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政治发展与政治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暨2016年《政治学研究》作者座谈会于2016年10月23日在天津召开。本次会议由《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共同举办，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充分研讨。现将本次会议所形成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共中央围绕治国理政相继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理论。这些新思想、新理论及与之相关的新实践都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得到了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

　　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十八大以来“政府职能”这一概念出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变化：第一，首次明确区分了“职能”与“职责”，其中前者是较大的概念，在中央文件中也处于标题位置，后者则落实为更为具体的事项；第二，首次对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了分别表述，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地方政府的职责则是“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第三，第一次没有单列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职责；第四，“公共服务”被提到地方政府各项职责的最前列，过去这一项职责是被列在地方政府职能的最后一位；第五，在地方政府职责中，“环境保护”一项被单独列出。

　　天津师范大学马德普教授提出，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核心概念，相比民主概念，这些概念是更好的表述，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也找到了更好的衡量标准。这一点与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也是相通的。此外，他认为，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概念也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依法治国的形式方面，包括了党建与反腐的内容。协商民主概念的提出，则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认为，十八大以后政治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是党政关系。传统上，党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其中政治领导主要是指决策层面。十八大以后，党的领导更进一步地扩展到了执行层面，这一转变更加符合决策体制的科学化，因为确保集中统一的领导会更有利于接下来的改革议程。

　　中国政法大学卢春龙教授提出，十八大以来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与管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新课题。网络新媒体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为载体，已经改变了人们接触和获得信息的方式。他进一步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要重视媒体的融合发展，占领新兴媒体制高点，强化互联网思维，建设网络强国；在管理体制上，国家网信办的建立使得之前过于分散的管理体制得以集中，也逐步推进了从内容管制向产业发展的转型。

　　在政治实践中，政府官员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关键问题，十八大之后这一问题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中山大学倪星教授在发言中分析了基层政府官员行为的一些变化。他根据最新的研究发现，基层官员的行为激励发生了一个从“邀功”向“避责”的重要转变。对于这些避责策略的产生原因，他认为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加以解释：在宏观层面，风险社会导致了全球性的“避责时代”的开启；中观层面的原因是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在微观层面，则源于个体的敏感性加强。这些原因汇合在一起，引发了基层官员行为的改变。

　　此外，其他与会学者围绕该主题也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南开大学的程同顺教授提出，应关注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修订，同时，还应该继续推进党代表任期制、党委会会议细则等具体问题。新疆大学朱新武教授提出，要关注中央治理新疆方略的新进展，包括一手抓稳定，一手抓发展的举措，还应该重点考虑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内容界定以及依法治疆等关键问题。

二、政治学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的新课题

　　许多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发展实践都应该转化为政治学研究的关注对象，同时也给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新视野和新机遇。对此，与会学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天津师范大学高建教授提出，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将协商民主提到重要的战略高度，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中国民主的优势与特征所在。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于民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由西方来解释的，并形成了代议制和多党竞争等固定标准；对于协商民主这样的新民主形式，有些学者把它看作是一种补充，有些则看作是一种超越。在这种争论的背景下，他认为需要思考民主的本源，民主本来的涵义应该是人民的权力，这一涵义既包括其价值追求，也有对应的制度安排，即代议制、选举制度、法治以及协商民主等形式。此外高建教授还提出，协商民主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西方的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的理论和实验，并没有进入国家政治实践的层面，其侧重点是对公民的培训，包括公民精神、责任、素质的教育等；在中国，协商民主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协商民主所包含的公平、平等、理性、包容等原则也是有普遍性价值的。

　　济南大学包心鉴教授认为，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就是以现代化为总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目标，与此同时，形成了一些重大的研究课题，需要政治学界去加以关注。这些课题包括：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协商民主的国家治理理论;净化和优化政治生态，以制度化方式加强从严治党的问题；积极稳妥推进政治改革的问题。围绕这些课题，包心鉴教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同时，也应该提出推进党的建设现代化的问题；在改进政治生态方面，政治心态与政治生态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佟德志教授提出，应该关注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与其相应的合力效应，这种复合体系包含主体与客体的不同维度：首先，民主主体是复合的，其中，个体层面侧重自由，社会层面侧重自治，国家层面侧重权力，民主的这三个主体，层次不同，重点不同，相互之间也不可偏废；民主客体也是一个复合体系，其中，经济层面侧重效率，文化层面重视表现，政治层面则强调平等，这三者之间会形成能量交换并相互融合，比如政府绩效问题就是在政治层面上关注效率。此外，他认为，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方面有其结构特征，“四个全面”也有具体的内容，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方式，全面从严治党则主要关注治理的主体。

　　关于《政治学研究》应该关注的重要课题，其他与会学者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比如天津师范大学常士圁教授建议，要区分宏观理念和中观可操作的制度与程序，要更多关注决策机制、操作环节等问题；上海市委党校的刘红凛教授提出，要更多关注政党研究这一新兴主题；深圳大学陈家喜教授认为，在研究中引用政策文献，应该将政策话语做相应的学术转化，这样才能有利于学术知识的积累。此外，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郑建君副研究员提出，在定量研究方面，基于中国的区域差距，应该更多关注变量关系的研究，而少做整体性的描述性研究。

三、对进一步办好《政治学研究》的相关建议

　　在本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政治学研究》的办刊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并提出了建议：

　　第一，继续坚持办刊的问题导向是与会学者的一个重要共识。济南大学包心鉴教授提出，期刊一定要多关注理论、现实层面的重大问题，而不要进行太多的纯概念辨析，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和凸显中国特色，推进中国话语与中国研究方法，超越西方的话语体系和语言风格。华东政法大学任勇副教授也认为，问题导向可以使杂志在选题方面起到引导作用，特别要关注哪些热点问题可以转化为学术研究问题。杭州市委党校吴思红教授提出，期刊的关注点应该更侧重实际问题，而且要更加聚焦，比如说在廉政研究领域，可以聚焦到政府采购与寻租问题等。

　　第二，与会学者还高度认可外审这一程序环节，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天津师范大学刘训练教授基于自己的编辑经验提出：应该更加注重外审专家库的建设；在外审内容方面，要侧重于对稿件学术水准的把关，而不是具体观点的商榷；外审的意见也要尽量详尽且有建设性，从而激发作者的思路。东京大学臧雷振研究员根据国际期刊的审稿经验，建议在初审阶段增加作者自评环节。此外，臧雷振研究员与南开大学的赵聚军副教授都建议，可以尝试允许作者提交外审专家负面清单。上海市委党校刘红凛教授建议，在对定量研究的来稿进行外审时，不仅要找定量研究的专家，同时也要找定性研究的专家，以综合不同的研究视角。

　　第三，各位与会专家还围绕办刊的其他环节和方面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杨光斌教授认为，在稿件选录方面，重要的书评比综述更有价值，好的书评值得选入，国外的重要学术期刊也非常重视书评栏目。任勇教授认为，杂志可以走进校园，特别是与研究生、本科生进行交流，这些学生都是未来学术研究的新生力量；此外，在学术传播方面，可以增加公众号、专家数据库、笔谈等多种形式。臧雷振研究员提出，可以尝试在摘要后面增加一个“实践意义”部分，以提升期刊对实务界的影响。他还建议期刊每年出一个动态报告，内容是关于当年所发文章的统计以及下一年度的关注重点等。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期刊处的刘普处长介绍了中国社科院期刊建设的历史、发展状况、管理机制等。社科文献出版社期刊运营中心的奚亚男副主任介绍了《政治学研究》的发行、推广等方面的情况。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研究》主编房宁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了“求真、务实、开放、均衡”的办刊原则，具体来说，就是选用的文章要真问题、真研究、真成果三者兼备。房所长同时也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倡议，应当多组织一些系统性的研究，使得政治学研究不再依赖传统的个体化模式，从而让整个学界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涂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市,100028）

　　（责任编辑：孟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