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助推我国政治科学的发展，自2013年以来，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和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年度性的“政治文化、心理与行为研究”工作坊。2019年7月9日至11日，三家合作单位在南京大学顺利举办了该主题的第七届学术研讨会。

一、政治科学的理论、概念与测量

政治科学的目标是探索有关政治现象的描述性或因果性知识，即通过对政治实践的系统总结，提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科学概念和理论。为此，工作坊设置“中国的政治科学研究40年：回顾与展望”和“中国政治与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建构与测量”两个议题，展开专门讨论。

围绕“中国的政治科学研究40年：回顾与展望”议题，三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钟杨教授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思考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他认为“中国政治研究与科学接轨”的说法更符合实际，中国的政治学不能停留在国别研究或地区研究的层面，应该上升到比较政治学的层面，将中国问题的研究放到世界的格局中去分析和讨论。张明澍研究员系统总结了四十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三条线索，即基于西方政治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学研究。他认为这三条线索各有其特点，当下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最普遍的还是基于西方政治学的研究；第二条线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学术性不够；第三条线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也未能形成广泛的影响。李俊教授讨论了中国政治学的话语权问题。国际政治学的话语竞争中，中国政治学处于学步追赶阶段，扮演跟随者或依附者角色。在学科比较视角，相对于经济学、法学与社会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发展水平、认知度、认同度以及影响力都较低，话语权弱小。

离开概念的合理建构与科学测量，政治科学研究便无从展开。“中国政治与政治科学的基本概念：建构与测量”议题集中讨论这一学科基础性问题，四位学者从概念的类型学建构与量表开发两个方面进行系统阐述。张小劲教授讨论了类型学研究的概念、要素、规则、意义、基本途径、理论典范以及2X2范式的演化。张敏教授解读吉登斯生活政治概念，认为生活政治包括人类的整体权利与个体权利，主要围绕具有社会性的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展开，具体涉及到的要素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黄振华教授利用沟通平台（信箱、热线、网站、微博、微信）、政府主动（政策解读、政务访谈、民意征集、舆情回应）、民众主动（沟通内容、沟通条件）三个维度，共17个三级指标测算“地方政府沟通指数”。史猛博士研究中国情境下大众层面的民粹主义观念，通过文献梳理和网络跟帖的方式生成概念维度，并进行问卷设计与试测，形成六个维度23个题项的民粹观念量表。

二、政治文化与心理的前沿研究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政治心理学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卢春龙教授就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中的调查研究、二手数据整合分析、实验研究、内容分析与田野研究进行反思，呼吁一种多元性的、包容性而非排斥性的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主张应该打破政治文化研究内部的方法论壁垒，促使不同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加强对话与合作。李艳霞教授以角色-偏好-能力为主线，从动态性、情境性的视角考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祁玲玲教授采用皮尤研究中心Political Survey和Political Landscape Survey Phase A&B以及美国国家选举研究的最新数据分析指出，目前美国民众关于妥协的态度更多来自于意识形态，这与美国两党的标签出现了差别。严挺教授则使用2018年新时代社会治理调查和2005~2016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中国的社会宽容问题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社会宽容度整体水平低，并且呈现下降的危险趋势。苏振华教授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表示，经济发展带来了普遍性的社会失范，从而降低了社会信任，中国社会变迁呈现“传统社会高信任-信任走低-信任回升-现代社会高信任”的U型特征。严敏教授讨论政府满意度的代际差异，其根据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四个历史转折点，将中国公众划分为社会主义建设一代（成长于1949~1965年）、文革一代（成长于1966~1977年）、改革开放一代（成长于1978~1989年）和后改革开放一代（1990~）。林晶晶博士采用2014年至2018年大学生价值观追踪调查的面板数据，分析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因果关系。袁智博士的报告试图回答个案判决对法院信任的影响，其通过设计两个情景刺激的准实验研究，同时使用大学生panel data2017年数据分析指出，争议案件对不同层级法院的信任没有显著影响，公众对不同层级法院均给予了高度的信任。余泓波博士在2015年南京市A街道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基础上分析了居民在“城乡”归属上的身份认同问题。

三、公民的政治行为研究

围绕“公民参与和秩序治理研究”议题，有八位学者进行报告，其中部分学者使用案例方法展开深度研究。汪建华博士以深圳东莞和内地中部为对象，详细阐释非公制造业中的劳工政治，他认为在劳工行动中存在中央的法律法规政策、地方政府对产业资本的选择、地方政府对劳工的选择与不同维度权益的侧重、地方发展战略四个影响机制。熊易寒教授则以C区G公司旗下的锂电池基地建设项目案例和D县教师讨薪事件案例为对象对现实政治抗争中抗议者与警方的信息共享关系做了描述。吕书鹏教授引入“吏绅共谋”理论回答邻避冲突的问题。桂晓伟教授在报告中试图跳出国家和社会理论视角，从一种新的生活视角的角度解读“缠访”现象。黄杰博士则通过对广播操的历史叙事，指出其背后的身体政治内涵。张国军博士的报告聚焦H省L市消除大班额计划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试图从总体性回应到分层级回应层面解释多重统合型表达结构的政府回应逻辑。针对这一议题的讨论，还有学者使用了量化研究方法。方学梅教授基于上海化工园区的实证数据指出，分配公正是影响抗争行为的重要因素，程序公正对抗争行为影响不显著，但是可以通过系统信任对抗争行为产生影响。季程远博士采用中国综合社会状况调查CSS（2006、2008、2013、2015）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执行的不平等与分配公正调查（2004、2009、2014）数据对纵向获得感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另外，基层实务部门参与本届会议的研讨是一个特色。比如，就“参与式预算和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议题，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学明和该市泽国镇人大副主席梁云波对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与协商民主实践进行了系统而生动的介绍，象山县孙小雄书记则介绍了象山县的“村民说事”实践。吴海宁等人针对“完整版参与式预算”及其在海口市美兰区和南昌市西湖区的实践，向与会人员做了生动而深入的报告。韩福国教授认为，现在很多人对协商民主的认识存在误解，只是简单把协商民主等同于政治协商，并将其与选举民主对立起来。实际上，就其本质而言，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应该是两个相互补充的机制。聂伟博士基于全国16省基层干部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协商民主实践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他认为，协商民主实践的总体重视程度显著地促进政府满意度的提升，参与协商民主的领域和协商实践满意度会显著影响政府满意度。

四、政府的角色与行为研究

作为政治行为的重要内容，“地方治理中的政府角色与行为研究”十分值得研究。在本次研讨会上，该议题涵盖了农村改革、政府回应、绩效考核、环境治理、政策创新扩散、基层党组织与村干部角色等多项研究成果。赵树凯教授反思四十年农村改革成功经验的不同解释，指出目前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有农民的创造、中央的政策设计与指引、地方领导人的作用以及好的智囊四种解释路径。王思琦教授认为，政府回应性存在威权压力假设和服务动机假设两种解释理论，其通过实地实验、电话访谈与观察的混合研究方法发现，与服务动机解释相比，压力解释是边际意义上的。张扬博士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对18.6万条讨论移民问题的微博进行分析，检验了群体威胁理论和群体接触理论在国内移民流入与地区偏见问题上的适用性，发现群体接触理论比群体威胁理论更能解释中国的区域偏见。李克军先生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思考地方治理中的政绩考核，表示现实中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虽然对于促进领导班子建设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存在着诸多缺陷和问题。周少来研究员认为，乡镇与街道作为国家治理的基层单元，承受着“条条”与“块块”的双重压力，双重压力传导下来的无数责任和检查考核，导致基层乡镇与街道陷入“权小、事多、人少、责任大”治理困局。李振教授提供了H区举办夜间马拉松赛事的案例，他表示随着考核体系由一个中心到多项重点的变化，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发生了“不想做事—不能不做事—要做事尽量不出事—做一件事顶几件事”的变化。对于地方治理的结构性因素，尹利民教授从Y县精准扶贫实践经验出发，描述了“央-地”间的权力差异所带来的中央合法性诉求和地方合理性诉求的区别。马超峰博士则提出技术夹层这一理解基层结构的新视角，认为技治与术治的合力形成了基层治理结构中的技术夹层，它过滤着国家与民众、国家与干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基层社会技术治理的展开。对于村干部这一行为主体的角色与特征变化，景跃进教授认为“村干部”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定中介，具有代理人和当家人双重角色，因此他们具有自身的独特利益，这也带来了村干部行为的能动性。关于地方政府在治理中的角色和行为，有三位学者从环境治理层面展开探讨。夏瑛教授通过环保督察收到的信访数据分析政府回应行为差异性的影响机制。殷盈博士使用案例比较和深度田野调查的方法，提供了外企及其代工厂（绿色生产链推动）、民营企业（政策倡导）、国企（“在场的缺席”或隐身）三种企业类型的分类应对策略。雷叙川教授则通过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事件史分析，探讨地方政府间的政策创新扩散。

五、结语

“政治文化、心理与行为”工作坊持续聚焦政治科学的交流与发展，经过七届与会专家的广泛讨论，基本形成了一些共识。至今，国内政治科学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突破，但未来还应该更进一步地加强经验方面的研究。更多的学者认为，政治科学具有科学的普适性要求，不应轻提“中国的政治学”，而应更为科学地提出“政治学在中国”的理念。据此，对方法的重视应放置于中国体制结构中，问题意识和理论视野应该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

本届会议有四个明显特点：第一，论文或发言的选题较为广泛，既回顾和总结政治科学在中国40年的发展与进步，还关注到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基础即概念建构与测量问题；既关注政治科学研究的传统领域如政治心理、文化与政治行为，还涉及中美关系问题。第二，会议搭建了学术与实务相结合的有力平台，成为推动多方互动的有效机制。第三，操作和应用的理论工具、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精细化和科学化。第四，政治科学所取得的进步还表现为研究本身的日益规范。学者们的报告或论文从问题提出到文献综述，再到数据选择和分析、结论与讨论，均恪守了严格的学术规范。

作者：肖唐镖，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市，210023）

   周庆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市，100028）

（责任编辑：孟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