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批准号06&ZD005）和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历史考察和经验总结研究”（批准号：08CDJ006）的成果之一。

意识形态对于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胡锦涛明确指出：“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1。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丧失政权，正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失控开始的。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十分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带有重大倾向性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种淡化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错误倾向，值得引起重视。党的十七大以来提出要着重讲清楚六个“为什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要自觉划清“四条界限”，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六个为什么”和“四条界限”的相续提出，对于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功能、内在规律及其调控形式等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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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权稳定的思想基础

意识形态体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是国家重要的政治资源，作为国家的重要思想政治工具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对全社会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思想导向作用，与国家政权的稳定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近年来，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巩固国家政权中的特殊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

　　（一）抵制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

　　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影响社会舆论及其走向的权力。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是一般层面的话语权，从意识形态的本质上说，统治阶级如果不能保证本阶级思想的话语地位，同样也会危及到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其他领域的统治地位。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舆论及其整个社会的走向。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对抗，主要是围绕着争夺话语权展开的。西方国家凭借着强势地位，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攻势，输出其价值观念、政治模式、生活方式，打压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权。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内逐步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对外则主动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这使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着双重困局：一方面是对传统体制的改革使20世纪70年代之前所构建的意识形态话语迫切需要调整，但是尚未完全建立起一套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与国际接轨”在一定程度上为裹挟着西方价值观的概念和话语大量“入侵”提供了便捷的输入渠道。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后冷战时代的来临，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不但没有淡出，而且西方国家正在使用一种崭新的信息心理武器对社会主义国家发起一场可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信息心理战。俄罗斯学者B•A•利西奇金和JI•A•谢列平通过大量的素材指出，这是一种建立在控制和操纵公众意识，并使人的意志屈服的新型战争，其矛头针对民众的思想意识，实质上是意识形态之战。他们认为，这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本质主要在于使用了新武器——信息心理武器，亦即对人们攻心以及对社会意识施加影响的若干手段之应用。……使用它们不仅可以操纵个体意识，而且可以操纵整个民族的意识。这些手段和方法的运用最终导致社会经济进程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破坏，从而使国家毁灭。”○2

在以信息心理为工具的话语权争夺战中，电视、广播、音像制品等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息心理战的主要武器。以互联网为例，目前互联网信息资源80%来自美国，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站点中有94个在美国，13台世界顶级域名服务器有10台在美国○3。而且，互联网上的信息90%是英语信息，中文信息仅占1%。西方国家占据着互联网传播的制高点，向中国巨量倾销带有其政治模式、价值观念等各类信息，冲击、解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关于网络时代保护自由的战略”的讲话，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政府将把互联网视作美国长期在海外推进“民主”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近年来在意识形态“西化”、“分化”的话语表达上实现了话语形式的某些变化。他们除了继续沿袭赤裸裸地攻击共产主义为“极权主义”、“极权社会”之外，更多的是采取学术话语的包装形式，或曲笔委婉的语气，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和价值理念。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正是利用和谐社会比较宽松的思想环境，经过学术话语的精心包装，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得一席之位，与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

　　当今世界各大国都在努力重建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战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已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人们日益认识到，“淡化”或“终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会造成自己主流话语的流失，被某些源自西方经验并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所迷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是巩固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路径。

　　（二）为维护政治正当性提供理论层面的论证

　　政治正当性是关系一个政权能否保持稳定和持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正当性在英文中称为Legitimacy，在政治学意义上一般是指一种政治秩序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反映了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又积极地维护这种利益，因此，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总是要千方百计通过意识形态建设，构筑一整套独特的话语系统，为政治正当性提供理论上的论证，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巩固和维护提供理论指导和价值观引导，从而将统治阶级的基本观念潜移默化到公众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心态之中，并使他们在接受主流政治理念的基础上认同现存的正当统治秩序。

　　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对政治正当性的认可和接受，主要是通过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现存制度、体制的宣传、灌输来实现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总是竭力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权”等理论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并把它描绘成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问题，从本质上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正当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正当性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当性问题。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维护功能，从日常渠道来说，主要是通过覆盖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和手段，论证和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理论根据。

　　任何意识形态在发挥其论证正当性功能、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同时，必然需要有的放矢地抵制和批判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排除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和破坏。从新中国诞生之日起，西方敌对势力在舆论上就没有停止对人民政权的攻击、诬蔑，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美化成“自由世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极权社会”、“专制独裁”。近年来，国内出现的一些噪音沿袭了某些西方人士的话语，例如，把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说成是“专制势力的复辟”○4；“1949年中共立国后，政体仍为一党专政”○5；“人民民主专政”是“‘Totalitariansociety’（指极权社会，引者注）中的另一种政体”，“至今它依然悬在我们的宪法上”○6，等等。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告别革命”论，在否定中国近代史上一切革命的同时，全盘诋毁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从历史逻辑上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否定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来源。这些噪音、杂音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表现和反映，它们的沉渣泛起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积聚起来的社会凝聚力和支撑政治正当性的能力受到挑战。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在学理层面深入剖析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产生原因、理论实质、表现特点、演变规律及其社会危害，澄清理论是非、辨明前进方向。

　　（三）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思想基础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相对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国家强制力量维系，同时也需要全社会范围内统一的思想基础作为支撑。只有政治意识和政治信念的基本一致，才能使社会公众在国家日常政治生活或面临重大政治问题时，所采取的政治行为能够基本上保持统一。意识形态作为一定阶级共同认同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价值追求，目的是团结起来，采取一致的行动，激发和动员社会成员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为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懈奋斗。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了凝聚政治共识和统一政治行为的积极作用，从而保证了我国社会系统运转总体稳定、政治体系运行良好。

　　在意识形态中，核心价值是最为关键的层面。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确保这个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持的精神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社会主义就会失去方向和灵魂；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奋斗目标；没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就会失去传承之脉和时代气息；没有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就会失去道德基础。在这个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指导地位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具有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7。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3多亿人口和56个民族的国家来说，出现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等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并不可怕，怕的是缺乏灵魂和主心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意识形态领域长期蛰伏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脱缰野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迅速滋长、膨胀乃至占据思想阵地，形成一股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强大逆流，冲毁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共同思想基础。意识形态不但没有成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保障力量，反而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突破口。如果我国实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然重蹈覆辙，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将是一场空前灾难和历史大倒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8，其寓意是深远的。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及建设规律

　　社会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崭新领域，有其特殊的建设规律。特别是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重大关系日益凸显，需要理顺以推动意识形态科学健康发展。

　　（一）创新与坚持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相应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执政党必须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创新，从而在思想上理论上提供与时俱进的科学解释系统。因而，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从内容、话语体系还是传播形式的创新都是必要的。

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创新，不能抛弃原有的意识形态资源，而应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坚持和守护的前提下进行的，否则有可能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和失控。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都有一个渗透在意识形态所有部分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灵魂和核心，它从本质上决定了这种意识形态代表的是什么阶级、群体的利益，它的基本指导思想，以及它所昭示的方向道路，等等。这些内容从根本上决定了一种意识形态区别于其它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意识形态，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之上，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思想意识观念体系。党的十七大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核心概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部分，从来源层面说，既是改革开放时期意识形态发展的崭新提炼，也是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形成的意识形态传统的继承；在精神实质层面，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理想、精神状态、伦理规范等社会意识形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论如何调整和变革，都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内容而不能抛弃。如果放弃了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就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引发思想上的混乱乃至社会动荡。

　　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粗暴地否定斯大林，斩断了苏共意识形态的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戈尔巴乔夫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以摆脱意识形态僵化的困境，但是这种变革不仅沿袭了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否定了列宁、否定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起炉灶地搬来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随之而来的是苏联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颠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适时地调整意识形态，没有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特别是在处理指导思想问题上，是十分慎重的，注意汲取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的历史教训，形成了比较好的政治传统。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之初，我们党就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把它们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二）阶级性和包容性的关系

　　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在思想文化观念上的集中反映，它反映一定阶级的基本政治立场和社会主张。从这个角度说，毫无疑问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要求人们在维护和固守根本利益方面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坚定的态度，保护本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排斥有损于本阶级的各种消极的或敌对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是不能淡化或抹杀的，阶级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和发展方向，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因而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理所当然必须是旗帜鲜明的，而不能有丝毫的模糊。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同时，它还具有包容性的特点，阶级性与包容性应当是辩证统一的。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脱离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排斥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用教条化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不顾客观世界的新的发展变化，结果会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严重萎缩、单一，表现形式严重枯燥、僵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多样化和人的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科学、民主、文明、生态、公平等理念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吸纳，僵化、封闭的观念被打破，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日渐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但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成为一些人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的依据。例如，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歪曲为“意识形态垄断”○9、“垄断真理裁判权”○10。面对各种咄咄逼人地挑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错误言论，以及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颠覆真善美和假恶丑价值取向的现象，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部分工作者却由于有各种顾虑而不敢理直气壮地辩驳。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差异的尊重和包容都不是无原则、无界限的。美国一贯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最宽容的国家，可是美国的统治集团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国家持极端敌视的立场。我国的一位国际政治学者曾经问过一些美国人：既然你们在国内讲多样化，讲保护少数，为什么在国际上对已经处于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之不宽容？他们无言以对○11。仅仅从字面上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没有阶级性的，但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以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对于“差异”和“多样”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看法。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而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他们视为天然的敌人和威胁，为他们所不容。“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基本方针，既反映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灵活性，又具有阶级性内容和标准：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要求、有助于实现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文化观念，才能得到尊重和包容，而那些损害社会利益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思想观念 ，必须给予有力抵制。

　　（三）国家政权的保障作用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提高以及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出现多种多样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对意识形态可以放任自流。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一个阶级一旦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必然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保证本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是意识形态的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古今中外任何国家莫不如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强有力的政权保障。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明确载入宪法，使其具有根本法效力和权威性。早在1954年9月制定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2，鲜明而科学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从那时候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我国宪法中确立下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立国之本，并郑重地写进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序言，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此后历次宪法修正案都及时地把经过实践证明具有指导意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载入宪法，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指南。我们今天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在宪法中明确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清大是大非、保证国家的发展方向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是运用行政手段对意识形态产品的内容和传播途径进行必要的监管。国家根据宪法的原则规定，制定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加强对新闻、出版、影视、广播、网络等领域的管理和监督，依法取缔宣扬淫秽、赌博、暴力、迷信等精神垃圾，并给予相应处罚。极少数人不仅肆意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公开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鼓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类思想煽动和政治活动就不属于一般的学术问题、认识问题，而是一种违反宪法、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敌对行为，必须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给予坚决打击，决不能任其毒害人民、危害社会。

　　社会主义法律和行政法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维护具有强制力和普遍约束力，它有力地防止和打击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在苏联剧变中，苏共在各种敌对意识形态咄咄逼人的进攻下麻木不仁，甚至自我解除武装。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雷日科夫在其回忆录《大国悲剧》中痛心地总结了这一教训：“对于‘民主派’针对领导了这个国家整整70年的苏共展开诬蔑性的攻击时”，苏共“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回应。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13。这表明，国家政权力量对于意识形态进行强制性管制是极为必要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4 

三、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的坚持与创新

　　坚持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项重要制度和政治原则。胡锦涛明确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15。然而，极少数人却把党管意识形态这一基本原则歪曲为党对意识形态的垄断，鼓吹意识形态的自由化。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基本手段，是政党执政的重要工具。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要真正做到既要“管住”，决不放任自流，又要“放活”，掌握意识形态宣传的艺术和方法。

　　第一，坚持用工人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引导国家意识形态建设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党的意识形态，而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则是多样化的，那么是否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呢？这是近年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形态是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主张，是一定阶级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的理论依据。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的政治集团，政党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反映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主张。国家从本质上说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意识形态从主要方面来说，它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系统化的阶级意识。由此来看，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主流是由党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在我国，党管意识形态，无论是具体内容、表现形式还是实质上，就是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引导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完全把它们混同起来固然不对，完全对立起来，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共性和内在联系，也是不对的。

　　最近有人以“学术自由”、“大学独立”为由，提出“国家应该放弃它对教育方面的垄断”。在他们看来，我国教育事业不应当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是“培养自由的公民、自主的个人”，当“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或为政治事业接班人的时候，教育事业就变成了政治事业的一部分，学校就变成统治机器的一个组件”○16。这种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从理论上说是割裂了党的意识形态、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因此，没有超越阶级的教育，也没有不带阶级色彩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总是要通过各种渠道把工人阶级的意志灌输到教育领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在教育领域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在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1995年3月18日，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等，在我国教育法的总则中明确地确立下来。这些既是实现党的事业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建设的需要。不仅教育事业是如此，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思想道德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上层建筑都是如此。

第二，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业务专长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

　　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为了保证本阶级的思想占支配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思想理论队伍。马克思指出，当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们就会“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17。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资产阶级虽然在表面上鼓吹思想自由化、多元化，但实际上从没有放松建立一整套宣传和灌输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政治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和机构，他们通过大众传媒、学校教育、宗教信仰等途径，培养一支庞大的各种各样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思想家、理论家、宣传家队伍。在我国，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必须大力强加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毛泽东曾反复强调过这个问题，他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18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权由谁来掌握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议论，都关系到权利归属问题，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可见，马克思主义者掌握思想文化领域领导权是至关重要的。苏联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落到了早已丧失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手里。

　　只有培养一支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于国家、具有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的坚强而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才能保证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力抑制各种错误思潮。近年来，党中央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抓紧意识形态队伍建设，不断加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力度。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启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一项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举措，也是一项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与发展前途的战略工程。既要出成果，又要出人才，这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目标，它不仅是推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的精品工程，同时也是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学术人才和培养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的人才培养工程。只有这样的长期坚持与努力，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的发展后继有人，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确保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第三，坚持、完善和创新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机制和方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相对稳定、富有成效的体制和机制。主要包括以下5个层次：一是在机构设置上，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庞大、系统的、覆盖全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管理部门。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文化、新闻、出版等管理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定在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协调各部门、各团体、各方面力量抓精神文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二是通过这些意识形态工作机构，指导和协调全国的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大众传媒，全国大中专院校和各类中小学等教育部门，以及文艺、哲学社会科学等学术社团工作。从横向看，包括党、政府和社会团体三个系统；从纵向看，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建立起以党委领导为中心，职责明确、分工合作、关系协调、渠道畅通的工作体制。三是党的组织部门管理、任用、推荐意识形态部门的干部，保证党的意识形态方针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四是通过党的决议、报告等文件，制定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如，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方向，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正确把握和进行反错误倾向斗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弘扬主旋律”、“重在建设”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以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时“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的工作方针，等等。五是通过政府的有关管理机构，贯彻执行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运用行政、法律手段对思想文化行业活动和产品进行必要的审查和监管。实践证明，这些体制、机制、方针、政策，从总体上是符合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实际，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

但是还应当看到，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的管理体制机制特别是在某些具体方法上，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创新。一是在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如何既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又能够敏锐辨别和抵制冒称“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模式和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二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增强，如何处理好意识形态的“放”与“收”的关系，避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三是面对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人们接受信息途径的变化，如何遵循信息产业发展规律和意识形态建设规律，以现代科技为基础，建立一整套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和舆论传播的立体管理体制。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9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错误的、低俗的、不健康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乘虚而入。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和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规律，对于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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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方祥，福建省委党校（福州市，350001）
(责任编辑：刘杰)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6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B•A•利西奇金、JI•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第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巴忠倓主编：《文化建设与国家安全——第五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论文集》，第65页，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4杜光：《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5徐庆全：《中国六十年政体的嬗变》，《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
○6邵建：《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
○7《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4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吴思：《向民间借力》，《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10杜光：《普世价值：一个时代的重大课题》，《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11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二十周年反思》，《新华文摘》，2009年第24期。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强大舆论力量》，《人民日报》，2003年12月8日。
○16刘军宁主编：《大学之道——北京大学的传统》，第2~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1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