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得到世界不少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的普遍重视，成为当地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参考。发掘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历史中值得反复书写的内容。只有立足于文明互鉴、推动不同文明和合共生，才能通向习近平主席所期望的那种世界中国学。

11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这是他继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之后，又一次对中国学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主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这些重要论述为推动世界中国学发展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前进道路。

　“中国学”已成为真正意义的世界性学问 　　 

“中国学”是在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的场域中生成的学科，它原本专指国外研究中国的学问，其最初是以“汉学（sinology）”的形态出现，经过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等发展阶段。20世纪以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西方逐渐兴起，美国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逐步取代欧洲汉学并成为国外中国学中的主导范式。受学术传统影响，欧洲学者也会把对当代中国的专门研究纳入“汉学”范畴。在澳大利亚和西班牙，有的学者用“新汉学”的概念来提倡对现当代中国开展跨学科研究。但在中国大陆，学者们更多倾向于用“中国学”来统摄“汉学”和“中国研究”对应的学术领域。因此，才有“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的重要论述——它也包含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张的挖掘历史、把握当代的一贯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世界各国中国研究的力量开展调研，负责该项工作的孙越生研究员指出，到20世纪90年代初，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研究机构，国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队伍总数不会少于1万人，各类中国研究机构（含高校、智库、政府研究部门）不少于1000个。但是，上述机构和人员主要集中在美、俄、日、英、法、德等国家。到了20世纪末，这种状况发生了重要改变，将中国作为专门对象来开展研究，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的学术事业。在中国研究长期几乎形同空白的非洲，也开始出现一批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相映照，新兴国家的中国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例如，在拉美地区，截至2019年该地区的中国研究相关机构已有66家。成立于2017年年底的“巴西中国问题研究网络”，成立不到3年就吸收了超过300名成员。这些新兴国家的中国研究更多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例如怎样在科学、技术、高等教育等知识密集型领域缩小与西方强国的差距，进而提炼出对本国的借鉴或启示。“中国研究”作为一个知识领域，随着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愈发显示出其重要影响。

　“中国学”正在从“外国学”变为“中外互鉴之学” 

以Sinology、Chinese studies为代表的中国学，其本质是外国学，也就是外国研究中国的学问，如已故著名学者严绍璗先生所言，“‘国际中国学’首先不是‘中国的学术’，而是研究者所属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的一种表述形式”。近代以来，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是一种非对称模式，一个时期以来主要是中国引进和吸收西方的先进知识。当然，西方学术的知识优越性在20世纪已经发生明显动摇。《世界社会科学报告（1999）》中就提到，“到了20世纪末，国际上只存在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模式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从60年代后期开始，号称放诸全球而皆准的这种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开始丧失其霸权”。

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在逐步上升。这种意识同样在各国新兴的中国研究中得以展现。在印度，学者们开始认识到，主要依靠英美国家的成果来了解中国而不发展其自身认知中国的能力，“将令有关中国的讨论陷入种族主义、无知和嫉妒的漩涡”；在非洲，学者们也有意识地努力摆脱西方中国研究的影响，从反思开始重建属于本国的中国知识。可以说，今天已成为世界性学术议题和领域的中国学，正走出“西方中心主义”而走向“学术多边主义”。为了积极响应这种新的趋势，2004年上海开始举办世界中国学论坛，推动各国中国研究的平等交流对话——首届论坛的主题就是“多元视野下的中国”，上海社科院在近20年的承办过程中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无独有偶，2007年，首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主题则是“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

借用本届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之一的韩国延世大学教授和湖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白永瑞提出的一个概念，世界中国学论坛（大会）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现场”。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中国学研究的意义在于跳出中国看中国，跳出东亚看中国。”从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到逐步升级而来的世界中国学大会，中国所期望的那种不同国家的中国学平等对话、相互砥砺以形成新的中国研究范式的愿景，正在日益成为现实。

促进世界中国学发展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 

延续千年丝绸之路，将中国器物、中国技艺传至世界，客观上起到了加速人类文明演化进程的作用。16世纪利玛窦等人开启的传教士汉学传统，将中国知识、中国智慧传递到欧洲，用一盏明灯点亮另一盏明灯，为欧洲的启蒙思想运动开辟了道路。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得到世界不少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的普遍重视，成为当地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参考。发掘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历史中值得反复书写的内容。

既往中国学在异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器”的层面：或是以中国为他者、为对象，“揽镜自照”发现自身的不同，催生出优越或不足的比较意识；或是以中国为变量，考察中国和中国人带给自身所处区域、社群的影响。这样的中国学，可以为研究者的母国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但绝难实现“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只有立足于文明互鉴、推动不同文明和合共生，才能通向习近平主席所期望的那种世界中国学。这种形态的中国学必须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摆脱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局限，持续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态度，放眼世界研究中国；这种形态的中国学，有必要充分体察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深刻联系，在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理解中国，而不是将汉学与中国研究的成果相互割裂。最后，这种形态的中国学，致力于发掘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在具体的课题中倡导共同价值、推动共同进步，在呈现和而不同的基础上追求和衷共济，从而实现为世界文明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的宗旨。

（作者唐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化发展促进中心国际合作研究部主任，黄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