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但挑战了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常识，也对其研究前设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学研究本身成为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反思的对象。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尝试以简约方式勾勒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若干重要变化，以及经由这些变化（和不变）所形成的多元格局。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建议“将政治共同体带回来”，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这一调适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有可能为分化中的中国政治学提供一个共识建构的平台——在政治共同体、国体和政体的三维平衡中，思考中国政治的发展问题。

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三大转变

自学科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进路深受海外比较政治学的影响，在理论、方法和学科设置等方面皆是如此。因此，欲理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演化脉络，一个很好的切入方式是考察新旧世纪交替前后比较政治学的基本变化。

在诸多变化中，与本文议题相关的主要是以下四个：（1）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关注点从竞争性选举转向“民主质量”以及对民主标准的重新思考，以作为对“劣质选举”的回应；（2）研究重点从“选举民主”转向“治理/善治”，重视国家能力的问题，以作为对“失败国家”的回应；（3）论述中心从“中国崩溃论”转向“威权弹性”，以作为对“中国崛起”的回应；（4）从第三波民主化的推手转向对自由民主制进行自我反思，以作为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民粹政治的回应。

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反思和调适是研究范式在遭遇危机时通过更换保护带的方式来维护理论体系的内核。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亦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反应。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调适在自由主义知识大厦的天花板上开了一个天窗。

对于中国政治研究而言，这个天窗具有天然的破坏性/创造性。因为对于西方主流理论而言，中国亦已成了一个难以处置的“例外”——在现有知识的棋盘上，没有安置它的格，不知道往哪里放；更准确地说，是放在哪儿都有问题。例如，西方学者用来描述中国政治的术语可谓五花八门，诸如“威权+市场经济”“列宁主义政党+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威权主义”等，不一而足。在中国加入WTO组织15年需要“转正”时，西方主要国家又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其间的矛盾和纠结令人颇为感慨。

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的命题便是在这一语境下生成的。尽管国内早有学者强调政治学研究的自主性，破除对西方教科书的迷信，但这一观念成为当下学人较为普遍的自觉意识，应当是本世纪发生的事情。由此，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出现了与比较政治学相呼应的有趣变化。作为政治学从业者，我们见证并亲历了这一转变过程——海外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天窗”是如何转变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大门”的。为了便于叙述，我将这些变化归结为以下三个类型：

（一）从模式套嵌转向本土研究

所谓“模式套嵌”就是将西方教科书中的概念和理论直接运用于中国；如果中国的经验现实与书本上的标准答案不同，那么需要改变的是中国的经验现实。当初不少学人（包括笔者）是基于这一理念来想象“政治体制改革”的。在某种程度上，“制度主义”在学界的广泛流行亦与此有关。

细究起来，这一理念隐含了三个重要假设：一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是普世的；二是体现这些价值的制度形式是普世的；三是渐进改革就是以中国方式呈现这些普世的东西。第一个命题涉及政治哲学，第二个命题涉及政治科学，第三个命题涉及政策方法论。可见“模式”是一个包含了价值、理论、方法和政策建议的知识复合体。

从“模式套嵌”到本土研究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从逻辑上说，有两个重要的转机：一是模式套嵌的失败后果所引发的反思；二是在模式之外采用其他方法却取得了意外成功。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有幸同时拥有两者：苏联的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转变的契机。

转向本土的经验研究意味着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教科书上的理论出发。出发点的置换带来了相应的变化：现实世界从启蒙和批判的对象转化为客观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研究方法的重心也开始从演绎法走向归纳法。当然，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理论不重要或启蒙失去了价值，毋宁是指，理论不是凌驾于现实的抽象物，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来实现理论的指导价值，并且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来实现理论自身的发展。这一背景为学界倡导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本土化提供了丰沛的养料。

（二）从病理分析转向生理分析

“模式套嵌”的缺陷有助于引导人们转向本土的经验研究，然而不能将中国政治的经验分析归因于“模式套嵌”的结果。事实上，经验分析具有自身的独立起源。逻辑而言，任何关于改革的话语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现实分析作为前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亦是如此。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事例。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系统地梳理了既有体制所存在的各种弊端。这一讲话为后来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时的氛围下，学界做了很多的相关研究，涉及历史、现实和比较等不同维度。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经验维度的描述和研究大致可归为“病理分析”。因为有病，所以要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病理分析就没有改革。如何改革？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答案：打破封闭，开放视野，学习西方，大胆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由于当时中西之间的差距较大，学者的认识相对简单，看到的更多是自身的缺陷，不能用今日之心态来看待当时的处境。

改革开放的成功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中国政治的新视角，病理分析也缘此而转化为生理分析。此处的“生理分析”是一个借用，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既有体制适合中国国情，是一个正常躯体（政体），而不是对常态政体的畸形偏离；二是既有体制确实存在诸多的缺陷，需要进行病理分析，但是它也有自身的强项，用制度话语来说，具有比较意义上的体制优势，诸如长期战略规划、全局统筹、集中资源、强大的执行力、学习和适应能力等，它们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看家本领。

体制或制度分析给我们出的一个难题是，所谓的体制优点或体制缺陷常常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无法分离。体制运行的结果究竟是好还是坏，并不直接取决于体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环境和对体制及具体制度和机制的利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生理分析”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必须认真对待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体制。可见，生理分析与病理分析的差别不仅在于两者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与不同的心理机制相关——生理分析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

研究立场的转换为中国政治研究开放了新的分析空间，一个不同的世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研究议题的设置有了新的启动程序：一些老的议题退出了舞台，而新的议程进入了中心领域。例如，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的研究核心——这是“将党带回来”所表达的含义；而民主化的“体制转型”思维则为“体制演化”/“体制优化”所取代。曾被“终结”的历史被打开了，而对未来所秉持的开放态度也意味着对传统的再评估。作为对制度主义的一个回应和超越，“将文化带回来”是学术演化进程的一个逻辑之果——从文明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政治。

（三）从西方话语的搬运工转向理论建构的探索者

在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初期发展阶段，对西学的翻译、引介和阐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意义不应低估，其价值至今依然。但需要反思的是，人们在运用这些知识——无论是作为启蒙和批判的武器，还是作为设定改革目标的依据——的同时，却缺乏或失去对西学知识本身的批判精神。教条主义思维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将某种理论奉为绝对真理和普遍真理，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需要做的只是测量、对照、改造以及对标。依据现代化的流行理论，现代性是一元的，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只能加盟，不能别号开张。

所谓“中国道路”意味着在西方自由民主制之外，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发展之路。如果说本土化研究强调的是“必须认真对待中国政治”，那么理论建构的任务则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必须认真对待中国道路”！这一研究要求学者反思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基础、质疑演绎的前提、审视熟知的概念、挑战流行的观点、修正重要的命题、甚至重构理论体系。这是一种在不同脉络内从事知识生产的探险活动。不难辨识，关于中国道路的声称在本质上是主张进行一场学术界的范式革命。

如果坚信中国道路能够走通，相信历史会给出证明，那么相应的理论建构应在两个层次展开。第一个层次是在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中，建构一个并列的、能够展示和提炼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在这一层面，西方经验与中国经验的逻辑地位是并列的，它们以各自的方式走出了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建构了多元现代性。第二层次是超越中西经验，在两者之上建构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一般理论。在这个普遍理论中，西方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都是它的亚类型。从工程学的意义上看，我们必须把原来西方理论所主张的普遍性进行分解，其中的一部分降低为地方性，另一部分则具有普遍性，可转化为重构普遍性的要素。对于中国经验可做同样处理。需要强调的是，所谓“中国特色”并不是说中国经验缺乏普遍性。对“中国特色”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在实践层面，它意味着拒绝照搬西方模式，坚持走中国道路；在理论层面，它意味着中国经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二、重置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将政治共同体带回来”

在关注中国政治学变化的同时，也应记住一个基本事实：变化的发生是不平衡的。有变的，自然就有不变的。变与不变共存于一个学术共同体，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学科格局。从客观情势来看，中国政治学界的这一多维分化局面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如何将多元分歧转化为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导致分裂的渊薮？这是身处学术共同体中的每个研究者都必须正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就已有的学术经历而言，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现状是导致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的广泛流行折射出人们思考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前见：体制问题（政体问题）既是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命门所在。从前节的分析中可以引出一个判断，只要滞留在制度层面，根本性的分歧就难以消解。在一个分化的世界中，要超越分歧、谋求共识就必须寻找一个更高的平台。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到中国政治学的起始之点，回到政治学的缘起之地。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是在民族国家的苗圃里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详细考察这一进程非本文篇幅所能容，亦超出笔者的能力所及。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一是民族国家在欧洲源起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先是发展出了绝对主义国家，所谓的领土国家和主权国家，其后形成了民族国家，最后登台的是民主国家，其发展过程就像制作夹心巧克力，层层包裹，渐次递进。这一特点意味着政治共同体（国家）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是一个默认的活动舞台。一如戏剧，人们关注和欣赏的是演员的表演而不是背景与舞台。自由主义政治学将国家视为必要之恶，关注如何制约公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种理论和制度实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坚实的政治共同体作为基础。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理解，一旦政治共同体出现问题——不再处于缺省状态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是如何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来“弥补”/“修正”《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尽管美国的国家建构过程非常不同于欧洲。二是，西方各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是不平衡的。通常情况下，后发国家会面临政治共同体（国家统一）的问题。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政治学曾以国家学的形式出现于德国，相比之下，居于优势地位的先发国家可用更多的精力来考虑政府（政体）问题。

当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民族国家的挑战，又不得不学习西方时，遭遇了两个“前所未有”：一是在中国历史的脉络内，这是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二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中国现代化面临着（作为参照系的）西方文明未曾有过的大难题。这两个前所未有“里应外合”，相互强化。对于难题之解而言，可谓雪上添霜。

具体来说，这个大难题可从两个方面来考量：

第一，中华体系与西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形成的国际体系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从外交礼仪、贸易施压到军事战争，中西两种秩序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朝贡体系的崩溃，中国不得不以西方民族国家的样式来打扮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避免帝国转型时普遍面临的解体命运，将一个领土完整的中国带入现代世界，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长期性的挑战。用政治学专业术语来说，近代中国遭遇了政治共同体的再造问题。如上所述，西方政治学关于政治共同体的思考以民族国家为蓝本，将这一蓝本运用于中华帝国时，它成为一柄兼具建构与解构双重功能的利剑。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的出场可谓一个伟大的发明，也是一个古老文明面对西方民族国家挑战时作出的一个充满智慧的回应。

第二，在寻求不断失败的原因时，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超越了技术和经济的考量，切入了制度（国体-政体）和文化层面，并最终将限制公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议题纳入政治发展的议事日程。中国近现代历史遂展现出一幅悲怆而多彩的画卷：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总统制与议会内阁制、复辟与反复辟、府院之争与军阀混战、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经历相类似，战争（无论是对外的抗日战争，还是各种形式的国内战争）对于国家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终国共两党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党国体制。

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政治共同体、国体和政体三者之间的张力逐渐显见。学界曾以“救亡压到启蒙”的方式表达了对这种张力的认识。从学理上说，政治共同体的转型或建构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家政权，倾向于强调集权的重要性；而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之追求，构成了相反的实践努力，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对冲。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并在时间的序列中分别解决问题——首先夯实政治共同体的基础，然后逐渐发展各种公民权利并加以制度化，那么逻辑上的矛盾便可能在实践中得到颇为有效的化解——这正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政治发展道路。然而，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的一员，中国没有这样的时间差可打。西方国家在历时中解决的不同问题，在中国同时登场，这是后来者不得不承受的发展压力和历史命运。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今日之中国依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事业具有某种根本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某种形式的理论建构。为了便于叙述和理解，我们用命题的方式来加以呈现：

目标：如何在政治共同体的维系-稳固与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之间实现一种相互促进的双赢关系。

难题：（1）到目前为止，维持中国大一统（政治共同体）的有效方式是集权体制（这不是一个贬义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集权体制是大一统政治共同体的标配制度。从周-秦-汉大一统迄今，朝代在变，国体在变，政体在变，但集权逻辑一以贯之，维系如常。（2）集权体制意味着对西式民主政治（多党竞争）的排斥。反过来说，西方民主政治对于中国而言是一帖解剂，这种解构不但是针对既有政体的，也是针对这个政治共同体的。（3）在目前为止，在发展公民权利方面，西方开出的方子是实行自由民主制。（4）政治共同体的维系-发展与西式公民权利（民主政治）之间存在某种互斥关系，这种互斥性无法通过各自的调适而加以排除，因而是结构性的。

上面四个子命题将政治共同体的维系与集权体制联系起来，通过西式民主政体与集权体制的对立，凸现西方民主对中国政治共同体的解构性威胁。这种表述看上去颇为极端，但切中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天生难题。所谓“天生”是指这一难题是历史或祖先留下的，不是我们能选择的，一如无法选择父母；所谓“难题”这一具化语境中可以表述为政治共同体的维系与（西式）公民个体自由两种价值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紧张。

至此，我们对前面所述的两个“前所未有”有了新的理解：西方政治现代化的经验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必须找到适合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

鱼和熊掌难以兼得，但选择必须作出。这一选择构成了新的命题：

方案：政治共同体具有优先性。政治共同体是前提也是基础，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在政治共同体这个空间平台上进行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但是国家主权的优先位置并未动摇（对于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在中国语境下，这个问题尤为显著，因为在世界文明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文明香火没有中断的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融于血脉。正是这一点将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和维系转化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价值，所谓“家国情怀”。如果价值可以排序，那么在价值等级中政治共同体应当占据最高的位置，所谓“国家的统一是最大的善”。作为这一命题的反向表达，中国政治现代化不能以牺牲政治共同体（国家分裂）为代价。

历史和逻辑在此应当统一起来。

强调“将政治共同体带回来”并置于优先位置，除了上面所述的理由之外还有政治学自身的逻辑考量。大致而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区分为五个层次，政治共同体、国体/政体、政府、领导人、公共政策。所谓“政治是一门艺术”这一短语的完整表达应该是：“政治是一门处理观念/利益分歧的艺术”。通常而言，层次越低，利益因素越重，也越容易变化。层次越高，观念的因素越重，变化不宜，但只要发生就是天翻地覆的事情。例如，当分歧发生在以下层次时，通常可以通过更换政府和领导人及政策调节来缓和矛盾。所谓的“长治久安”不应理解为没有矛盾和冲突，而是存在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制度与机制。如果分歧发生在政体层面，一般意义上的政府更替无法回应这一挑战，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或具有革命意义的改良方式来实现政体转型。如果在政治共同体层面发生分歧，则意味着认同的分裂，这是最高层次的分歧，也是最为严重的分歧，处置不当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平衡：在政治共同体原则优先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公民权利。如果说现代政治的核心是利益平衡，那么中国政治学有必要将这一艺术用诸自身，在国体、政体和政治共同体“三位一体”的架构中来展开学术思考。在国体问题上，坚持人民主权，坚持共和国体；在政体问题上，坚持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鼓励多种形式的公民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公民权利；在政治共同体问题上，一定要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政治共同体的现代凝结剂，坚持多元一体，尊重少数民族，增强中华民族意识，维护国家统一。

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者而言，建构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是对历史文明的当代承担。这一使命基于学术发展的内在之需，具有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动力机制。比较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有必要根据“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进行调适，以适合中国的国情。譬如，在三体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政治合法性并不只是政体-国体的问题，也是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将政治合法性等值于竞争性选举的做法反映了西方政治现代化的经验，但不能用来作为评判中国政治发展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展新的理论阐释是对中国政治学者的最大挑战。

在一个分化的学科格局中，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不同取向或许可以在这一框架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并发挥相应的功能。既要保有本位意识（政治共同体），又要充分发展公民权利；既要避免极端的国家主义，也要避免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果说中庸之道是中华文明的精髓，那么如何平衡上述张力既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应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作者：景跃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北京市，100084）

（责任编辑：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