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家转型是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标志和核心构成。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转型具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俄罗斯转型的本质是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决裂的激进式替代性变革，其逻辑主线是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此消彼长的争锋。俄罗斯转型初期全盘引入的西方理念和制度框架未能带来预期的民主、富裕和繁荣，转型深陷困境之后强人政治的回归成为逻辑必然。中国转型的实质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进性增量改革，其逻辑主线乃是原则性与创新性的共存与互助，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维护转型秩序、化解转型危机，关键在于通过一个具有自我革新精神和自我监督意识的领导核心保持对转型进程的调控能力，提升国家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适应性，持续改善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国家转型；逻辑主线；进程调控

引言

　　国家转型是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标志和核心构成，主要表现为不同国家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内所经历的体制、机制、制度和观念的变迁与革新。国家转型何以成为一个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重大课题？在哲学意义上，国家转型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之所以创建国家，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来解决人类自身所带有的矛盾和冲突，国家制度是人的自由产物，人的主体性决定了国家必须掌握在作为其创立者的人民手中，国家的发展也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国家的治理结构和具体制度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不断向善发展，最终必然会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一个目标宏大清晰但其过程注定是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进程。什么样的国家结构最科学、最符合人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这取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取决于人类的自我解放程度。从宏观上看，国家转型泛指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历史过程，既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静态的多维体系。对国家转型的研究，一方面以对既成历史事实的阐述和分析为基础，另一方面又随着时空的变换而生成新的研究空间。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东剧变”相关国家和中国的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与此相关的国家转型模式问题颇受学者们的青睐。这其中既有风靡一时但逐渐偃旗息鼓的“历史终结论”，也有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逐渐成型但仍在探索寻优的“中国模式”。这一时期的国家转型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经济层面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得以重新界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由完全控制向适度调控过渡，逐步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二是在政治层面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民主包容的政治体制的转变，重塑人民主权观念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促进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有效互动和回应。三是在社会层面由封闭保守的传统社会向文明开放的现代社会的转变，尊重并保障个人的基本权益和成长空间，国家从制度上为社会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和路径。基于上述层次划分和内涵界定，国家转型主要表现为各领域内体制、制度和观念的革新，在实质上意味着政治秩序的重建、重大利益的再分配和社会结构的重构，因此转型也必然是聚集冲突、斗争和妥协的过程。就转型的首要任务和难易程度而言，经济领域往往最易成为转型的突破口，通常也是最便于对转型成效进行量化和比较的领域，转型过程中经济危机的发生也极易成为政治改革激进化的导火索。政治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经济转型的进展和成效，但政治领域变革的内容、形式和利益调整幅度则是判断国家转型是否彻底的核心指标。社会形态的重构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社会化表现。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社会系统从国家体系中剥离出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使社会个体具有必要的独立自主性，国家能够为个人提供在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合理有序流动和身份变迁的制度安排和可行路径，通过对国家秩序的维护和对个体权益的保障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中俄转型比较研究是一个时代课题。“从‘苏联模式’的破产到中国道路取得世人公认的成就，其中还有一系列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价值并不仅限于消除一些已有的和潜在的认识分歧，而是力求更准确地把握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这一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转型启动的条件。有学者认为转型分为软着陆和硬着陆两种模式，软着陆模式的实现和民主政治的成熟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初期条件,如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社会结构和社会裂缝、制度化的水平和治理能力、公民社会的成熟度等。有学者认为，在转型的起点上中国先改农业并获得成功，缓解了政改压力，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遭到利益集团抵制不得不先改政治体制；在转型过程中中国先改价格、后改产权的顺序较为科学，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优先推行私有化导致了严重衰退。还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生活习惯和现实政治文化等软性约束往往比规章制度、法律条文等硬性因素更重要，这些看不见的潜在因素决定着转型能否成功。二是转型中的问题和成效。有学者从民主感受的角度考察曾在社会主义政权下成长并深受其影响的人们对民主政权的适应性。有学者从管理层精英的角度研究俄罗斯政治的分裂和整合问题。还有学者从主要民生评价指标角度分析了俄罗斯转型过程中民生建设的成效和问题。三是转型深化的路径。有学者提出转型国家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认为转型的核心要素就是建立起具备充足治理能力的强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市场及社会互惠共生的有效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建立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使得中国转型没有走进死胡同，反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建设一个其权威要获得公民和世界精英尊重与赞赏的现代国家结构，势必能够产生一种稳定的平衡，一种集中的国家权力、依法治国和对民众的意愿负责的政府之间的平衡。上述研究包含了不同的立场、视角、方法和结论，对于全面深入地洞悉国家转型特别是中俄转型的动因、动力和途径具有重要价值。以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移交国家权力为标志，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性事件距今已有25年之久，此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俄两国在不同的转型理念指引下实践着不同的转型道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本文试图把理论分析和现实测量结合起来，对中俄两国转型以来的成效和问题进行阶段性比较，分析中俄转型的基本特征和逻辑主线，并探讨有效规避转型危机、推动转型向纵深发展的路径和方法，这一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转型所依赖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要素，更好地把握中国转型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可能的发展趋势。

一、国家转型的逻辑主线

　　中俄两国在转型之前，具有相似的国家规模、意识形态、政治传统、社会形态和民族多样性，因而具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中国在转型之初具有发展潜力的‘落后的优势’，现在经济发展了，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而俄罗斯具有‘代价的优势’，需要认真总结经验。”因此，中俄转型比较研究的价值不仅限于对既往转型历程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分析与总结，更大的意义存在于中俄两国延续和优化各自转型道路的现实需要。

　　俄罗斯走上激进式转型道路，既有历史的必然性，又有人为的偶然性。其历史必然性源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僵化积累的庞大政治负担，人为偶然性主要是少数篡权者和利益攸关方的主导与推动。在此双重因素的作用下，俄罗斯在短时间内以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决裂为代价，全盘吸纳西方的价值理念和制度结构，在政治上搭建了宪政民主的基本框架，在经济上推行以快速私有化、绝对自由化为药方的“休克疗法”。但是纸面上的宪政民主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赋权于民，而以改革名义进行的产权私有化运动则赤裸裸地变成少数寡头对国家财富的攫取和侵占，中下层民众的经济贫困化问题日益凸显，结构单一的国民经济陷入一蹶不振的境地，俄罗斯的转型一度沦为“俄罗斯的悲剧”。进入21世纪以后，深陷转型困境的俄罗斯再度迎来强人政治，随着“普京主义”的形成与稳固，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显著提升，似乎又重新走上了振兴之路。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频繁而剧烈，加上经济复苏乏力，内政外交上的不利条件严重制约着俄罗斯国家转型与复兴的进程。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俄罗斯国内的西化趋势式微而民族主义情绪上扬，要求国家发展走本土化路线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可见，俄罗斯转型的逻辑主线表现为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此消彼长的争锋，两种力量很难寻求到共生的空间，这就使得俄罗斯迫切需要政治强人对转型进程进行有效调控。

　　与俄罗斯转型路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渐进式转型孕育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实际上是原则性与创新性的共存与互助，其实质是内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渐进性增量改革。中国转型的初始定位是党和国家的自我改革，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系统工程。从实践来看，这一历久弥新的改革工程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正视转型初期的基本条件和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以积极的态度和有效的行动开展自主性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不会一成不变，而是要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二是转型的过程有序可控，对国家转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防止急于求成或消极懈怠，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对转型所需时间的充分估计为保持转型秩序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心理条件；三是转型的立场坚定、目标清晰，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最根本的转型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转型过程中，虽然出现过思想上的误区和行动中的挫折，但执政党和政治领导层进行了及时有效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因而整个转型进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现阶段，中俄转型的理论和实践均面临着两个基本命题：一是对既往转型历程如何评价。以结果为导向，对转型历程的回顾和评价并不是简单的优劣比较，而是力求从中找到转型的模式选择与国家现状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更好地把握国家转型的一般性规律。二是转型的大方向和方法论问题。随着转型的深入，改革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体制性障碍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如何减少阻力、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成为推动改革的关键环节。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从中归纳中俄两国转型的理念和方法，也可以预判不同转型的前景和方向。

二、中俄转型的阶段性成效比较和分析

　　评价国家转型成功与否的标尺在于转型能否有效解决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面临的问题，以及能否给国家发展积淀新的潜能，即不同转型模式在一国的适应性以及转型国家的自我调适能力。尽管目前对中俄转型模式孰优孰劣做出盖棺定论的评价为时尚早，但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做一些阶段性比较未尝不可。本文选取了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国内生产总值（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清廉指数（CPI——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谋杀犯罪率（Homicides）以及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恐怖主义指数（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指标或专项指标，从不同角度呈现中俄转型的过程表现和阶段性效果。

　　人类发展指数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是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角度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性的综合性指标，指数区间为0～1。“作为用以衡量和比较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人文发展程度的指标，这个指数在林林总总的有关指标体系中，独树一帜，在目前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如图1所示，2000年以来俄罗斯的人类发展指数值始终高于中国，但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这说明俄罗斯转型初期及至目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仍然是比较厚实的，而中国的转型则是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起点上出发的。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和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值已经有了相应的提高，2013年首次从中人类发展指数跨入高人类发展指数，并且保持着稳步上升的态势。

　　国内生产总值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199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814.5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31.5美元，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为5179.6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485.1美元，是中国人均的10倍多。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3856.6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880美元，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为13113.71亿美元，仅为中国的1/8，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964美元，相对于中国的人均优势已大幅缩水。另如图2所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与中国党和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而俄罗斯在转型初期曾连续多年处于负增长状态，2000年以后虽然保持了将近10年的稳定增长，但最近几年受困于国际经济形势总体下行、能源需求下降以及西方国家对其实施的经济制裁，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对于转型模式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性，国外有学者认为，“转轨不应当因实际经济中发生的事件受到责备或颂扬，改革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是政策。在两种制度下都有好政策和坏政策的例子，因此两种制度下也都有增长和衰退的例子……”本文认为，虽然不同转型模式与经济增长表现之间的相关性程度有待进一步探明，个别国家的成功也不足以支撑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故而以经济的一时增长或衰退来比较中俄转型模式的优劣可能略显草率，但这并不能否认经济指标仍然是衡量转型成功与否的刚性指标之一，因为经济表现不仅是经济转型的能量释放，也是推动转型深入的重要基础。

　　清廉指数是透明国际组织测量国家或地区清廉程度的指标体系，可以作为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发展水平的一个视角。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和国家利益分歧，透明国际组织对中俄两国清廉程度的评分都带有一定的歧视色彩，因而清廉指数的局限性是显见的，此处引用仅作为在两国之间进行比较的一个参考。如图3所示，1996年以来中国的清廉指数始终高于俄罗斯，这说明引入西方政治制度的俄罗斯未能有效解决腐败问题，西方模式并非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腐败是否存在及其严重程度与特定的政治制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中国自实施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就把反腐败作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和雷霆万钧的行动策略强力反腐，在短短几年之内便形成了对腐败的压倒性态势。实践证明，反腐败的态度、行动和成效在根本上取决于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以及高效统一的政治执行体系，这是有效治理腐败的力量源泉和行动支撑。

    谋杀犯罪率以及政治稳定、无暴力/恐怖主义指数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管理水平和社会稳定性的主要指标。如图4所示，2008年至2014年，中俄每10万人中发生谋杀犯罪的比率，俄罗斯均远高于中国，说明俄罗斯普通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再如图5所示，1996年至2015年，中国的政治稳定性均高于俄罗斯，遭受暴力或恐怖主义威胁的可能性也小于俄罗斯。这两项指数意味着转型以来中国的社会管理水平更高，由此可以推测不同转型模式所需的社会成本，即渐进式改革所产生的社会动荡感较为轻微，而激进式变革所产生的社会连带负效应更为多发、剧烈。

三、国家转型困境的根源探析和调控路径

　　从上文各项指数比较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激进式变革未能实现预期的民主、富裕和繁荣，甚至连最基本的社会稳定也失去了保障，而在全球视野内能够在短时间内以激进式变革取得成功的国家案例也未曾多见。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一些转型国家陷入转型危机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特别是“在不利的历史传统、初始条件与错误的转型战略相互结合、相互强化的条件下，制度与治理危机的程度也更为严重，这一点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激进转型战略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表现得十分典型”。

　　俄罗斯转型危机的产生和持续恶化同样有着多方面的根源，包括历史因素、现实条件和对转型进程的掌控能力，这些因素决定了转型所需的成本和可能取得的预期效益。分析处于内外部环境交互中的俄罗斯转型，既不能脱离对俄罗斯自身国情的深入观察，也不能忽视西方制度模式的特殊起源。西方在一些制度形式上的首创性不能简单等同于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适性，回避西方制度嫁接到其他国度之后所遭遇的水土不服问题，就很难真正理解俄罗斯转型陷入困境的根源。俄罗斯是政治和文化认同最复杂的欧洲国家，尽管它的民族、语言、国家和宗教均起源于欧洲，但又是最不被欧洲认可的成员。俄罗斯转型初期试图融入欧洲的心情是极度迫切的，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都厌倦了高度官僚化的政治体制，对国家转型确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力求通过吸纳西方民主和市场理念的精髓，真正在思想上和地理上成为欧洲的俄罗斯。但俄罗斯又是一个具有厚重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的大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极强，在地缘政治博弈中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与西方国家的对抗和冲突难以调和。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在地理上距离西方那么近，但在心理上又隔得那么远的根本原因。

　　除了俄罗斯的特殊性以外，“后社会主义国家危机的发生，既有经济转型战略和改革措施选择失当的原因，也有民主化与市场化相互干扰、制约的原因”。首先，在经济领域，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和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消极退出，并不能理想化地将市场请上神台。转型之初，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呈现没落之态，只有权力，没有市场。权力可以在瞬间崩溃，但市场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替代权力成为维系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中心。激进式变革的始作俑者崇尚“休克疗法”，但对市场经济的膜拜缺乏必要的理性，片面认为所有权私有化了就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却忽视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体系。其次，在政治领域，国家治理结构瞬间解体，旧的秩序和制度刚刚打破，国家集权中心不复存在，但新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尚未形成，强有力的权威主体未能确立，国家控制能力受到严重削弱，进而引发持续的政治动荡、经济下行和社会混乱。特别是在转型初期，真空化的治理结构和虚位化的治理主体导致了公共权力的快速弱化和资本力量的迅猛扩张，造成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急剧下降乃至崩溃。再次，在社会领域，经济的崩溃和政治的弱化使得社会运行无序而混乱，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最终只有牺牲中下阶层民众的利益作为转型的成本。这些转型弊病佐证了亨廷顿提出的经典定律，即“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在事实上越来越呈现出中央集权和强人政治的特点，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逻辑必然和历史传统的理性回归。在具体策略层面，普京主义以发展和效率为目标，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既不贸然逾越宪政框架，又不断升级有利于强化总统权力的制度设计，“在基本制度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国家大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整合执政资源，扶植统一俄罗斯党，建立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政党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强化中央权威，建立总统代表制，实施联邦区制度，改组联邦委员会；理顺政商关系，打击经济寡头，有效控制媒体；组建国民近卫军，加强内部控制，防止政治激变。同时，加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依靠法律管理政治空间、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既契合俄罗斯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又符合现实国情和自身需要的发展战略。事实证明，相比于混乱黯淡的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则爆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在最初大多数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实现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当前，尽管受困于西方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俄罗斯再度陷入发展困境，但这并不能制约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积聚的威权效应，也不妨碍普京主义继续主导俄罗斯转型。普京主义得以强化的社会基础在于俄罗斯人民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生活富裕的期待，这也是有效弥合社会分歧、增强国家控制能力的客观需要。

　　相比于俄罗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诠释的是另一种思路，即国家治理主体通过现有的权力在现行治理框架内循序渐进地创造市场，在市场逐步壮大的过程中主动有序地将权力从一些行业和领域中退出，体现了权力主体进行自我改革的高度自觉。中国的转型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也不是绝对的市场化，“它既扬弃了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扬弃了传统的自由市场模式，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发展型国家有管制的市场模式”。这种模式将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在原体制周边建立起新体制，形成两种体制并存的双轨局面，因而比激进转型更能够保持转型的韧性和过程的可控性，同时促进了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并在循序渐进的思想解放过程中使得民主法治精神逐渐深入人心。这种模式“既开辟了新的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也避免了改革进程中的波折与动荡，是一种相对较为保险的改革路径，而任何体制创新与机构变革的基本目的就是确保把社会转型的风险与代价降到最低程度”。当然，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也难以回避。一方面权力作为推动改革和转型的动力主体，既是实施国家治理和政治统治的工具，也在客观上成为某些利益群体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的手段。换言之，当权力的拥有者感受到自身利益受损时并不总是甘于主动退出，他们抗拒改革的心理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且具有阻挠改革推进的动机和可能。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由于产权变更的监管体系不健全，公共权力的市场化极易导致权力腐败，即便是有限度的市场化改革也容易成为国有资产向掌权者个人流失的平台。这一现象与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有相似之处，虽然没有那么剧烈和集中，但同样值得警惕。

　　中国转型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选择了农村经济体制作为转型的突破口，转型初期由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的全局性的经济体制变革迅速而有效地改变了人民生活贫困的基本面貌，带来了普惠性的物质利益，不仅提高了民众对本国转型模式的认可度，也为跟进的政治体制变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但是，如果可量化的经济作为不能持续，而政治领导层又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经济发展难题，那么大规模的、无序的甚至充满暴力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对抗就很难规避，这将大大加剧转型的成本甚至逆转转型进程。“对任何一个转型国家而言，必须牢固坚持的头等重要的原则便是保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主体传承的有序、规范和稳定，唯此才能够稳步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旦转型陷入危机，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弯道超车，被人为地推到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然而通过暴力冲突产生的民主政治即使能够实现也很难持久，在充斥着理念分歧和行动对抗的政治环境中，民主大旗很可能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中国转型进入深水期之后，“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理念可能付出的探路成本越来越高，“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工具理性越来越受到价值理性的挑战，由于制度欠缺或制度能力不足导致的制度化风险同样在激增，在改革过程中滋生的消极腐败、贫富分化等问题也成为转型和改革遭受攻击的口舌。对此，一方面要吸纳有利于推动转型的外源性压力，但更多的还是要立足转型的内生性变量。“只有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才能超越模式化的简单模仿，从而更好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把握自身，实现中国的内在逻辑与人类发展的基本逻辑有机结合。”本文认为，坚持符合本国国情的渐进转型策略不能改变，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新的助推力，这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决心和中国人民的智慧。检验转型成效的根本标准是执政党的治理绩效，中国的转型“到底是陷入了‘转型陷阱’还是继续走在国家治理重构的进程中，其答案与其说在经典民主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之中，还不如说是在国家治理实际能力的表现之中”。在长期执政的治理实践中，执政党能否始终保持自我革新精神和自我监督意识是关系国家转型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发展成效显著与形势依然严峻的双重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观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相继就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专题研究，以改革为引擎，以制度为基本元素，建构了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向现代化转型的整体设计蓝图，为下一步更加深入更具实质性的变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结语

　　本文对中俄转型的比较分析是以阶段性结果为导向的过程性研究，姑且作为评价不同转型道路的一个视角，但由中俄转型引发的思索远不仅限于此。首先，国家转型的推手应以内生性动力为主还是以外源性压力为主导？大多数国家之所以转型的直接原因都是应对危机的本能和必要反应，如何把危机压迫与自主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政治智慧和应对能力。其次，转型的过程是保障秩序重要还是推崇自由更重要？人类对于秩序和自由究竟该如何取舍是一个难题，可否真如亨廷顿所言“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所以转型国家以合法的公共秩序建设赢得转型所必需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也无可厚非，且不得不为之，但不能以秩序的名义否定人的基本自由。再次，对于转型的评价是以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为本还是将“民主”“法治”视为更重要的价值要素？诚然，抽象意义上的“民主”与“法治”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追求的确具有普遍性，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但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从抽象层面具体化到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形式都是多样的，只重视“民主”“法治”的抽象意义而忽视它们在不同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存在是十分危险的认识误区。对于“民主”“法治”根基相对欠缺的国家而言，不能把“民主”和“法治”的本质与效能想得过于完美，特别要警惕的是，“民主”与“法治”从来都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制度之争。

　　本文对中俄转型道路比较分析之后的几点核心结论如下：首先，国家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对于历史传承悠久、文化传统深厚、国家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实施激进式变革很可能需要付出高昂的长久的转型成本。其次，转型之前政治权力对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参与度越高，转型的难度系数越大。有效化解转型过程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仍然有赖于国家权威体制的重塑和新的集权中心的强力作为。再次，必须把推动国家转型的内生性动力和外源性压力有机集合起来，立足于本国国情和社会现实，同时吸纳人类社会发展的有益经验，这才是最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策略选择。最后，在快速变迁的转型进程中，如何维护转型秩序、化解转型危机，关键在于一个具有自我革新精神和自我监督意识的领导核心保持对转型进程的调控能力，提升国家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适应性，持续改善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通过主动深化改革回应人民呼声和需求，并把转型和改革的实际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对于正在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向纵深发展的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所蕴藏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激发，国家各领域各层面的体制设计和具体制度安排仍然存有足够的改革空间，应当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扩大具体制度的供给和革新规模，同时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作者：徐小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孟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