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术史研究对于明确学科的自觉意识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政治学学科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作为中国最早的全国性政治学专业学术刊物，《政治学研究》的成果能够全面反映特定时期内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通过对该期刊自1985年创刊至2015年期间所发表的论文进行信息分类统计和量化分析，可以直观地概括出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互动关系，把握学科主题、范式和方法在时空的分布以及学术生态的基本面貌，从而判断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水平。近四十年以来，中国政治学人在建立和完善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紧扣时代主题和社会焦点，为中国政治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回望历史，彼时的研究成果不仅能够解释中国政治的运行逻辑和发展趋势，而且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步贡献了专业智慧。展望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需要更精致的理论、更严谨的方法以及更开放的平台。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政治学研究》；文本分析

　　与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美国相比，中国在政治学领域的起步并不算晚。清末西学东渐，林则徐组织编纂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以及严复的《天演论》等一批早期介绍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著作，成为现代政治学在中国的萌芽。此后，中国政治学的传播和发展，与近代以来中国争取独立、解放和复兴的艰难光辉的历程紧密相连。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虽以失败告终，但变法与革命的思想已经迅速蔓延。办报纸、兴学会、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成就了中国迈向现代政治实践的风云激荡。从三民主义到新文化运动，再到马克思主义，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

　　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标志着中国正式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科。此后，东吴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山西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先后开设政治学课程并建立政治学系。陆绍明的《政学的原理》，张慰慈的《政治概论》、《现代民治政体》、《市政制度》，邓初民的《国家论之基础知识》，萨孟武的《三民主义政治学》等相继问世，成为中国第一批政治学著作。国民政府期间，复旦大学成立政治学会，并创办《政治学报》。193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抗战爆发前，邓民初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材——《政治学》，张金鉴的《行政学之原理与实践》成为中国第一部公共行政专著。1937年，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设立法商学院政治学系。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行政学院。据统计，在1949年之前，全国100多所大学中已有40余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回顾百年历程，即使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政治学人也没有放弃探索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未来方向。

　　中国大学中的政治学系于1952年开始被取消，与政治学有关的研究和教学内容被归入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政治思想教育等其它学科和专业。1960年间，北京大学重建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政治学系，复旦大学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系。在这一阶段，政治学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因此，学者们将研究方向转向民族研究和国际研究，全国各高校纷纷建立民族研究所或亚非研究所、南亚研究所等。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要补课”，这意味着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学科合法性地位终于得到承认。自此，现代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在中国获得了体制保障，其知识体系开始逐步完善，政治学学术共同体也逐渐形成。

　　实现国家现代化、学科科学化、职业专业化是我国政治学研究者百年以来共同的发展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以及丰富多彩的生动案例，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政治学学科专业化建制的发展。为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成果和发展脉络，本文立足《政治学研究》创刊近30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从论文方法层面、作者层面的归类分析和关键词分析入手，综合运用量化描述和内容分析等工具，试图对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建制和发展做出简要归纳和评估。

一、研究回溯

　　学术史研究对于明确学科自觉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自从1979年在全国范围内重建政治学，政治学界一方面抓紧时间借鉴国外前沿成果，构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培养相关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也从来没有忽略对政治学学术史的整理和积累。除了散落在各类政治学教材中的关于学科发展历程的论述外，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不仅提出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对近一个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2001年中国政治学会为庆祝中国政治学会成立2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新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1980~2000）》，通过翔实丰富的资料，全面反映了政治学学科恢复和发展的轨迹。2002年起，在北京大学主持下，《中国政治学年鉴》先后出版过三本，梳理了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间，中国政治学在相关专题、研究机构、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研究生教育等方面的情况。2005年在上海市社科联的主持下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在勾勒中国政治学20世纪发展全貌的基础上，对各分支学科的建设成就进行细致的梳理，同时展现了当时主要的观点论争。各大院系在重要的周年庆祝活动中也以各种形式回顾各自院系的历史传承。总体来说，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回顾反思经历过几次阶段性高潮，形成了两种主流分析路径：一种是相对宏观地概述学科建设的基本动态和主要趋势，另一种是通过对研究成果的量化统计说明学科进展。

　　宏观视角主要围绕影响中国政治学发展方向的几组关系展开讨论，即政治与学术、科学与人文、中国与世界。经过几番争论，学术界在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

　　首先，关于政治与学术，探讨的是政治实践与政治学科之间的关系，关注核心聚焦于学科的功能和价值。政治学研究和政治现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纯理论的思想史研究，也难以摆脱对特定政治问题及其发展规律的好奇和关怀。从实践角度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学承担国家建设和管理的研究任务日益增加”，其作用和功能“从注重政治精神、政治价值的发展教育，转变到政治精神、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技术的发展和教育并举”，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及其战略选择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改善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基础。

　　其次，关于科学与人文，讨论的核心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政治学在多大程度上既能成为科学，同时又能体现其人文关怀。由于政治学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长期依附于政治实践，主义之辨往往与立场之争相互纠缠，在政治学教学与研究中也存在大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因此，“政治性”常常超越“学术性”，这也是阻碍其提升“科学性”的主要因素。抛开这一点，从社会科学自身属性看，如何把握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平衡，这个在西方学术界依然存在争议的话题，在我国政治学界，经过几代学者“科学化”的努力，似乎已经取得了理论上的共识。在大多数学者的倡导和实践中，“科学”已经成为评价政治学科学术独立性的判断标准。当然，对科学精神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人文精神的忽视。对于投身政治科学发展的研究者来说，“人文”与“科学”是“政治科学走向发展和成熟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两翼”。

　　最后，关于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中国与世界，其本质是政治学研究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国家构建与社会经济发展始终落后于英法美等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使得“坚持传统”还是“全盘西化”的二元争论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经久不衰。政治学研究者们在继续深化向西方学习还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我们认为政治学“本土化”和“国际化”之争是个假议题，中国政治学面临的最重要的议题是“科学化”，即如何将政治学发展成一门社会科学。中国政治学者有能力也有必要发展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政治学理论，但这些理论一定是能够解释其它国家类似政治现象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转变我国政治学“输入国”的被动状态。

　　在充分讨论涉及中国政治学发展几组关系的研究基础上，诸多学者围绕着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队伍、研究范式等内容，对政治学恢复以来的学科发展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梳理分析。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政治学发展概况进行归纳总结。其中，肖唐镖等人以人大书报资料中心选编的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和期刊《政治学研究》中的论文为分析对象，对政治学研究的主题、类型和规范进行梳理。他们发现，政治学研究以规范性的理论研究为主，经验研究尚未成为主流。魏姝等人通过收集整理CSSCI收录的政治学期刊论文，对发表成果的引文、学者、机构等方面进行量化统计。冯志峰以梳理自政治学恢复以来的基础类和方法类教材为基础，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科学化程度进行了分析。李艳霞收集整理了《政治学研究》自创刊至2010年刊载的1031篇文献，重点讨论分析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在方法层面的基本情况。除此之外，结合比较方法和量化研究，通过对中美政治学历程和成果进行对比，提出中国政治学发展对策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综上所述，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对中国政治学学术史的梳理，但从现状来看，这些尝试还没有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学的关系如何，直接关系着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政治学是为国家政策提供合法性论证，还是对政治现象及其规律进行描述归纳、对中国未来政治提供发展依据和路径？以往的学者只关注了应然层面，对两者之间的实际关系究竟如何，还没有提出过明确的论点和论据。其次，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主题、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在时空上的分布如何，直接反映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针对同样的研究主题，不同历史时期的方法、范畴乃至侧重点是否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又是如何发生的？第三，在学科发展的同时，是否形成了特定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学术共同体是否拥有特色鲜明的研究主题和独特的研究范式？其内部关系是如何的？其存在与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些问题关系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生态和代际传承。最后，在方法层面上，以往对政治学学术发展的梳理存在定量与非定量的割裂，而将量化统计与非量化的案例分析相结合正是本研究尝试讲好政治学发展史的基本立场。

二、研究设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尝试以《政治学研究》。自1985年至2015年所刊载的1532篇学术论文为样本，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进而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展开研究。首先，我们对总体样本进行归类。一方面对论文研究类型、研究主题、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进行分类，另一方面，对作者的所属机构、机构所在地、作者身份以及研究资助等进行统计。与此同时，对论文关键词进行完整化、可视化、精细化和社会化处理，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梳理出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趋势（图1）。

　　在充分梳理各类权威性社会科学研究指导用书的基础上，本研究从研究类型、研究主题、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等多个方面对样本进行分类统计。各项分类均以目前政治学科的权威教材为基础，综合考虑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以及收集样本的实际状况。然而，无论是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方法，一篇文章中出现相互交叉的情况十分普遍。为了增加研究的稳定性和可靠程度，本研究中的归类统计主要从论文内容、引文和方法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在具体操作方面，本研究邀请四位硕士研究生，根据事先确立的分类标准，各自独立完成文本分类。遇到归类不一致的情况则进行讨论，最终由作者进行确认。

　　研究类型分为理论型研究、应用型研究和综合型研究。理论型研究，又称为非经验性研究，通常需要“通过精确的逻辑和数学运算来推导理论”，以此解释政治现象或规律。到目前为止，中国政治学在理论研究方面还远没有达到该境界。因此，凡是有关政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观点、原则和方法，都在宽泛意义上被接受为理论型研究，主要包括政治学原理、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比较政治学及交叉政治理论学科。应用型研究，以描述性推论为主，侧重分析现实社会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供特定的社会政策性建议，主要类型包括社会状况研究、社会问题研究、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影响评估等。综合型研究包括两类：一种是提供有关社会和政治的理论知识以作为将来政治决策的基础；另一种则侧重于发现新的政治事实,并发展出一套与观测到的政治现实相联系的理论,为建立、改变或证实理论而寻求事实。逻辑上，恰巧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前者侧重非经验性，后者偏向经验性。

　　研究主题方面，以《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为分类基础，同时参考权威教材以及最新的学科目录，将样本分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国际政治、政治学研究方法、中国政治、党的建设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又分别分为8类和9类。

　　研究路径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对研究取向进行归类，分为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系统分析、理性选择、行为与心理及其它。在国外，具有后现代色彩的非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是知识界的主流立场，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分析社会冲突、民主转型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说更是政治学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本研究中，制度主义路径既包括传统制度分析，也包括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以戴维·伊斯顿为鼻祖的系统分析侧重研究政治过程及其要素。理性选择理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行为和心理分析则反对这种对人性的先入为主的判断，在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和政治角色领域被广泛运用。其它研究路径，则包括那些从历史或文献的角度，通过逻辑推演展开的研究。

　　研究方法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其中实证研究又细分为量化研究、非量化研究、混合研究和实验研究。研究技术则包括田野扎根、调研观察、深入访谈、问卷调查、文献分析和统计分析。

　　为了便于梳理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本研究对样本按时间段进行处理。以往对政治学发展阶段的分期研究，主要有三段说、四段说等。林尚立、杨海蛟等人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77年到1985年是恢复学科时期，这一时期政治学逐步确立了独立学科的地位；1985年到1988年是转换范式时期，通过开拓学科视野，及时引进前沿成果，这一时期学者们不断完善专业学科和研究范畴的体系；1988年到1992年，经过及时深刻的反思，学者们再次明确了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指导思想、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则推动中国政治学站在新起点上向着规范化、多元化和创新化的方向继续迈进。王惠岩将中国政治学发展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把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作为中国政治学恢复的标志，以中共十二大、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为社会背景，分析不同发展阶段政治学的主要成绩。本研究根据《政治学研究》刊载论文的主题和内容演变情况，以1985年杂志创刊为起点，每五年为一个节点，共分五个阶段，研究结论基本能够印证以往学者对学科发展阶段的归纳。

三、归类分析

　　(一)科学化水平

　　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是体现学科科学化水平的主要方面。从我们整理的《政治学研究》创刊30年样本分布的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理论型研究和规范研究是主流，研究技术主要是文献分析，有七成文章无法判断运用了何种技术手段。这说明中国政治学确实存在着“规范研究不规范”的现状（表1）。

　　但从具体时段来看（见图2），自1995年起，无法判断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文章比例已经呈现下降趋势，到2000年之后，这类文章已经很少，“纸上谈兵”式规范性文章的比例也从最高峰的9510%下降到7970%。

　　同时，自2005年开始，《政治学研究》所刊登的实证类研究越来越多，反映出政治学者的研究思维已经逐步接受了可重复、可证伪的科学化观念，并努力尝试将科学方法运用到政治学研究中。除此之外，学者在研究中是否采用特定技术更能说明学科的科学化水平。以非量化研究为例，非量化研究属于入门易而进阶难的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出现调研等于扎根、访谈加材料等于调研的状况，而且即使掌握了丰富的经验材料，也会出现无法充分恰当地使用材料的局面。本研究发现，到2015年为止，《政治学研究》刊登的扎根论文只有1篇，能在论文中体现访谈材料的也主要集中在2005年后的9篇。在量化研究中，运用统计分析的论文呈现递增态势，所占比例从第一阶段1.5%上升到后来的14.1%，同时部分量化文章已经不再停留于描述统计或相关性分析。总而言之，尽管道阻且长，中国政治学的实证探索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正逐步得到延续和壮大。

　　(二)规范化程度

　　学术规范是政治学研究者与期刊审核者共同经营和相互构建的结果。对于研究者来说，严格遵循学术论文的格式规范将有助于呈现论文的逻辑思维，是一个学者研究水平的集中体现。对于期刊而言，严谨的学术编辑规范有助于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从而提升期刊的影响力。1997年之前的《政治学研究》，对文章关键词、摘要、注释和引文等都没有统一的格式要求，这给论文的存档管理、资料索引等带来一定困扰。随着规范化程度的提高，关键词和摘要已经成为学术论文发表必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与学术伦理道德紧密相关的注释引文，也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广泛重视。

　　在文献引用方面，从1985年到2000年，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论文的学者引用最多的是国外原著和译著，1985年至1989年引用率达到82.70%，1995年至2000年引用率达到71.5%；其次是国内学者著作，1985年至1989年引用率达到41.30%，1995年至2000年引用率达到55.00%，最后是经典领袖著作，1985年至1989年引用率达32.00%，1995年至2000年引用率达33.20%。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我国政治学研究还处于“睁眼看世界”的状态，学科主要任务是立足于“科学主义”的基本立场，积极引进西方理论成果。自2001年以后，学者在研究中引用的文献出现三大趋势。第一，继续保持与国际前沿水平的对话交流，无论是国外的原著译著还是研究论文，引用率持续攀升。第二，随着学科的繁荣发展，一方面学者们的本土意识和现实关怀越发清晰和强烈，另一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日趋丰富。在文献引用方面，引用国内著作的比例，从1985年至1989年间的41.30%上升为2011年至2015年间的72.60%，引用国内学者论文的比例也从最初的9.30%上升为72.00%。近五年，《政治学研究》发表的论文引用国内学者著作和论文的比例分别达到72.60%和72.00%。第三，引用来源越来越丰富，随着CNKI数据库的普及完善，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获取方式变得十分便捷，引用率也有所提高，同时，对新闻报道和网络资源的引用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状态。

　　(三)职业化发展

　　政治学职业化对推动学科自身建设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职业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研究者是否拥有基本的物质保障，能否独立自由地支配研究资源，从而坚持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立场和研究观点。过去，由于实务工作者获取材料比较方便，有直观和切身的感受，同时，学科科学化水平还没有建立，因此，他们能直接参与到论文写作中。然而，经过30多年的职业化建设，尤其随着政治学科学化程度加深，学科壁垒提高，政府工作人员即使拥有丰富的材料，也难以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本研究数据显示，高校发表学术作品的比例越来越高，从1985年至1989年的52.80%上升为2011年至2015年的77.10%。图3则显示，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的作品所占比例则逐年递减，从开始的4.50%下降到1.00%。社科院系统和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的研究者成果发表相对比较平稳。图3还显示，从发表论文数量看，高校教师已经成为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主力军，高校教师群体中，教授（研究员）发表学术论文的比重越来越高，自2010年以来，教授／研究员为第一作者的文章比例高达57.30%，副教授在90年代后期的发文数量只占同时期论文总量的0.50%，此后逐渐增多至22.90%。2010至2015年间，以讲师和硕博研究生为第一作者署名的论文所占比重则分别是5.50%、3.30%。换言之，对于一个政治学研究者而言，要想在优秀期刊上发表论文、表达观点，至少需要在该行业潜心沉浸十五年左右。当然，对于三十到四十岁上下，正处于科研上升期的学者来说，卓越研究成果被同行所认可的机会也在增加。在未来，我们希望中青年学者的优秀论文在《政治学研究》和其它学术期刊受到更多的重视，让他们拥有充分的学术发展空间。

　　国家认可和政府支持是任何职业发展所必需的外部环境。在市场资本不活跃、社会需求不急迫的情况下，获得官方资助也是衡量职业化发展的一个维度。20世纪80年代末，很多实践调查论文来自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到90年代以后，他们在《政治学研究》上的发文数量很少。然而，结合前述发现，实证类论文比例是逐步上升的。随之产生的问题是，研究者在与参与政治实践的群体分离后，如何能够再次进入调研场域。本研究数据显示，国家科研项目资助是保障实证类研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也就是说，科研职业群体通过国家项目制的运作重新掌握并进一步巩固了学术话语权。图4反映的正是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通过获得政府资源完成研究项目的情况，而没有获得任何形式资助的研究成果所占比例已经急剧下降为45.60%。

　　(四)共同体建构

　　共同体是社会群体较为成熟理想的组织形态。除了共同认可的制度规范外，共同的立场、共同的旨趣和共同的方法都是支撑学术共同体的基础。其中，能否形成共同的研究主题则是基本前提。我们的研究数据显示（见表2），北京、上海、湖北、广东和江苏的学者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数量最多，其中，北京以414篇的总量占绝对优势，其在各研究主题中的成果同样遥遥领先。从研究主题的结构来看，北京、上海和江苏在各研究领域都有所涉及，且成果分布格局具有相似性。其他地区研究的共同焦点是中国政治，尤其是湖北（60.50%）、吉林（52.50%）、浙江（50.00%）和江苏（43.80%），其中湖北更专注于农村问题的研究。除此之外，天津、上海、吉林以政治学理论见长，相关成果所占比重分别是38.30%、23.30%和24.60%，广东、浙江以公共行政见长，相关成果的比例分别是32.40%和25.90%。从《政治学研究》主题在各地域的分布和结构来看，各地方结合自身特长和优势，已经逐步确立了各自研究的定位和方向。

　　同时，随着学者共同体在研究旨趣、研究模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互相认同以及共同合作的加深，加上国家项目制的制度推动和保障，学者之间形成了研究组织和团队。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加，学者间突破地域限制进行合作的方式也在被逐渐接受。这些发展在学术论文中主要体现为合作者人数的变化。从统计结果来看，目前政治学研究主要还是以个体研究为主。虽然两人合作已经有所增加（所占比例从1985年至1989年的8.2%上升为2011年至2015年的26.1%），但三人及以上的团队成果依旧比较少。

四、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了解学科热点最直接的途径。为了深入把握近30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脉络，本研究对《政治学研究》自创刊以来的论文关键词进行了四个步骤的处理。首先，对1997年之前的论文，结合标题、观点、内容、方法等综合信息提炼三个关键词，对此后的论文也只保留前三个关键词，从而确保前后样本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其次，对《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将每个时间段中的热词和新词进行比较（表3）；同时通过ROSTCM软件，对关键词结构进行网络可视化分析。通过可视化和精细化操作后，就可以相对科学和完整地把握特定时间段内学科研究主题的基本变化。最后，结合相关时代背景，通过CNKI数据库了解同时期学术生态的发展状况，从而总结归纳特定时段政治学研究的主要特点。

　　(一)1985年~1989年:建构学科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学在完善学科体系和建设组织机构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各院校恢复招生，成立研究所，各地政治学会相继成立，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为政治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亨廷顿、伊斯顿、阿尔蒙德等学者的著作被系统地引入国内，为中国政治学界打开了新视野，系统分析取代传统制度分析，过程分析取代静止的结构分析，权利分析、利益分析和文化分析等重塑了中国政治学者的知识体系，政治学学科知识结构不断丰富完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生动有趣的显学。

　　1985年至1989年发表在《政治学研究》上的论文已经初步展现出政治学的魅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通过吸收国外政治学理论，逐步形成现代政治学分析思维，并接受新的研究对象，在健全和完善学科知识体系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以“政治学”为核心关键词进行分析（图5），除了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史等传统学科外，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和平政治学、绿色政治学等具有交叉性和边缘性的分类极大拓展了学科边界，同时，已经出现针对实证方法和定量分析的专门介绍。其次，明确了政治学研究的中国视野。学习国外方法、借鉴国外理论、立足本土需求，是政治学在中国得以发展的基本思路。20世纪80年代末，涉及“转变政府职能”“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干部制度改革”等反映社会发展焦点和时代需求热点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改革”不仅是当时最热的关键词，而且直到今天依旧是方兴未艾的命题。最后，扎实优秀的研究成果，无疑是中国政治学步入正轨的最佳证明。“宪法意识调查”“公司改革调查”“政治动机和公民权利意识调查”等论文展示了中国政治学者迅速吸收并运用西方前沿理论成果的精神。这些作者虽然并没有运用复杂的统计技术，也没有精致的研究设计，但其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值得当今学者敬佩。

　　然而任何一种知识，从未知到了解，到接受，再到转化，进而得到应用，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政治学研究》的分析显示，自1985年创刊以来，多数成果还是通过规范研究进行理论阐释和体系构建，这一特点在1985到1989年构建学科基础框架期间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传统制度主义分析路径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多数研究者抱着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目的，以介绍和总结国外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据我们统计，在40篇比较政治的论文中，有24篇运用了制度分析范式，其中除2篇涉及“第三世界”外，其余38篇无一不视美苏欧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取向继承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作为典型后发国家的追赶心态。2.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学术话语体系尚未得到统一规范。一方面学者们围绕政治、政治学、权力、权利、利益、国家等相关核心概念及其内涵，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智慧，另一方面新旧术语互相冲击，部分新术语因缺乏生命力，在短暂出现后或就此消失，或汇入主流。新旧术语交替使用，其实质反映的是二元逻辑与多元思维的碰撞。3.在学术规范性方面的建制成效很低，所有学术论文都缺乏摘要、关键词、注释和参考文献，对作者信息的介绍也不完整。规范的缺失不仅给学术传播和交流造成阻碍，而且一定程度上放任理论建设长期停留在对核心概念基础分析的水平上。

　　简言之，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学抓住了时代主题，拥有一个良好的开局。这一阶段的成果几乎覆盖了政治学全部的研究领域，为各分支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然，短暂的发展历程必然导致学科建制存在缺陷：偏理论轻实践，偏结构轻功能，偏宏观轻微观，行动心理研究还不够丰富。但是，全新的学科视野充分表明中国政治学在理论储备和学术情怀方面，都已经做好了与现实对话的准备。

　　(二)1995年~1999年:扎根“农村建设”

　　“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然而，随着五年计划的实施，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二元战略结构不断得到强化，因此，城市研究一度复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才重新回到研究主流。结合表3和图6可以看出，尽管“农村”只是一个小结点，但从词频热度看，已经进入前20，在结构上也已成为联系民主、基层和改革等时代核心的关键。如果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吸引了经济学家，那么彼时同样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村民自治建设，则拉开了农村基层民主研究在政治学界掀起热潮的序幕。1989年5月，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理论和实践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1990年，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1999年，该中心改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00年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从该中心走出的学者，如徐勇、贺雪峰、吴毅、项继权等人成为继费孝通之后，专注农村问题的代表人物，并逐步开创出中国政治学界的“华中乡土派”。在农村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表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热情，为“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贡献了专业智慧。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基层民主和小城镇战略是推进农村研究的现实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经济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历史性命题，又是新中国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然而，计划还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争论，关系着未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福祉的可行性，而经济理论反映的实质是关乎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之争。直到1992年，市场机制才被中国经济承认并接纳，从而获得学术界广泛关注。在《政治学研究》1985年~1989年发表的论文中，与经济性质相关的关键词只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混合经济”；到了1995年~1999年，总计17篇经济研究文献中，有7篇强调了市场因素。乡镇企业生长于计划经济的夹缝之中，和同期国企相比，受到政府干预比较小，最早利用了市场机制。因此，在中共十四大之后，开放的政策环境、熟悉的运行规则和前期的经验积累，为乡镇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相应的研究也日益繁荣。

　　经济体制变革必然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求。农村基层政治体制改革能迅速获取年轻研究者们的青睐，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相对城市而言，农村政府管控程度比较低，因而有更加宽松的改革空间，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的尝试更具活力；另一方面，对于研究者来说，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手材料更容易获取，其研究成果对理论或实践的影响也更直接和迅速。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学者通常采用田野调查的形式进行非量化研究。应该说，农村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科中较早使用实证思维的领域。

　　然而，经济发展与民主进步并非一帆风顺，改革开放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以农村为例，除了改革遭遇持续性和推广性的困境之外，在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缓慢的地区，政治和经济都被乡土能人们把控，这些能人往往是村庄大家族的代表。腐败或寻租，在越接近基层的地方越泛滥、越严重。与之相对应，人民群众对基层政府信任度逾低，组织逾涣散，政府动员能力也就逾弱。面对这样的形势，加强党的领导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基本共识。

　　(三)2000年~2004年:加强党的领导

　　政党已经成为任何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早发国家来说，政党是维系国家运行的组织结构，是现代社会成熟的标志。近代以来，在中华传统文明持续衰落的语境下，“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历史演进”，急需一个能实现国家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力量，该领导力量即是政党。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革命的历史使命，同时也给党带来了如何继续领导，如何解放生产力，进而如何科学执政的新命题。转型期执政党的发展对未来中国走向具有深远意义，因此对于任何具有敏锐洞察力和深厚理论功底的学者而言，党的建设都是不容错过的研究焦点。如图7所示，1985年~1999年间，党建论文占同时期《政治学研究》所刊论文总数的比例不超过1.50%，而2000年~2004年间，党建论文所占比例一下子达到9.75%。

图7党建研究的时段分布

　　和其它政治学分支相比，中国学者在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科学化研究方面还存在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目前来看，我国学者在党建领域存在两种路径，分别是建构性路径和描述性路径（表4）。建构性路径，一般基于政治学概念、理论和知识，提出方向性意见或具体对策建议，目的在于推动和指导实践的发展。描述性路径，则建立在大量经验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具体案例或丰富的数据，力图分析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环境中的变化。总体来说，这两种研究路径各有其价值和意义。然而，从学术交流的角度看，尽快在研究方法、概念操作和理论化等方面做出科学化努力，才是建立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前提。因此，从整个研究趋势来看，传统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上，单纯从理论到理论来论证或阐释党的先进性的研究路径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跟不上学术前进的步伐。2000年~2004年《政治学研究》引用率较高的几篇党建论文都采取了科学实证的研究路径。概言之，在最接近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学科也逐渐接受科学实证方法的时候，中国政治学缓慢而艰难的科学化历程才算是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的客观需求。

　　(四)2005年~2009年：聚焦公共治理

　　政治具有公共性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政治意味着公民对城邦公共事务的参与，目的在于追求公共之善。自古以来，中国“修齐治平”的政治理念模糊了家与国的边界，因此，公共意识的觉醒非常迟滞，对政治的理解始终停留在道德、秩序或政策的层面，即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化日益清晰，特别在“三个代表”理论提出后，人民内部多重关系和多种利益并存的客观事实得到承认和尊重，公共政治由此确立；而公共政治的实现则有赖于政府与市场、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之间良性的互动和合作。由此，治理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而取代管理成为政治学炙手可热的“万能”理论（图8）。

　　徐勇的《Governance：治理的阐释》可以说是影响力比较广泛的较早阐述现代治理概念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徐勇开宗明义地指出，治理是指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的方式，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处理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因此，公共权力由国家权力和社会自治权体系两部分组成，其中以国家权力为主导。此后，学术界对治理理论的适应性开展了热烈讨论。随着社会日渐发展，2003年前后应急管理受到广泛关注，互联网虚拟空间对公共领域的冲击日盛，各地时常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各社会领域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治理开始跳出理论范畴，成为“转型社会”与“后现代社会”话语交织下，应对“双重风险”的政策精神。从最初应用于全球治理，治理逐渐扩展到地方研究、基层研究、城市研究、农村研究、网络研究以及群体冲突等各领域中。时至今日，治理所包含的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有效以及多元与协作已经从学术走向大众，成为一种时代的标志和常识。

　　(五)2010年~2015年:重新发现“国家”

　　治理一词中国早已有之，但治理的现代理论内涵，却是由源于市场失灵和国家失败的社会自救所赋予的。当后现代命题被移植到尚未被纳入现代社会体系的国家中，必然会导致理论与现实的落差。具体而言，治理强调多元、谈判和协作，表现出弹性、互动性和反思理性的特征，强调权威的多元和分散。但是对于现代国家建构尚在进行中的国家来说，建立以国家为中心的稳定有序的制度体系才是首要任务。换言之，中国的治理是以政府为中心的，是基于强大的国家力量发展市场和社会的治理。治理只是取代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国家建构才是目的。实际上，现代国家建构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始终。

　　改革开放后，有关国家的相关研究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80年代对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在明确界定国家职能和政府职能概念的基础上，围绕如何精简机构、实现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提出对策建议。90年代之后，国家能力概念开始提出，学者们通过讨论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借鉴东南亚“后发国家”的“后权威主义”发展经验，把国家职能的研究从静态分析引向了分析“职能如何能有效展开的动态过程”。

　　近年来，治理的研究热度持续升温，这与国家提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学研究》论文关键词的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在80年代，国家研究与“权力”“政府”“职能”等政治学核心概念相关联，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而社会研究则处于相对边缘化的状态（图9）。到90年代末期，“社会”这个概念和“理论”一词相关联被赋予了学术价值，和“稳定”一词相关联则被赋予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此开始以崭新的状态进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图6）。在2005年~2009年的结构图中，虽然“国家”和“社会”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结构性关联，但“社会”已然是高频词汇，成为政治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经济”“发展”“管理”等核心命题直接相关，“社会资本”等学术概念成为政治学、社会学被广泛运用的理论和工具；而彼时的国家研究，除了“国家能力”的应用之外，似乎理论发展有所停滞（图10）。直到2010年~2015年间，“国家”和“社会”不仅在频次上旗鼓相当，更为关键的是，两者已经形成了二元互构的研究形态（图11）。在基层治理、农村治理、食品安全管理等国内治理领域中，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理论范式已然取代了过去国家自主性的研究。同时，国家认同、民族整合、国家形象等具有跨学科特点的研究内容也进一步拓展了分析和理解国家内涵的视域及方法。由此可见，从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主导”到90年代的“初探社会”，再到当前“国家-社会”并存的研究路径，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轨迹是清晰的。

　　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重建，政治学尽管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与其它学科不断发生模糊边界的尴尬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具备一定学术独立性的社会科学，科学化水平逐步提高，学术规范完成了与国际的接轨，通过职业化发展和共同体建构也初步建立起“专业壁垒”。

　　首先，无论是从研究议题的丰富性和现实性、研究立场的独特性和针对性，还是从研究方法的理论性和科学性、研究队伍的组织性和传承性来看，中国政治学科的基础性建构已经初步完成。任何一个对政治学感兴趣的研究者，都既能拥有广泛而有趣的研究选题，又能坚持独立的研究模式，还能利用越来越便捷的分析工具，甚至形成自己的学术团队。应该说，政治学在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但通过历代政治学人的坚守和付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同时为未来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学在基础理论的创新和研究工具的运用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基础理论创新方面，当前的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认知已经难以摆脱现有的理论框架，常常陷入于理论无法创新、于实践无所助益的迷途困境，以至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各种新选题、新材料、新方法，很多研究却依然难逃新瓶装旧酒或学术理论泡沫泛滥的尴尬局面。在研究工具运用方面，主要问题是对实证方法的抗拒、迷茫或“拿来主义”的心态。时至今日，反对浪潮虽大势已去，很多学者对所谓实证方法依然没有清晰的认知，更遑论熟练运用。而对于年轻学者来说，日臻完善的方法更需要长期训练和积累，任何对方法系统和程序的简化或异化，都可能造成研究的失真或失效。总之，虽然建国以来科学化始终是中国政治学的基本导向，是政治学研究者的奋斗目标，但在如何体现研究的科学性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

　　最后，从整个学术生态来看，中国政治学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第一，中国政治的实践和发展为中国政治学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空间，这是中国政治学成长的土壤。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主题、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材料的获取无不围绕着中国的当下和未来。在时代巨变、信息爆炸的今天，如何有效回应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是摆在每个政治学研究者面前的切实问题。第二，学科发展所需的政策支持、资金保障和激励机制更加依赖政府部门的认可和投入，这是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此种局面已经成为制约学科自主发展的潜在风险。科研项目成为评价学科兴衰的重要指标，而各类指标往往是决定学科生死存亡的方向标，这种情况迫使高校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对学科发展政策进行调整。第三，从区域分布来看，北上广等地区借助更高更密集的高校平台，研究水平日益增强，而中西部地区在人才储备、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方面的缺失，更不利于地方创新性地挖掘地区多元研究问题。长此以往，强者越强，要转变学术鸿沟的状况将会更加困难。因此，对于政治学传统不够深厚的高校和地区来说，特别需要学科带头人用能力去运筹，用智慧去争取，用情怀去坚守。

　　总之，创刊三十多年来，《政治学研究》见证了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艰难历程，为政治学研究者搭建了高质量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在推动学科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历史已经证明，发展需要政治学，改革需要政治学，稳定也需要政治学；而政治学界的未来则需要更精致的理论、更严谨的方法以及更开放的平台。

　　作者：钟杨、韩舒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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