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道路，探讨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经验，准确把握政治学学科建设规律和发展趋势。2019年10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中国政治学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新中国70年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作题为“总结新中国70年政治建设的经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致辞，指出学者们需从五个方向深入研究，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一是加强对新中国70年政治发展道路与经验的研究和总结。二是加强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意义与内容的研究。三是加强对国内外两个大局的研究，重点研究世界政治格局与国际政治思潮。四是加强新时代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加强对“四个伟大”进程中将面临的内外重大政治风险和挑战的研究。

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李慎明作“政治学研究工作者要为把人民共和国巩固好、发展好作出新贡献”致辞，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为创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重新提出三个联系紧密又各具特色的议题。一是什么是政治和政治学？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表现，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政治学属于反映政治的上层建筑及经济基础的观念形态产物。建议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学位独立于法学学位授予体系之外，建立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学位授予体系，并将政治学放入其中。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研究什么？其研究的根本任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主题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研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此外，对国际政治统筹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重大基本理论问题和一些流行热词作出辨析也都十分迫切而重要。三是政治学研究工作者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正确政治立场，坚持深入实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勇于大胆探索和理论创新，为政治学研究创作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房宁做题为“继往开来，为人民做好时代的真学问”的致辞中指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水平与时代要求、社会需求以及与党和人民的期待还有相当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作为我国重要的政治学专业研究机构，一直提倡“脚底板做学问”，在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已然形成政治学所科研工作的一大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学术自信。中国政治学发展要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从中国经验中总结、概括出原创性的政治学理论，为全面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为丰富人类政治学知识体系做出真学问、大学问。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致辞，以“正确的政治道路是中国成功的关键”这一论断为题，认为新中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被外界誉为“21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的伟大成就，关键在于走正确的政治道路，并指出中信基金会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学派的集大成，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中国学派的践行者和引领者。

与会专家还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关于中国政治学的现实与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光斌做了“改革开放的国家治理：坚持方向、混合至上”主旨发言。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是坚持方向、固本革新，政策逻辑是问题导向、混合至上，政策过程是协商共识型民主。他指出，中国政治存在各个领域内的结构性“变”革与“不变”的宪法体制，将民主—权威—法治的动态平衡总结为“好政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做了题为“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与人文”的主旨发言，他指出，科学认识的目标是普遍与不变的知识，而人文是具体而可变的知识。在政治学中，科学与人文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对于政治家而言，人们不仅要掌握当下政治科学教导的那些知识即基本的政治原则和规律，还要钻研历史、深入社会，养成从事政治实践，特别是进行政治判断和政治决断的智慧与能力。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则需要养成他们的政治品性和政治责任，培养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其他公民良性互动的能力，以提高政治生活的质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绍光做了题为“当西方陈旧的理论遇到中国常新的现实”的主旨发言，指出“威权”一词是国外研究中国时一个无所不在的标签、关键词，反复出现在各种国外出版物中。梳理发现，“威权”作为名词与形容词出现于19世纪中叶，作为概念则至20世纪30年代，之后不断衍生，“威权”成为一种政体类别和政治标签。这种“形容词+标签”的策略是一种贴标签的表面功夫，贴在中国身上则完全失去了理论认识的作用，仅有的意义就是意识形态的战争。

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通过对比中西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变化，在题为“突破与超越——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政治学到了突破和超越的时刻，其过程需注意：一是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的，知识工作者要有终极关怀，不忘初心。二是以人文涵养为根底的学术传统需重新建立。三是要透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可靠性。四是要有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批判性思考的训练。五是要先从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承继的历史经验入手。六是知识关怀与素养要纵横古今、放眼世界。七是全面开展与不同文明体系的社会交流对话。八是不要故步自封，不要重蹈覆辙。九是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机制，不做学术附庸。

南开大学朱光磊做题为“对理顺央地职责关系和构建简约高效地方管理体制的几点初步认识”的主旨发言。深刻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对重大政策和理论的创新，认为《决定》从基本思路到步骤安排，从影响范围到动作力度上，分别为解决职能和机构设置“上下一般粗”问题、理顺央地职责关系、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上，做出了四个第一次明确提出。朱光磊还指出，引导树立新的政绩观，通过加强理论研究转变观念以及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合理使用一些新的概念将是未来所需要解决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做了题为“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主旨发言。他指出，全球治理需要全球各国家的参与，而当前世界的状态是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并存，如何制定一套各国共同遵守的规则即是全球治理，所以国家间常常争夺规则的制定权，同时，国家规模将决定在国际规则中的地位。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需要促进其他国家的发展。

二、关于新中国70年来政治学的发展

对于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研讨。有学者从学科的经典研究方向爬梳，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时间段与内容，展望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政治思想科研与教学的指导地位前提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基础、提高研究水平的问题。也有学者从探索建设新时代政治学科入手，以新理念、新内容、新方法、新技术全面地剖析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新路径，如结合大数据等新型科学技术，更新政治学核心议题的解决办法等方式的研究。还有学者从与国际政治学界比较的角度，梳理了中国政治学的起源和发展路径。同时，学者们还批判性地讨论了当前中国政治学在本土化任务上的成绩和不足，并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本土化为例，对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展望，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上。总之，学者们特别强调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及本土化的核心主题是解释中国特色政治经验和方法总结。

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研讨。有学者从研究主题、指向、自主性以及方法上，梳理了国家理论在国内学界的发展，认为有必要在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建构的理论提炼以及比较国家研究领域重点加强研究。也有学者将政治制度理解为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提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应关照其学理乃至制度本身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有学者总结新中国70年来协商民主的历史变迁，认为中国特色定义民主的方式是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而未来发展则需要考虑整合不同协商渠道。也有学者强调在中西互动比较的视野中回顾、研究中国政治70年发展的独特性与中国政治研究的本土化，同时有学者指出中国政治发展还存在一定的神秘性、不可观察性和不可预期性的问题，认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明确、道路独特，必定是在互动、沟通和共享的世界大格局中酝酿、展开，必定是在扩大开放中增进理解，必定是从政治大国走向政治强国。

对中国政党制度创新建设的研讨。有学者通过政治解释中国共产党建立新型政党制度即是自身建设正在不断强化、优化的过程。也有学者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整合与新型文明形态构建的政党逻辑分析提出，中国政党制度正从新型政党制度转为新型政党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党的领导是中国善治的关键，它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也是强大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原因。这些都展现了中国政治学界的政党制度研究正逐渐摆脱西方政党理论话语窠臼、创新“再出发”。因此，有学者认为应该重新认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给予中国共产党研究以新的学科定位，其组织特征是解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钥匙，而领导力则是一个研究新视角。有学者则认为要加强中国政党理论的基础性研究，重点关注中国政党理论的实践性研究，坚持中国政党理论研究的时代性、提升中国政党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以及深入研究挖掘和构建中国政党制度三大体系将十分必要。

三、关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创新

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的背后应关注国家建设问题，无论是转型还是超越，我们的根应该扎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上，应该从中国传统治理中去寻找。还有学者认为现在我们国家的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已经不适应当下中国的发展，应该建立一种以决策为支撑，智库为导向的事前质量评估机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需要理论框架，不能把事件的前后过程理解成因果关系，不能只关注线性架构，要解决非线性的问题，而变革的方向则要进行跨学科的科学研究。

因此，学者们聚焦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不同领域，围绕中国治理的时代诉求以及治理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现状，分析中国具体领域治理中的内容与内在深刻的中国逻辑与模式，以期持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地方实践模式。

在精准扶贫领域，有学者关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困境表现与原因分析，认为从加强央地沟通衔接、推进政策宣传培训、加大政策实施监管、完善配套保障机制四条路径可提升政策执行效果。有学者则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找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扶贫成就的原因是政党总揽全局实行精准行政模式入手，归纳其特点与今后需要健全的保障机制。

在廉政治理领域，有学者将中国政治实践中出现的反腐败高潮，从背景、文献评估、道路、初步整合性分析几方面做了一个理论上的梳理与解释，认为中国廉政治理作为大国治理的一部分，一直走着一条不同于西方诸国的独特道路，有自己更深刻的内在规律，但是理论滞后。总结廉政治理的三条道路有一个理论框架，即欧美型国家腐败机会多但行为少，东亚的新加坡等国腐败机会少而行为多，转型中国腐败机会多且行为多。中国反腐成果的取得，不能简单理解为高压运动的治理的结果，其推动因素有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与权威、国家权力重构行政审批与信息公开、市场转型发展、社会参与助推、信息技术双向赋权等。

在城市绿色治理领域，以广义上的生态治理为背景，将自然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三个要素统筹考虑，认为可通过设计一套以绿色决策机制、绿色绩效考评机制、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区域资源配置机制、绿色法治机制、绿色文化培育机制所构成的“六维一体”的高效运行机制谱系，以支撑城市绿色治理能力体系良性循环、健康发展。此外，还有新技术公司的监管、基层治理等领域的问题被讨论。

此外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创新模式进行了探究。专家学者们从政策过程、政策创新、政策试验等角度，阐释了公共政策的中国经验，并在中西国家治理方式比较的视野下，论证了中国经验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政策规划与政策创新的结合，政策规划中府际互动、政商互动等多元互动模式对政策创新的刺激，以及政治调控型政策试验的制度模式等方面，但也指出了中国经验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的方式。

四、关于行政体制改革与公共管理新发展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行政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在过去数十年实现了“并联式”发展模式，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就消化了西方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才解决的问题，形成了党政军群、横穿纵观的治理体制，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的良好格局。但也有与会学者提出，要适应新时代信息化社会、高度专业化以及多元化社会发展的趋势，不断探索从“垄断式”公共服务供给转向“协同型”“供给侧”公共服务的新理论和改革的新路径，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多元化公共服务需求。也有学者认为，适应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公平性和公正性的需要，要推动各项改革从“外延式”改革到“内涵式”改革的转变，要将理论建设和国家行政体系改革跟老百姓的基层需求对接起来，要真正触及行政体制的顽疾，要让真正的行政体制运转起来以发挥有效的社会功能。还有学者提出为适应党和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要推动实现从建设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向“总体型”政府的转变，向政府本源回归，即向一个权力受到制约的法治、负责、透明和高效的现代政府回归。未来的机构改革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着力推进一个责任、高效、更稳定而综合的制度架构。

学者们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以来的行政学的发展，普遍认为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逐渐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和公共管理理论，对改革实践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实践中坚持理论结合实际，逐步探索建立了适应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发展的行政体系和公共管理的体制机制。但是中国的行政学学科建设还不够成熟，主要体现在概念相对封闭，存在大量外来植入的理论概念窠臼，学科的专业化、本土化特色不够鲜明，行政学研究呈现过度科学化、理论复杂化以及理论解释呈现明显局限性的特征，对于行政体制改革和公共管理创新的实践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体现的不够明显。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要强化行政学学科基础建设、强调本土化特色以及开展“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外，还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拥有领先全球的数字治理实践，中国行政学学科发展要适应新技术时代的特点和要求，结合中国崭新的数字化治理实践经验，吸收最新技术作为学科发展的资源，发展数字治理改革创新的有关学科理论，为数字化时代的“新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主持会议闭幕式并总结。他强调，中国政治学研究要紧贴中国政治实践，要紧扣时代命题，要拓展国际视野。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广大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应出真招、献实策，不辜负新时代对广大政治学人的期望和要求。

作者：徐旖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市，100028）

（责任编辑：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