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8日，由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武汉大学地方政治研究中心与武汉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联合承办的“政治心理与行为”研讨会（2019）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近4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发展、教学经验与研究方法，以及政治心理与行为实证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一、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发展

如何梳理和总结学科发展与教学经验？如何设置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新议程？如何为学科发展储备人才？如何构建教学联盟与学术共同体？如何适用相关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与会学者关心的话题。

（一）议程设置与学科反思

学科的发展，需要以完善的议程设置为支撑。王海洲教授认为，议程设置是培育学术共同体的重要一环。对于中国政治心理学而言，需要我们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构建教学联盟，形成以本土培养为主、引进与联培为辅的综合模式。二是大力开展学术研讨会活动，围绕关乎学科发展的深度专题和开放性议题展开持续研讨。三是构建学科阵地，编辑专属政治心理学辑刊或期刊。刘伟教授则从议题选题角度提出了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拓展方向。一要以研究对象的选择为前提，即选择值得研究且能够接触的政治心理主体。二要适度跳出公民与选民的研究范式。研究者应基于理解性而非建构性的目标，呈现研究对象言行背后深刻的政治情景与社会-心理机制。三要综合使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等研究方法综合使用。不仅要加强量化研究和试验研究，也要加强质性研究。

在学科发展中，教学活动是重要一环。李蓉蓉教授认为，如何体现学科独特性是政治心理学教学的关键部分。交叉性、内隐性、双向性与方法多元化是政治心理学的学科特征。在教的过程中，要更多体现政治心理学的内隐性与解释政治现象的独特视角与价值，围绕学科特点对教学内容与策略进行设计。要处理好三大关系，即政治学、心理学与政治心理学三大学科之间的关系，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关系，以及学科局限与学科发展的关系。此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与研究视野的拓展，对学科发展也非常关键。黄建钢教授认为，由于政治心理学研究人员几乎都来自政治学，因此该学科应被定义为心理政治学。对于学科发展而言，首先，需要构建一套与中国人心理特征和思维习惯相吻合的学科专属话语体系；其次，学者不仅要有为学科服务的意识，更要有为国家服务的意识。

（二）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发展梳理

就政治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季乃礼教授和阴玥博士认为，中国政治心理学经历了起步阶段（1980~2004年）、迅速发展阶段（2004~2014年）与平稳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根据关键词聚类图谱发现，国内研究主要议题是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相关的实证研究颇为丰富，对政治态度和政治效能感的测量较为成熟和规范，而对政治认同的测量则较为杂乱。在研究对象及方法上，多以某地方性群体为主体开展问卷调查，或以一些现成的全国性调查数据为依据，但从微观个体角度的研究成果较少，深入访谈及文本分析较欠缺。与国外相比，国内研究议题相对狭窄，缺少对古今政治人物的心理描述以及对人际与群际关系的政治心理研究，引介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不能与中国政治现实很好地互动。

王倍倍博士详细介绍了俄罗斯政治心理学的基本概况与研究范式。其发展阶段主要有：早期阶段（1992~2000年），主要研究转型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转变；发展阶段（2000至今），主要研究政治社会化与政治认知。2000年，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心理学教研室成立，研究议题集中于政治精英心理特征、俄罗斯民族形成、国家认同、公民政治社会化等。主要课程有人格与政治、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现代俄罗斯政治身份的形成、政治家心理肖像方法等。

（三）政治心理学中的方法运用

方法是学术研究的工具。缺乏科学、完善和多元的研究方法，学者就无法进行高质量的研究，更谈不上推进学科的发展。游宇博士认为，在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中，多元方法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根据相应目标来选择合适个案。在个案选择策略上，以变量为导向的大样本统计分析，重在选择典型案例与异常案例；对于中等规模样本的定性比较分析，在定性比较分析后，可通过选择典型案例来实现因果机制的完整性，或者通过选取异常案例来实现因果逻辑的一致性。为了充分挖掘多元方法研究在因果推断中的潜力，需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跨案例研究与后续个案选择策略进行正确衔接，避免跳入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陷阱”。

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谢宇格博士阐述和反思了罗夏墨迹测验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应用。相较于传统自评量表而言，罗夏墨迹测验能够最大限度绕开心理防御机制与自我图式概念对真实主要人格的遮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被试的真实心理状态，进而更加准确预测被试行为。但由于罗夏墨迹测验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应用还存在一些理论和技术问题，需要我们在未来应用发展中就认知和情绪解释指标进行论证，对其解释指标与被测量心理因素之间的效度对接进行理论化与系统化研究，从而推进其理论应用。

二、政治心理学的前沿议题

与会学者就“政治人格”“政治参与”“政治认同”“政治信任”“群体政治心理与行为”等前沿议题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政治人格与行为

在政治人格的研究中，威权主义人格是一个焦点议题。马得勇教授对威权主义根源进行了实证分析。他认为，威胁问题伴随人类的演化过程，这是威权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演化论根源；事实威胁抑或是想象威胁都会激发威权主义由心理冲动变成行为；对于一个具有浓厚威权主义文化的国家来说，威权主义文化本身可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负资产；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文化建设和体制建设缺一不可。

李艳霞教授对现代犬儒主义进行了解析。她认为，我们可以从概念建构出发，遵从理论情景原则，以前人对犬儒主义的分析为基础，在社会心理、行为与文化的论域中，从思想溯源、本质挖掘与特征归纳三个层面对现代犬儒主义概念进行解析，搭建思想溯源-本质属性-外部特征为主线的多层次概念结构，以建立现代犬儒主义概念、结构与测量体系，全面研究现代社会的犬儒主义现象，深入探讨公众犬儒主义态度的影响因素，从而超越这一精神顽疾是当代知识界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议题。

此外，刘成博士对开放性人格与大学生公民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他认为开放性人格是预测公民参与行为的变量之一，但开放性人格的不同维度对公民参与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创造力、想象力、亲社会多样性倾向、公民参与变量的相关关系中，除开放性人格与公民参与不相关外，其他变量两两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开放性人格的大学生具有更高的亲社会多样性倾向，而高亲社会多样性倾向的大学生越有可能做出公民参与行为；在开放性人格影响大学生公民参与过程中，亲社会多样性倾向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二）政治参与的心理机制

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有哪些？参与给公众带来了什么？这些都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焦点议题。孟天广副教授认为，在政治生活中，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最大。对此,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互联网提供了政治参与的重要机会；二是认为互联网带来了去政治化。他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示范城市的建设为网民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网络娱乐在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而网络商业化则直接影响政治参与。政府互联网去政治化战略未能控制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民主效应。

郑建君副研究员实证分析了政治知识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一是政治知识水平的提升是个体向成熟政治人转变的重要途径，也是个体持续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在提升个体政治知识水平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培养一般性政治知识，更要加强对政治参与相关规则、程序的教育，以促进公民参与。二是要让每位公民平等享有改革开放发展成果以提升获得感，更要让大家感受到公平公正的社会参与氛围以增强安全感，进而提高个体对政治合法性的知觉水平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心理动能。三是对媒体使用影响效应的关注，不应局限于媒介传播形式与内容的差异，还应关注上述特征对媒介使用主体的认知、态度等主观心理因素的影响。

在政治参与行为中，选举是重要的途径。叶茂亮副教授以定量方式探讨了选举与幸福感之间关系。他提出，选举本身并不能提高村民的幸福感，而直接提名候选人则可以影响村民的幸福感。其影响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村民直接提名让村民有机会选到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村干部，村干部则通过帮村民致富、为村民说话、协调村民利益等方式；二是村民直接提名提升了公共产品支出占比，从而使村民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由村庄提供的生产服务、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益性服务。

（三）政治认同的形成逻辑

政治认同是政治共同体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认识、测量、塑造和巩固政治认同，长期以来都是政治心理学界关注的问题。王海洲教授认为，智能化时代是一个日常交叠的时代，日常工作与日常生活交叠在一起。他运用政治现象学与非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发现：日常交叠影响基层官员对“公共事务”和“政治精英/公务员”的深入反思，在错乱的时空观和多元的价值观之下，“公共事务”与“普通事情”无异，“公务员”沦为一种“谋生”职业。在可观察范围内，日常交叠冲突甚至损害了官员的伦理状态，影响官员对职业的认同程度。

政治稳定是一个国家繁荣发展的前提。边疆地区的稳定对中国的发展尤为重要。那么，如何为国家发展构建牢固的认同基础？薛洁教授认为，认同具有不同层次，既有属于国家层面的制度认同、政权认同、价值认同、身份认同、领土认同等，也有属于民族层面的族群身份认同。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在构建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不同层次之间实际发挥的作用，需要通过规范的调研设计与实证分析来认识与掌握。她指出，其研究的核心目的并不是强调民族认同，而是为了促进国家认同的构建；要通过考察政治符号的政治属性来探析其在构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中所做的贡献。

建构政治认同需要有历史思维，应注重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出有益的成分。常轶军副教授认为，“大一统”是描绘中国古今理想政治形态的核心符码，不仅凝聚了政治共识，也是对认同政治的理想追寻。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其内涵逐步演化为追求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政令等政治系统的和谐、一致和同一，具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以及政治认同功能。而要发挥其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中的作用，要以新的政治时间坐标来重塑政治认知和政治关系，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四）政治信任的本土机制

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以公众的信任与支持为前提。上官酒瑞教授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信任进行了结构性解释。一是将政治信任偏好性放在“前后”关系中去看。与其说政治信任出现了衰微，不如说是其发生、演化或修复、重构所需要的资源、条件、环境，在结构转换期发生了不适应、不协调或不匹配。二是要看到“上下”关系中政治信任的级差性。三是要看到“左右”关系中政治信任的聚合性。社会公众并未很好地区分政治制度、政策、党和政府，同时也不会区分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对制度和政策的信任就会聚合为对政治角色的信任，不信任制度和政策实际是不信任执行政策的人。

李艳丽教授则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吹笙挞鼓舞在瑶村治理中的作用。吹笙挞鼓舞以宗教、祭奠仪式等文化形式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作用。吹笙挞鼓舞是水滨瑶族形成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提升了村民信任，扩大了村民横向关系网络，提高了村民互动频率，拓展了水滨村向外的垂直关系网络，从而成为瑶村良好秩序形成的重要资源。

（五）群体政治心理与行为

不同群体的政治心理与行为在不同情境下有其自身特点。多位学者围绕该议题展开了探讨。熊易寒教授基于观察与实证分析对群体性事件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联系机制进行了解析。他发现，集体行动中抗争者与官员之间存在频繁放风现象。群体性事件走向具有不确定性，这对抗争者与政府官员来说是一种风险。而风险控制需要在不确定情境下构建一种信息沟通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放风”，它能提供能力信号、决心信号和信任信号，解决信息“双盲”问题。来自上级政府问责和公共舆论压力的不确定性，使得抗争者与政府官员之间产生了共谋动机，但要产生共谋行为，必须解决信任问题。

孔凡义副教授对上访者语言表达方式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与心理进行了分析。他在建构基于情、理、法三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语言文本分析发现：对于上访者而言，情的表达带有强烈的人格化色彩，须引起他人共鸣，包括悲情、愤怒与挫折感等三个方面；理的表达包括情理、公理、天理以及生存伦理；而在法的表达中，其利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依然较弱。在当前上访者的表达方式中，讲理偏多、情仅次于理、法非常少，这总体反应了中国人当前的文化心理结构。

严行健副教授分析了中国青少年网民的民族主义特征。他通过对弹幕文本的混合型测量，发现：在经济社会维度上，青少年网民对全球化问题不敏感，甚至是温和支持。在文化维度上，由民族危机引发的文化危机感所产生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弱化；民族主义情绪仍然存在，但由“惧外”发展为崇外/蔑外梯度；民族主义情绪仍然会在民族危机记忆事件中被唤醒；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更高的自信感，而对民族主义冲动则有一定程度的遏制。在情感维度上，在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基础上是理性的爱国主义；虽无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但出现一种“求赞”心态；自豪感与狭隘性交织，是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情感评价并兼有亚文化特征。

三、结语

伴随改革开放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中国的政治心理学经过近四十年的积累，无论是在人才培养还是研究成果上，都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但就学科发展而言，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成熟的学科。此次研讨会，为中国政治心理学的教师和研究者提供了交流平台，进一步明确了与会学者对中国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发展方向、教学活动的开展以及未来研究议程的设置等问题，并且在学术共同体建设、师资力量的培养与储备等方面形成了广泛共识，但也在具体的研究议题与方法上存在一定的争论。共识的形成与争论的存在，证明了中国政治心理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更表明了该学科发展的任重而道远。未来，政治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仍需学者具有现实关怀与理论抱负，关注中国问题，特别是要对相关领域问题进行本土化研究与探讨，从而为政治心理学乃至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刘伟、王柏秀，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地方政治研究中心（武汉市，430072）

（责任编辑：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