指导部分”，是“阶级的头脑，阶级的先锋”，这是强调政党在阶级之中的先进地位和指导地位。四是强调政党是充当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一切社会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之最完成、最统一的形态，便是政党的斗争”，这是说政党的主要任务在于从事政治斗争，就此而言，政党的目的在于“最勇于为本阶级利益奋斗”，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邓初民就政党产生的历史条件进行分析，认为由于近代社会经济发展、阶级利益的对立而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各种上层建筑的设施的具备等，为政党这一政治组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也使得政党成为政治斗争的产物，并在阶级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作用。他提出：“政党斗争，是政治斗争之最完成、最统一的形态。然则政治斗争而取着政党的形式，必然要在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呢？这必然是要在近代社会，因为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他的基础——经济构造，才能容受较完整的各种上层建筑，例如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等，政党必须在某一阶级感觉到政治斗争之必要，而且有了斗争，指导的科学，以及政纲、政策、策略、战术，才能有政治的组织，即政党的组织。”[24]邓初民又强调：“等到被压迫阶级，亦即代表新生产力的阶级，在斗争的过程中，由自在的阶级进到自为的阶级，同时他必然要造成自己斗争的组织，即领导本阶级全体群众的那种战斗组织。这一组织便是近代意义的政党。这一组织正是用来与压迫阶级之国家组织相对抗的。因为国家组织的存在，便是证明压迫阶级已经成为一个‘自为阶级’，一种国家政权的行使，便是证明压迫阶级对于其基本利益的充分觉悟，压迫阶级是以一切国家机关为工具去与被压迫阶级作战的。在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恶战苦斗的当间，被压迫阶级也只有最有效的适用他那与国家机器相对抗的组织即政党组织，才能与他的敌人应战，一旦革命爆发或国内战争到来之时，这种政党的组织，便将要冲破敌人的阵线而成为新的国家机关之雏形的组织。”[25]以上，邓初民在对政党产生条件的分析中，不仅自然地引出了政党政治活动开展的基本情形，阐述了政党演变的大致轨迹，而且还就统治阶级政党与被统治阶级政党进行对比，阐明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在政治目标上的不同及其在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从而更凸显了政党与政治斗争的紧密关系以及政党在推进政治斗争中的特殊作用。

邓初民从政党的基本形态来对政党的构成要素进行研究，同时又依据政党的阶级本质及政治活动的样式，对政党的基本特征进行系统的阐发。在邓初民看来，既然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政党又是代表其阶级的整个利益而斗争的，则政党的构成必须有“党员”、“主义及政纲”和“组织”这三个基本要素，而且这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成为政党，自然也就不能起到政党的作用。那么，政党的三要素，其具体的内容又如何呢？邓初民提出：“政党的第一要素，当然便是党员，如是某一阶级的政党，必然就是某一阶级的群众占党员成分之多数，不过因为阶级具有不同性，所以决不是全阶级的群众都是党员的，而且有时某一阶级政党的党员，并不限于某一阶级本身。……政党的第二个要素，便是主义和政纲。什么叫主义呢？凡属一个政党，必然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即一定的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见解。所以每一个政党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结晶体，或是一种特殊的一定的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复合体之代表者。这一切思想的复合体之集中的表现，便是政党的主义。……政党的第三个要素，这便是政党的组织。政党是指导作战的机关，他要在指挥统一的机关之下行使及运用他全部的职权，所以组织是特别重要的东西。”[26]邓初民在揭示政党构成要素的基础上，还具体地阐述了政党的六个基本特征。他这样写道：

“关于政党的本质或其特征……

第一，一个政党首先应该是一个阶级的先锋队。政党应该集中所有优秀分子，以及其经验，其革命性，其对于阶级利益之无限的忠诚，到组织里面来。……政党就是阶级作战的司令部，——也就是阶级的先锋队。

第二，一个政党应该是一个阶级有组织的队伍。……

第三，一个政党是阶级的最高形式。政党是一个阶级有组织的队伍，但政党不是唯一的阶级组织。除了政党外，还有许多其他组织。

第四，政党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政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阶级诸组织之根本之指导机关。不仅此也，他还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一个阶级在不曾取得政权时，可以用他来夺取政权；即取得政权以后，又可以用他来巩固政权，执行阶级专政。以无产阶级为例，无产阶级需要政党，不仅为夺取政权，尤其为保持巩固扩大此政权，以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第五，政党的意志是统一的——即党内不容有党派存在。我们在前面说，政党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他夺取政权并保持阶级专政，如果没有一个团结的和铁的纪律的政党，夺取政权或保持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第六，政党往往因肃清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而能巩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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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点，即是任何政党所应该具有的特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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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初民对政党特征的阐述，就研究的视角而言，是将政党置于阶级的体系之中，即将作为阶级利益的最高组织——政党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注意到政党的阶级性、先进性、组织性、工具性、战斗性等基本内容，并将对政党特征的分析与政党的政治活动考察结合起来，这就使得他对政党特征的分析切合政党本身的实际，其结论具有新颖性。
邓初民对政党产生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试图从政治学的层面来解释政党的起源。在他看来，政党的产生从政治方面而言固然是与阶级产生的历史过程相联系的，但主要是根源于阶级的自觉。邓初民指出：“政党由发生到成长的形成过程，我们固然也可以说他是伴随着阶级由发生到成长的形成过程。但不能说有阶级的社会都有政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却无我们现在所要探究的政党。……固然自从原始社会崩溃以后，人类就进入新的有阶级对立的历史时代，每一阶级都有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变化而争取其阶级利益之必要，但奴隶与农奴，却不可能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甚至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为实现政纲夺取政权而斗争，即他们不可能结成政党，爬上统治者的地位。”[28]邓初民更注重由于阶级的政治意识走向自觉而给政党产生所带来的推动作用，因而他“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政党之形成过程是伴随着阶级之由‘自在的阶级’进到‘自为的阶级’的形成过程的。”[29]需要指出的是，邓初民不是没有注意到经济基础的变革对政党产生的总体制约作用，相反他特别重视社会的经济结构对政治的决定性意义，如他在考察人类社会变迁、阶级的产生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过程等问题时就非常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把社会生产力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动因和阶级产生的物质性基础。这里，邓初民主要是就资本主义形态之内，从政治层面中的阶级与政党关系的视角、从与政党联系最为紧密的思想环节来考察的，强调的是阶级对立的基础上所逐步形成的“阶级自觉”（由“自在的阶级”走向“自为的阶级”）在政党形成中的作用。

邓初民对于政党的灭亡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政党走向灭亡的历史过程。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政党组织同其他政治组织一样都有一个走向灭亡的过程，政党的灭亡不仅与阶级、国家的灭亡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也是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政党的灭亡与阶级的灭亡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呢？政党在走向灭亡的过程有什么突出的表征呢？这就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政治学的理论特别是政党理论加以细致的分析和说明。在邓初民看来，政党的灭亡最突出的表征是“政党的单纯化”，而“政党的单纯化”又源于“阶级的单纯化”，而且政党的灭亡也有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的历史过程。对此，邓初民曾这样解释：“政党之形成过程，如前所说，是根源于阶级的自觉，即由‘自在的阶级’进于‘自为的阶级’的时候，才有政党的形成。然则他的死灭是如何到达的呢？我们以为他的第一步骤，就是政党的单纯化。我们知道政党是一定阶级之一部分，因阶级之不同性，一个阶级往往有几个政党，一个政党又分许多派别。然随着阶级之日趋单纯化，这许多政党，许多派别，自然也要日趋单纯化。何以政党之单纯化就是政党死灭之第一步骤呢？因为一个阶级内的许多政党，许多派别，原是阶级层次的反映，而阶级的小层次总是不断地向两极分化，政党的种类也必然不断地向两极分化。同时在许多政党中，必有某一政党是真能代表全阶级的总利益，为全阶级的总利益而奋斗的。如果他真能代表全阶级的总利益，为全阶级的总利益而奋斗，他必能随着阶级意识的发展渐渐得着组织并指导全阶级的地位，他的内部自然会日益团结统一，其余的许多政党或者因革命阶段的深入推动他们，自愿归并那真能代表全阶级利益的政党，或者渐渐消失自己存在意义而自然归于消灭。甚至于许多小派别也由那一直能代表全阶级利益政党的教育作用而自然灭除界限以完成所谓政党的单纯化。但政党单纯化的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阶级的单纯化。如果阶级单纯化到了最后的阶级（段），到了一种由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的最后阶级（段），那阶级必然是日在过渡的崩溃中，代表这一阶级的政党也必然是日在过渡的崩溃中，阶级因过渡完了而死灭，代表这一阶级的政党，自然也要因过渡完了而死灭。但他的死灭是经由了单纯化的过程的。所以我们说政党之单纯化，是趋于死灭的第一步骤。什么东西都不是突然死灭的，都是由渐变到突变，政党的命运也是一样。”[30]上引邓初民这段文字，其目的在于认识邓初民提出的“政党的单纯化”的学术主张。以今日的眼光来看，确如邓初民所说“政党的单纯化”是源于“阶级的单纯化”，而且“政党的单纯化”也确实是政党灭亡的表征。然而，“政党的单纯化”除了表现为某一政党能代表全阶级利益外，在表现为政党的种类单纯化的同时，还表现为政党职能的单纯化。因为，只有政党的职能表现为单纯化，才能说明政党的作用日益单一而逐步失去其存在的依据，而归于灭亡的进程之中。与政党的职能单纯化相联系，政党组织的单纯化也是政党单纯化的重要表征，因为只有组织的单纯化才有可能导致整个组织体系的瓦解，从而使政党处于灭亡之中。这里，只是用“单纯化”的概念加以发挥邓初民的“政党的单纯化”的学术主张，以引起学界对政党灭亡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并对邓初民的学术见解加以总结。

邓初民对政党的政纲进行了界定，并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纲为例，阐述了政党的政纲必须与革命的任务相一致才能取得成效的主张。在《新政治学大纲》中，邓初民对政党的政纲进行研究，认为政纲在本质上是来源于政党的意识形态，也是政党从事政治活动的指南。他指出：“什么是政纲呢？便是由这一政党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即由一定的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见解所推演出来的具体的政治纲领。”[31]学术界通常将政党的政纲解释为政治纲领，亦即是政党的政治活动或政治行动的纲领。但一般很少揭示政纲与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关系，更没有指明政纲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的凝结。邓初民对政党“政纲”的界定，不仅说明了政纲与政党的“共同的意识形态”的关系，而且也说明了政纲并非仅是关于政治的纲领。“由一定的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见解所推演出来的具体的政治纲领”，自然不只是政党意识形态中关于政治的方面，还应该包括政党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主张。因而，政纲是政党的政治纲领，但涉及的是政党关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思想和意识，只是以政治纲领的形式表现出来。可见，邓初民对政党“政纲”的界定不仅与政党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而且涉及到政党意识形态多方面的内容，因而邓初民对政党政纲的界定是很有特色的。邓初民还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纲为例，来阐述政党政纲所应涵盖的内容及其作用。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它信仰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或者说信仰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奋斗。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的国家，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它是彻始彻终为反对封建制度、民族压迫的民主主义或民主革命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它的一切运动或革命任务，正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性的，决没有超过这一范围而走到盲目的无产阶级革命。试看一九二七年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中国劳动者为民主革命而奋斗的纲领，便可明白。其纲领：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的自由权；四、（略）；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使耕地归农；八、改善士兵生活，发给士兵土地和给予工作；九、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与苏联。这些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为它不但未超过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超过的范围，而且客观上是更能促进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因此，这一纲领如能实现，不但有利于工人和农民，而且也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32] 邓初民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纲来分析，既说明政党的政纲应该切合革命所处的历史阶段及所要完成的任务，同时也是在利用学术著作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中关于政党问题的研究，有显著的特色。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指导下重点研究政党的产生发展的规律，通过对政党的实质与特征、政党起源与发展及灭亡的历史进程等探讨，将政党产生与阶级斗争的进程联系起来考察，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二是注重联系中国政党演变的实际，如他认为“因其阶级分化之日趋明显，斗争之日趋尖锐，而反映出党的组织来，并且因为社会阶层之特殊的复杂性反映出政党的复杂性来”，而“中国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是例外的”，并分析了“同盟会在民国成立后，递演成为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33] 历史轨迹；三是在对政党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比较注重对政党的政纲进行研究，如他从中国民主革命任务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强调政纲与革命任务的一致才能发挥政党的政治作用。虽然，《新政治学大纲》没有穷尽所有政党问题，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史上仍然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邓初民政治学思想代表性五本著作，即《国家论之基础知识》（1929年）《政治科学大纲》（1929年）《政治学》（1932年）《新政治学大纲》（1940年）《中国政治问题讲话》（1949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理论结晶，同时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研究中国政治现象的学术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因而在解放前的中国学术界很有影响。解放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学被取消，邓初民的著作也就难以再版面世。现在，邓初民的政治学著作只有《政治科学大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新的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其他著作现在也很难见到。本文引述邓初民1940年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对其学术贡献略加评述，希望这位政治学学者的学术思想能够引起学术界重视，这或许对于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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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汉全，南京审计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南京市，210029）
(责任编辑：张云鹏）
[1].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江苏省教育厅2007年重大项目课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号为07SJB770002。
[2].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33~34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3].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38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4].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39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5].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29~30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6].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29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7].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41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8].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41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9].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43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10].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43~44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11].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47~48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12].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48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13].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40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14].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44~45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15].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45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16].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37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17].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46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18].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41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19].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45~46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20].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157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21].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158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22].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158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23].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158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24].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159~160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25].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160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26].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167~168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27].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171~172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28].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159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29].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161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30].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199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31].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168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32].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238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
[33].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第234页，生活书店，194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